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2005精华版-第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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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请老人坐下，看了看他的病历。心想，如果按照病历，老人应去找另一位大夫拆线，但那至少得等一个小时。出于对老人的尊重，正好当时我有一点空闲时间，我就来为老人拆线。我拆开纱布，检查了一下老人的伤势，看到伤势基本已经愈合，便小心翼翼地为老人拆了线，并为他敷上一些防止感染的药。在治疗过程中，我和老人攀谈了几句。我问他是否已经和该为他拆线的大夫约定了时间。老人说没有，他知道那位大夫9点半以后才上班。我好奇地问：〃那你还来这么早干什么呢？〃老人不好意思地笑道：〃我要在9点钟到康复室和我的妻子共进早餐。〃
这一定是一对恩爱的老夫妻，我心里猜想，话题便转到老人妻子的健康上。老人告诉我，妻子已在康复室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她患了老年痴呆症。谈话间，我已经为老人包扎完毕。我问到：〃如果你去迟了，你妻子是否会生气？〃老人解释说：〃那倒不会，至少在5年前，她就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
我感到非常惊讶：〃5年前就已经不认识你了？你每天早晨还坚持和她一起吃早餐，甚至不愿意迟到一分钟？〃老人笑了笑说：〃是啊，每天早上9点钟与我的妻子共进早餐，是我最重要的一次约会，我怎么能失约呢？〃
〃可是她什么都不知道了啊！〃我几乎脱口而出。
老人再次笑了，笑得有点甜蜜，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两人恩爱无比的甜蜜日子里，老人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她的确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了，但是，我却清楚地知道她是谁！〃
听了老人的话，我突然想掉眼泪，我心中默想：这不正是我和很多人一生都在期望的那种爱吗？真正的爱，未必浪漫，但一定是真挚的；真正的爱，在自己心间。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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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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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父亲的故事
作者：范春歌
十年前，我曾在长途车上目睹过这样一幕。那一天，我从瑞丽乘车往西双版纳。这种滇南最常见的长途车，途中常常会搭载那些在半路招手的山民，因此开开停停，颇能磨炼人的耐性。好在旅行中的人大都不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正好悠悠地随车看风景。
将近黄昏的时候，途中上来一位黑瘦的农民，两手牵着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虽然父子三个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路面坑洼不平，站在过道上的两个男孩显然不是经常乘车，紧张地拽住座位的扶手，小脸蛋涨得通红，站得笔直笔直。不一会儿，他俩更害怕了，因为父亲在买车票时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父亲怯生生地但显然不满地问司机，短短的路程，票价为何涨成了五元钱？他说往日见过带孩子的乘车人，只掏两元就可以。司机头也不回“我说多少就多少！”。父亲仍然坚持“你要说出个道理”。司机回头扫了他一眼，恼怒地吼起来：“不愿给就滚下去！”车门随之砰地打开了。
两个男孩恐惧地转拽紧了父亲的衣角，父亲拉着孩子的小手要下车，但车门又关上了，车继续朝前开去。司机骂咧咧地催促农民拿出五元钱买票，仿佛在喝斥一头不驯服的牲口。两个男孩因为父亲遭受的羞辱而感到害怕。在幼小的心灵里，父亲一向像座大山，而此时却像棵随时能被人拔起的小草，他们不明白这种力量来自何处。
这是乡间山路上的长途汽车里常见的镜头，保持缄默的乘客们往往因为在路上，宁少一事而不愿多一事。我得承认，因为路途还长，我也如此。
这种事结局往往是农民屈从。
但这位农民不。他轻轻地拍了拍胆怯地缩进他瘦小的怀里的两个孩子的头，眼神虽流露出一个父亲在儿子们面前遭受旁人羞辱时的疼痛，但他平静却坚定地告诉司机“我只会按公道付你两块钱”。司机不理睬。不久，到了父子三人下车的地点，司机却加大了油门开了过去，汽车在他手下仿佛变成一头狂暴的公牛。
两个男孩惊惶地望着父亲，眼泪快要夺眶而出。我终于忍不住了，愤怒地走到驾驶室：“够了，你必须停车，他带着孩子！”
车又长长地滑行了一段，停住了。农民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两元钱递给了司机，脸上是不容置疑的神情。司机看了他一眼，沮丧地接过钱扔到驾驶台上。
农民带着孩子下了车，两个儿子一左一右地簇拥着父亲瘦小的身躯，充满尊严地往回走。儿子们的脸上此刻写满骄傲，为父亲的胜利。
那一刻，我的鼻头有些发涩，因为感动。我感慨万端地目送滇南山区的父子三人欢快而尊严地大踏步地走在大路上，尽管一场风波延长了他们回家的路。
我相信若干年后，孩子们将发现它更是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胜利。试想，在孩子心目中最具权威的父亲受到欺负，而且父亲又在屈辱中向不公正低头……那么，一个父亲的尊严将被彻底亵渎，一个社会的尊严同样会大打折扣。
那位农民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父亲之一，而生活中也不乏让父亲伤心的怯懦的儿女。
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年校园翻建校舍。下课后趴在教室的走廊上观看工人们忙碌地盖房子，成为我在枯燥的校园生活中最开心的事。班上的同学渐渐注意到，工程队里有一位满身泥浆的工匠常常来到教室外面，趴在窗台上专注地打量我们，后来又发现，他热切的目光似乎只盯着前排座位上的一个女孩子。还有人发现，他还悄悄地给她手里塞过两只热气腾腾的包子。
这个发现把全班轰动了，大家纷纷询问那个女孩子，工匠是她家什么人？女孩红着脸说，那是她家的一个老街坊，她继而恼怒地埋怨道“这个人实在讨嫌”，声称将让她的已经参加工作的哥哥来教训他。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严重，很快报告了老师，但从老师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令人吃惊，那位浑身泥浆的男人是她的父亲。继而，又有同学打听到，她的父亲很晚才有了她这个女儿，这次随工程队到学校来盖房子，不知有多高兴。每天上班来单位发两个肉包子做早餐，他自己舍不得吃，天冷担心包子凉了，总是揣在怀里偷偷地塞给她，为了多看一眼女儿上课时的情景，常常从脚手架上溜下来躲在窗口张望，没少挨领导的训。但她却担心同学们知道父亲是个建筑工太掉份。
工期依然进行着。有一天，同学们正在走廊上玩耍，工匠突然跑过来大声地喊着他女儿的名字，这个女同学的脸色骤然变得铁青，转身就跑。工匠在后面追，她停下来冲着他直跺脚：“你给我滚！”工匠仿佛遭到雷击似地呆在了原地，两行泪从他水泥般青灰的脸上滑下来，稍顷，他扬起了手，我们以为接下来将会有一个响亮的耳光从女孩的脸上响起。但是，响亮的声音却发自父亲的脸上，他用手猛地扇向了自己。老师恰恰从走廊上经过，也被这一幕骇住了，当她扶住这位已经踉踉跄跄的工匠时，工匠哭道：“我在大伙面前丢人了，我丢人是因为生出这样的女儿！”
那天女孩没有上课，跟她父亲回家了，父亲找女儿就是来告诉她，母亲突然发病。
不知为什么，那年翻修校园的工期特别长。工匠再也没有出现在校园里，女孩也是如此，她一学期没有念完就休学了。有一次，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工匠，他仍然在帮别人盖房子，但人显得非常苍老，虽然身上没有背一块砖，但腰却佝偻着，仿佛背负着一幢水泥楼似的。
儿女对父亲的伤害是最沉重的，也最彻底，它可以让人们眼中一个大山般坚强的男人霎然倒地。同样的道理，儿女的爱和尊重，能让一个被视为草芥的父亲像山一般挺立。
下面这个故事是已经干媒体的我从同行的采访中了解的：
新生入学，某大学校园的报到处挤满了在亲朋好友簇拥下来报到的新同学，被送新生的小轿车挤满的停车场，一眼望去好像正举行一场汽车博览会，学校的保安这些年虽然见惯了这种架势，但仍然警惕地巡视着，不敢有半点闪失。
这时，一个粗糙的手里拎着一只顔色发黑的蛇皮袋、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出现在保安的视野中，那人在人群里钻出钻进，神色十分可疑。正当他盯着满地的空饮料瓶出神的时候，保安一个箭步冲上去，揪住了他的衣领，已经磨破的衣领差点给揪了下来。
“你没见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要捡破烂也该改日再来，不要破坏了我们大学的形象！”
那个被揪住的男人其实很胆小，他第一次到宜昌市来，更是第一次走进大学的校门。当威严的保安揪住他的时候，与其说害怕不如说是窘迫，因为当着这么多学生和家长的面，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这时，从人缝里冲出一个女孩子，她紧紧挽住那个男子黑瘦的胳膊，大声说：“他是我的父亲，从乡下送我来报到的！”
保安的手松了，脸上露出惊愕：一个衣著打扮与拾荒人无异的农民竟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错，这位农民来自湖北的偏僻山区，他的女儿是他们村有史以来走出的第一位大学生。他本人是个文盲，十多年前曾跟人远远地到广州打工。因为不识字，看不懂劳务合同，一年下来只得到老板说欠他８百元工钱的一句话。没有钱买车票，只得从广州徒步走回湖北鄂西山区的家，走了整整二个月！在路上，伤心的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三个儿女都读书，还要上大学。
女儿是老大，也是第一个进小学念书的。为了帮家里凑齐学费，她八岁就独自上山砍柴，那时每担柴能卖五分钱。进了中学后住校，为节省饭钱，她六年不吃早餐，每顿饭不吃菜只吃糠饼，就这样吃了六年。为节省书本费，她抄了六年的课本……
她终于实现了父亲的也是她的愿望，考上了大学。父亲卖掉了家里的五只山羊又向亲朋好友借贷，总算凑齐了一半学费。父亲坚持要送女儿到大学报到，一是替女儿向学校说说情，缓交欠下的另一半，二是要亲眼看看大学的校园。临行时，他竟找不出一只能装行李的提包，只好从墙角拿起常用的那只化肥袋。
他绝对想不到会在这个心目中最庄严的场合被人像抓小鸡似地拎起来。当女儿骄傲地叫他父亲，接过他的化肥袋亲昵地挽着他的胳膊在人群中穿行的时候，他的头高高地昂起来那是一个父亲的骄傲，也是一个人的骄傲。
报到结束了，还有些家长在学院附近的旅馆包了房间，将陪同他们的儿女度过离家后的最初时光。但他不能，想都不敢想。他一天也不敢耽误返程的时间，而且他的路比别人都要遥远，因为他将步行回到小山村。
不过，这一次步行，他会比一生中的任何一次都要欢快，他知道能买得起一张硬席车票的日子已经近了……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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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兄，革命就是生活
作者：南方朔
20世纪的神人偶像
1967年10月9日，在近代革命史上，乃是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就在这一天，近代最伟大的传奇革命英雄格瓦拉英烈而亡，死时年仅39岁。
而格瓦拉最后的那几天，过得实在非常凄厉。当时他所带领的游击队，在玻利维亚和美国联手，实施高科技式坚壁清野的围剿战术下，已愈打愈少。到了10月初，只剩下16人而已，最后被围困在一处叫做“无花果树”的北面山脊。10月8日，玻利维亚军队展开攻击，格瓦拉在还击时，他的卡宾枪被击中，右臂也被击中，由于失去了反击能力，只得投降被俘，时在当天下午4时左右。同时被俘的还有两名他的战友。
格瓦拉被俘后，玻利维亚军方以及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罗德里古兹立即展开侦讯，但他拒绝做任何答复。而同时，他被俘的消息也立即被呈报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总统达仑多斯立即邀集了陆军将领和美国中情局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结论是不能让格瓦拉活着受审，否则他一定会在法庭上借机鼓吹革命。于是，立即把他处死的命令传送到前线，10月9日下午4时许，即他被俘后整整24小时，一个士官进来，对他的手脚进行射击，当时是希望把他弄成伤重不治的模样。但很快的，他们觉得这太麻烦，干脆直接杀死。于是几个士兵进来，对他一阵射击，格瓦拉当场死亡。后来被证明，他当时一共挨了9枪，有两枪是打中致命的要害。而就在格瓦拉被射杀的同时，另外两名被俘的战友也被立即处决。
那些人，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射杀他之后，搭乘直升机返回首都拉巴斯，而格瓦拉的遗体则被帆布包裹，用另一架直升机送往陆军总部所在地的瓦诺果安德市。他的遗体首先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验明正身，美国中情局人员全程参与监控。当时全球主要媒体的记者都闻风而至。于是在检验完毕后，用了很短的时间让摄影记者拍照。玻利维亚的军方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定没有想到，让格瓦拉的遗体被拍照，已替20世纪创造出一个具有耶稣形象的受难英雄。
因为，格瓦拉的遗容，实在太奇迹了。他躺在担架上，上身裸露，躯体瘦削无比，仿佛正对世界的不义做着最后的指控。而他长着胡须的脸孔，有着那种受难的神圣气质，脸上泛着一缕悲伤的笑容，整个神情非常有耶稣受难的相似性。这张照片被全球媒体刊登之后，不但未曾起到宣告格瓦拉已死的作用，反而让他的道德形象因为他的死亡而被更加抬高。他成了现代的“被钉十字架的神人偶像”（icon of cnlified demigod）。格瓦拉的那张头戴革命扁帽的头像照片，以及那张死在床上的照片，不但在1960年代欧美青年反抗运动时，成了每个人的图腾，甚至到了今天，他的头像都还被印在青年人的T恤上。格瓦拉个人的革命事业虽然戏剧性地并未完成，但只要人们的希望不死，总是会有人在他的感召下前仆后继。20世纪有太多的英雄豪杰，但像他那么纯粹、洁净、头上罩着道德光环的悲伤英雄，可谓绝无仅有。
格瓦拉不朽，是因为他对世界的不义充满了悲伤，并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这个悲伤的命运。这个长得十分英俊，出身上流世家，自己也是医生的革命家，他的人生如果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定娇妻美妾，荣华富贵到老，但他却硬是抛弃了这一切，自己提枪走向全世界的穷山恶水。这是伟大的人道浪漫，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去和那个足以征服全世界的大美国对敌。他当然没有成功，但他革命的终极理想真的永远不会成功吗？
一个敢于和呼吸器官挑战的人
格瓦拉是20世纪几乎再也看不到的浪漫英雄，而他之成为英雄，乃在于他是如此的独特，以致于变成了一则几乎不可能的传奇。
格瓦拉生于1928年6月14日，他的父亲是阿根廷的著名医师，为上流社会的活跃人物，而他的母亲则是漂亮的社交名媛。在他还没有记忆的幼年，有次他的母亲带着他去参加上流社会帆船俱乐部的活动，由于母亲自顾自地嬉游，任由他被疾风吹袭，这场灾难使他大病并留下了终生不愈的气喘病。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