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5精华版-第1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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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的教室一下沸腾了，孩子们都认真回忆起来，争先恐后报出了自己上学所需的时间：最远的要一小时，最短的也有半小时。
“好，”我暗想路程并不是太远，微笑着说，“来了就要好好学习！”
那天我一口气为孩子们上了七节课，虽然累得快趴下了，可我还是很开心，因为孩子们很好学，他们明亮清澈的眼睛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
放学时，我想，等孩子们一走，学校就冷清了，山里头，除了山还是山，不如趁天色还早，把孩子送回家去，顺便可以家访，摸摸学生的情况。
我问：“刚才谁说自己上学只需要半个小时呢？”
“老师，是我！”一个个子不高的小女孩站了起来。
“今天老师送你回家，顺便去你家看看。”我说。
“老师，我……”小女孩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泛红的脸上写着惊慌。
我笑了，安慰小女孩说：“我知道学生都怕老师家访，放心，老师不会说你坏话的！”一句话逗得全班同学都笑了。
路上，小女孩在前面带路，我问她喜不喜欢读书？她点点头，小声地说喜欢。聊开了，她告诉我，说她回家后还要拔草，喂猪，照顾弟弟。我听了，心里酸酸的，才12岁的小姑娘，却承载了这么多家庭重担。
天色开始暗下来，我不止一次看表，从出发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她家怎么还没到？我每次问小女孩，她总是小声地说就在前面。
终于，天即将黑了，我很严肃地问小女孩：“你不是说上学只要半个小时吗？现在我们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还没到，你怎么能对老师说谎呢？”
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小声回答：“我每天是跑着来学校的！”
跑着来的？我感到空气一下子凝固了，我没有想到，山里孩子所说的半个小时是跑着来计算的。
小女孩没有再让我继续送她，而是自己撒腿跑了，一边跑一边喊：“老师，回去吧，你放心，我家就在前面！”
我的眼睛潮湿了，这个斜挎着旧布包奔跑的小女孩单薄的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4期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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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前的爱情
作者：裘山山
我一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开始讲这个故事。
无论从什么地方讲，都有一种痛在心里搅动。
44年前，1961年，有一个叫马景然的高中生，考入了解放军西安炮校，成为一名女兵。她很开心，不仅仅是穿上了军装，还因为她的恋人也和她一起考入了炮校。或者反过来说，她是跟她恋人一起参军的。恋人叫任致逊，其父母和她的父母是好朋友，两家都是抗战干部，关系很好，他们从小认识，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到部队的第二年，就赶上西藏部队招收外语干部，从他们学校挑选一百名学员进藏学外语（学校开设了英语、印地语、尼泊尔语等专业）。任致逊被选上了，马景然得知后也坚决要求去。领导考虑到他们的特殊情况，也特批她加入了进藏队伍。这样，马景然成了那支队伍里唯一的女兵。
年轻的队伍从西安出发，坐火车到兰州。在兰州，他们与从北京选来的另一百名高中生汇合了，马景然就成了二百个学员里唯一的女兵。然后他们又从兰州出发，到格尔木，再从格尔木进拉萨。一路上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步行，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到拉萨后，正赶上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学习的事自然推后，他们全部投入了工作。
仗打完后，他们前往建在西藏扎木的西藏军区步兵学校，在那里读书学习。马景然是学校里仅有的女学员。他们在扎木度过了三年时光。尽管有种种的不便和困难，但对马景然来说，那三年是她最安宁最幸福的三年；守在爱人的身边，潜心读书。
1967年他们毕业了，因为成绩优秀，两个都留校当了教员。我相信这其中也有领导的一片心意，想让他们在一起。于是他们打算马上结婚。从1961年进藏，他们已经等了六年了，实在该结婚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1967年10月，亚东方向发生了炮战，两人将婚期再次推后，前往部队参战。任致逊直接去了亚东前线指挥所，马景然在军区联络部工作。分手的时候他们重新约定，等这次战事结束后，就结婚。
可是——又一个“可是”，我怎么也逃不开这个可是——任致逊到亚东没多久，就壮烈牺牲了：一发炮弹直落他所在的指挥所，他被击中腰部，当场牺牲。与他一起工作的另外两名同学，一名牺牲，还有一名重伤。上级将这一噩耗告诉马景然时，怎么也不忍心说任致逊已经牺牲，只说负了重伤，正在抢救。马景然焦急万分，恨不能立即飞到任致逊的身边去。
部队马上派了辆车，送她去亚东。车是一辆老式的苏联嘎斯车，一个干事陪着她，急急的上了路。从拉萨出发，过羊八井，再翻越雪古拉山，然后下山，然后到了一个叫大竹卡的地方。
就在那个叫大竹卡的地方，他们的车翻了！马景然因为一路悲伤哭泣，完全没注意到车子发生意外，她坐在后面，即一头栽到前面，额头撞到车前玻璃窗的铁架上，血流如注，当场牺牲。
我听到这里时，惊得目瞪口呆。心痛、心疼不已。
在马景然的二百个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认识的王将军，是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我听的。王将军已经退休，他曾在日喀则军分区当过五年的政委，每一年，他都要去为他们两人扫墓。每次扫墓，他都会生出一个强烈的心愿：如果能把两人的灵丘合葬在一起该多好。他们那么相爱，那么想在一起，生不能如愿，死后也该让他们如愿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王将军说，他的心愿一直没能实现。他只是将两上的陵墓进行了修缮。
王将军的心愿也成了我的心愿。我把这个惨烈的爱情故事，讲给了一位仍在西藏任职的大校听，大校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在日喀则任现职的另一位大校听。那位大校被感动了，说，我去办。
一周后，我终于等到了回复。出乎我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现将日喀则民政局的信抄录在这里：日喀则地区烈士陵园现葬有1967年10月在亚东炮战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任致逊和其在同一部队服役的女友马景然（在大竹卡翻车事故中牺牲）的两位灵丘。根据其战友意愿，现要求将两个灵丘合葬在一起。经我局了解，合葬一事既不符合国家规定，同时又将违背当地的民族风俗。故不适宜掘墓合葬。 2005年7月22日
无论怎样，民政局的同志是对的。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王将军，王将军也这样说。仔细想想，我们提出的要求的确不妥。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而且那是烈士陵园，又不是其他墓地，怎么可能随意掘墓合葬呢？我们只从感情出发了，没考虑周到。
当然，我们也没错。
爱不会错。他们相爱。我们爱他们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越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风沙、人世沧桑后，依然鲜活。
我知道他们至今仍彼此相爱着。
你也知道。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4期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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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需要什么样的土壤
——《结束星北档案》随想
作者：邢小群
一
天赋之高，束星北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性格之强，束星北在中国知识界也无出其右。
束星北早年考进堪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又加入加州大学学习物理。他的人生选择是非常认真的。革命时代，他也曾激情澎湃过，加入美国共产党，到苏联考察；但走了十几个国家后，他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随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惠特克和达尔文学习基础物理与数学。一年后，他已《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得艾丁堡大学硕士学位。1930你那2月，又惠特克和达尔文推荐，他又带剑桥大学是从著名天体物理学家艾丁顿博士（爱丁顿利用全日食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地位才从此确定下来）。束星北参与了爱丁顿对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而这个方程被物理学界称为：用最简练的文字概括出一副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1930年8月，已显露才华的束星北被推荐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和数学助教，是从著名的数学家斯特洛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经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回国结婚，再也没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来，得诺贝尔奖也未可得知。
当然，束星北在祖国的故土，也有一段属于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聘了许多国内一流的教授。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钱宝棕；物理学家：王琻昌、束星北、卢鹤柭、王谟显、何增禄、祝福金；生物、植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1944年，李约瑟到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访问，将该校誉为“东方剑桥”。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其中，束星北、王琻昌等人的五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带回英国，在《自然》杂志上发表。
他的学生徐良英说，束星北讲课既不用讲义，不指定参考书，黑板上也没有可供学生抄录的提纲。他是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从大家所熟知的现象，来阐明物理理论和思想。束星北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以启发、引人深思的方式，着重、深入的讲透基本物理理念和原理，使学生能融会贯通的理解整个理论框架。”书中介绍了束星北不同时期的学生上课的感受：束星北讲课能把学生带到广阔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样的辉煌。包括它与王琻昌德在学术讨论会上的唇枪舌剑的争论，都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和李政道一样，不少学生就是因为听了他的一两节课，就改变了自己的专业方向。竺可桢时代，浙江大学群星璀璨，束星北是当时公认的最为杰出的代表。他的学生程开甲院士（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开拓者之一、中国核物理实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认为：那个时代，像束星北这样集才华、天赋、激情于一身的教育家、科学家，在科学界是罕见的。
束星北与王琻昌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物理与实验物理学的大师。同时，他们也造就了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吴健雄、李政道。1937年世界物理学家波尔受竺可桢之邀，到浙江大学作学术报告。波尔回国后不断有中国的师生向他请教如何学物理、如何出国深造。波尔说，你们有束星北、王琻昌这么好的物理学家，为什么还跑到外边学习物理呢？
但是束星北太认真，认真到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颤。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因为他从国外不但学到了科学理论，也学到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他的导师爱丁顿博士就是一个喜欢争论，欣赏争吵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认为他的身上有一种霸气。50年代初，也是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的站在一边。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束星北眼中的“过去的大学”，当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的大学，是竺可桢时代的大学。那时的大学能够包涵像束星北这种个性鲜明、棱角分明的人，使他黑白分明、刚正不阿、心口一致，见不得不公与黑暗的品质在那个社会也有生存的空间。比如，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名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他的正直，源于自己的判断。他不愿参与政治和政党打交道。但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抗战后，又拒绝国民党迫他入党的要挟，让学生讲义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遭遇到囚禁。他说：“我不认为，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在革命与不革命之外，还有林格塞一条道路，还有第三条道路。”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中，因为苏步青教授受到侮辱，熟束星北气愤至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印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罪魁。当有的人诬陷他有经济问题时，他写挑战书，让对方向自己道歉或公开辩论。镇反时，他的学生被捕，别人不敢说话，他又为自己的学生鸣冤叫屈。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一直他的仗义称为“肃反”、“扩大化”时人们的SOS求救信号。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应该收敛他的个性棱角。
二
但是，一个具有刚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个刚性更强的体制。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琻昌的邀请到中科院搞研究，在那个科学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许不那么扎眼；或者说，在那个科学气氛浓些的地方，他能逃过一些劫难？1957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从束星北当时考虑，科学院那地方也不容乐观。束星北之所以没有去，是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让他看着不舒服。1952年，他选择了在山东大学任教。此时的山大也已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从文、游国恩；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童第周的“过去的学校”。
很快，束星北在山东大学的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也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的全家都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有什么用？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在山东大学，他遇到了有信念共产党人花岗，花岗使他与生物学家童第周、教育学家吴有恒、文学家陆侃如、冯沅君有着同样好的教授待遇。但他，并不买账，一开始就与花岗的辩证唯物论干了起来。花岗认为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星北却坚持，自然科学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尽管如此，花岗并没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直到花岗车成为“胡风集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