读者2005精华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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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地区，其中一些人来回迁移十几次，生活变得一贫如洗。据记载，曾有水利
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的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
你们”。
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公开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充满壮志豪情的领导人们一心
一意要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的梦想。在这种一边倒的极端气氛下，
负有责任的专家大员们不敢面对现实，直抒己见，个别的甚至曲意逢迎，企求腾
达。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坚持科学见解的人非常之少，黄万里的反对之声就显
得格外刺耳。
惟一的反对者
在１９５５年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许多专家都对苏联专家提出
的规划交口称赞，惟有黄万里发言反对。他当场指出：“你们说‘圣人出，黄河
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０日，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在京召开，此时三门峡水利
工程工地已在筹建中。
在讨论会上，三门峡工程的“主上派”与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展开
激烈争论。
“主上派”们描绘的是建高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的美妙图景，而黄万
里说，在这个淤积段上是不能建坝的。否则黄河下游的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
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
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他指出此
坝修后将淤没田地，造成城市灾害。
当时出席会议的专家大多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黄万里孤身舌战。争辩七天
后见无效，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
来可以设闸排沙。这个观点被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
把六个底孔都堵死了。上世纪７０年代，这些底孔又以每个１０００万元的代价
打开。
黄万里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的分析和预见，从工程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
了。三门峡水库１９６０年９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
两岸受灾农田８０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西安受到严重威胁。到了５０年后
的今天，黄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１９７２年黄
河开始断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已每年断流平均１００多天。
旅居德国的水利工程师王维洛曾在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纪念黄河三
门峡工程建成四十周年》中算了一笔账，三门峡工程总结算时耗资达４０亿元，
相当于４０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而之后改建费用和因之受灾的地区所遭受的
经济损失更是一个谁都无法估量的数字。
右派２２年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
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
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小说《花丛小语》。在这篇３０００多字的小说里，黄
万里通过包括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一些事件，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
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在看过《花丛小语》后，一次，遇见黄万
里的父亲黄炎培，很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们家里也分左、中、右啊。《花丛小语
》里把实行百花齐放政策和国内形势描绘成春寒料峭，雨声凄切，静悄悄，微言
绝。这是什么话？”之后，《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展开了对黄万里的
批判。黄万里的右派命运注定。
１９５８年黄万里被正式定为右派，工资从二级教授降至四级教授，从此开
始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大转折。
但即便如此，黄万里也没有为自己的言行后悔。三门峡工程败象已露时，国
家领导人曾通过黄炎培示意给黄万里，如果他写个检讨，就可能把他右派的帽子
摘掉。黄万里不但没有检讨，还给领导写信质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有人说，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黄万里１９
３５年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１９３７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
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
２６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
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可以说无论在学历
上还是在经验上，国内很少有人能达到黄万里的水平。即便在进入高校教书之后，
他也表现出了非常杰出的科研能力。在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５７年的近四年时间里，
他完成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７日去世。他的子女评价他，“他只说真话，不
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对于学术观点是如此，对于政治观点也是如
此；对于有利于自己的事如此，对于不利于自己的事也如此。”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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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和农民聊矿难
作者：曾颖
那天，我和电视台一位记者出去采访一个带着伤残老公出嫁的女人，这种题材虽然做得多了，但做起来很顺手并且很安全，因而是酷暑天最轻松不过的活儿。 我们的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司机一脸痛苦钻下车底去修理，我们在车里坐着，眨眼间就被烘得全身流水。有眼灵的人看见前面有两间茅草屋，屋前枝繁叶茂的树投下的一片荫凉像个美丽的女子一般冲我们抛着媚眼。这使得我们一行人三步并做两步，像一块块炽热的炭，从炉中冲入水中一般地冲进那片绿荫。 树荫下放着几块石头和一把竹椅，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农正在那里编晒席，看得出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在他身后不远处，他的妻子正在宰猪食，刀砍在木板和菜叶上空空的响。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除了斑驳的泥墙显得比别的农家更贫穷以外没有任何异样，两位老人见我们来了，也没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很狐疑地看着我们，好像想问什么，但又什么都没问。 我们自作主张地坐下，主动和老人套近乎，说说天气和今年收成之类的话，这些话使老人对我们放松了戒备，停下手中的活，叫老伴给我们倒水喝。 不一会，太婆端着两个身体有点残疾但还算干净的碗出来了，碗里盛着散发着清凉气的凉水。她端水的手像是石头刻成的一样，上面有很多很黑的裂纹，裂纹里累积了多年来艰苦劳作的痕迹。 有了水，有了树荫，我们自然轻松起来，开始聊天。从拉丹袭击美国到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一直聊到前两天吉林发生的矿难，有二十几个四川民工困在井下。 我发誓我们聊天纯属信马由缰，没有什么目的。但我却看见一直埋头干活的老农民停了下来，手中的竹刀开始颤抖。这时，他的身后，他白发苍苍的妻子轻飘飘地倒在地上，手中的刀很清脆地响了一声。 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有人说老人是中暑，赶紧掐人中，有人则想起自己采访包里还有藿香正气液，赶紧去拿。大家手忙脚乱一通忙活也不见效，有人提议赶紧送医院。 幸好，汽车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修好了，乡卫生院离得不远，十几分钟就到了。医生乡里乡亲的也算熟人，对老人的病似乎也很有把握，半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过来了。忙活完的医生一面洗手，一面对我们说：这老婆婆经不起刺激。 “我们自己聊天，没刺激她啊！”我们感到很委曲。 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 不就是本拉丹阿拉法特吉林煤矿埋了二十几个人吗？ 医生把眼镜一扶说：这还不算刺激？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打工，也不一定就是啊！ 医生一脸正色地说：你想想，你们这一路人，又是摄像机又是采访车的，莫名其妙地就进了她家，还矿难矿难的，这年头，她们能捞着被采访的机会恐怕就只有家里人在外面死了，你想想吓不吓人啊？ 我们还是有点迷糊，说：老人的儿子在吉林打工吗？ 医生说：这倒不清楚，我上次抢救她时，好像是她听了广西出矿难的消息。我们这里通讯不方便，后生们出去打工，都像树叶一样，飘到哪是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矿难都会让他们的家人心惊肉跳。 听了医生的话，我们感到震惊和惭愧，在用车送老人回家时，我们拍着胸口向毛主席保证，我们只是路过她家讨口水喝的，跟他的儿子们没有任何关系。 老人眼里空空的点头表示相信。 我们眼里湿湿的踏上了归程。在路上，我们几个发誓，从此不再在农民面前聊矿难之类的事……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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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岛的光荣
作者：张宏杰
类似中日之间钓鱼岛这样的争端，在韩日之间也在不断上演。
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２００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
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
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１９５
３年５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
修建起了标志物。
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２３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
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
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
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
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备对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
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
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３４名警察，
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
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
每个人都知道韩国的崛起和繁荣离不开日本，韩国和日本还同属美日韩军事
政治同盟。可是韩国人从不掩饰对日本的仇恨，在对日关系上从来不会因为顾全
大局而做任何让步。他们对死不认错的日本人的愤怒，从来是点火就着，怎么激
烈怎么来。日本那边在历史问题上稍稍做一点手脚，韩国这边立刻就烈火燎原，
吼声振天。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２０名身披国旗的韩国青年聚集在汉城的“独
立门公园”，大声抗议后用刀把自己的小指头剁下，装在信封里寄往日本驻韩国
大使馆。九名韩国人集体绝食，要求日本人道歉。韩国政府立刻采取最为强硬的
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与此同时，无数韩国人上街烧毁日本国旗，开展抵
拷制日货行动。１９９２年，韩国外长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庭
进行赔偿，韩国政府并为此成立了解决该问题的专门班子。
按照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些举动都属于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属于给
两国关系制造麻烦，都是不理智、不沉着、不智慧，势必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大
局，势必损坏日韩经济贸易关系，到头来害了自己。
奇怪的是，韩国人的刚烈居然没有影响韩日关系的“大局”，日本人频频向
韩国人示好，日韩经贸关系飞速发展。早在１９９５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达
４８５亿美元。两国还一起举办了世界杯。
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１９９２年，
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３天里，先后８次表示谢罪。１９９８年，韩国
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
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
然而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正式向韩国以外别的国家就历史上的侵略行径
正式道过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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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禁令”
作者：文志传
华人在自己的祖国聚会，用什么语言交谈？这也许是个毫无疑问的常识问题。谁不知道华人同文同种讲汉语？
然而怪事偏偏就出在同种不同文，华人在华开会竟然“禁说”华语。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聚集的学界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人申请用中文做报告未获准许，只好用不熟练的英文演讲，致使论文原意不能充分表达。一位与会学者认为，大多数报告用中文完全可以讲清楚，而且更容易被听众理解。即使考虑到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的需要，至少可以采用中英文双语，但这些要求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而拒绝。大有非熟练英语者不得发声的意思。
组织者所谓“国际惯例”，如果不是故意蒙人，就是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6种，汉语乃是其中之一。倘说“国际惯例”，至少应该是包括汉语在内的6种工作语言同时使用。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增强，外国学汉语的人与日俱增，汉语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的特征已经显现，我们为什么还要崇拜英语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令人敬佩的是丁肇中教授，他不顾“禁令”，坚持以中文作报告。丁教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当他荣获诺贝尔奖发表演说，却用汉语。他说，汉语是他的母语。这一次，丁肇中在用汉语表达学术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超越物理意义的文化情感。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国，但无论相隔多远，差别多大，他们以通用的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形成和巩固之基础。丁肇中教授此举，令人尊敬。
我们的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