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真故事 作者:周汝昌-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一门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它还将发扬光大。但我敢说，红学（不是一般小说学）最大的精华部分将是探佚学。对此，我深信不疑。
我平时与青年“红友”们说得最多的恐怕要算探佚。不识面的通讯友，遍于天下，他们有的专门写信谆谆告语：“您得把八十回后的工作完成，否则您数十年的工作就等于白做了！”他们的这种有力的语言心意，说明他们对此事的感受是多强烈，他们多么有见识，岂能不为之深深感动？通讯友中也有专门的探佚人材，他们各有极好的见解。最近时期又“认识”（还是通讯）了梁归智同志。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研究班上的卓异之材，他把探佚的成果给我看，使我十分高兴。他是数十年来我所得知的第一个专门集中而系统地做探佚工作的青年学人，而且成绩斐然。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情，值得大书特书。在红学史上会发生深远影响。我从心里为此而喜悦。
这篇序文的目的不是由“我”来“评议”《探佚》的具体成果的是非正误，得失利害，等等，等等。只有至狂至妄之人才拿自以为是的成见作“砝码”去秤量人家的见解，凡与己见合的就“对了”，不合的都是要骂的，而且天下的最正确的红学见解都是他一个提出来的。曹雪芹生前已经那样不幸，我们怎忍让他死后还看到红学被坏学风搅扰，以增加他那命运乖舛之奇致呢？《探佚》的作者的学风文风，非常醇正，这本身也就是学者的一种素养和表现。他的推考方法是正派路子，探佚不是猜谜，不是专门在个别字句上穿凿附会，孤立地作些“解释”，以之作为“根据”。他做的不是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他又能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知所取舍，有所发明，有所前进。他的个别论述，有时似略感过于简短，
还应加细，以取信取服于读者，但其佳处是要言不烦，简而得要，废文赘句，空套浮辞，不入笔端。
为学贵有识。梁归智同志的许多优长之点的根本是有识。有识，他才能认定这个题目而全面研讨。
这是他着手红学的第一个成绩。在他来说，必不以此自满，今后定会有更多的更大的贡献。这也是我的私颂。
这篇短序，挥汗走笔，一气呵成，略无停顿。虽不能佳，也只好以之塞责了，它只是替《探佚》说明：这不是什么“本”上之“末”，“节”外之“枝”，正是根干。
一九八一年七月廿四日
酉中？周汝昌
君书动我心——王湘浩《红楼梦新探》简评
＇题诗＇谁解其中味？君书动我心。同时不相识，字字惜千金。
我艰难地坚持读完了王湘浩教授的《红楼梦新探》，不禁万感中来，悲喜交集，心中实难平静。
这册书部头不大，编收论文只有六篇，正文不过108页，然而在近年红学专著中，这是我所见的一部令我心折的、学术品格很高、思力识力很深的著作。它的问世，意义之重大，必将逐步为学术文化界认识与评价。
为什么重大？就我浅见，略陈数端——
第一，著者王湘浩为何如人？他是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家：代数学、电脑学专家、教授，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学位评委。他曾推翻了格伦瓦尔定理，使世界数学家为之震动（因为那定理是有理单纯代数理论的基础）。这样的学者，与一般“红学家”显然不尽相同，由他来研《红》论《红》、便令人刮目相视。
第二，从红学分支专科来看此书的内容性质，应归属于探佚学的大范围，固为著者集中精力来探索的，是雪芹原书80回后佚稿的情况：最重要的人物与最关键的事件的真相和本旨。这种探索，通常也被人目为“考证派”，并且是颇有微词的；但王湘浩先生的书，却完全可以使轻视考证探佚者不敢那么浅薄看事，起码要重新估量一番，这样品级的科学家所作的这样的“考证”工作，其间是否并无重要道理与意义可言？这个现象说明了一个如何值得深思而细体的问题？——这显然不是一个琐末细节的“看小说”的“闲情逸致”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着中华文化上的巨大高深的灵智问题，也是对于是非真妄的思辨、观照、领悟、升华的精神世界与文化造诣的验证问题。
第三，王先生不但深明雪芹独特的天才笔法匠心，而且以超越常人的思力悟力推论了与这些笔法匠心相为呼应的80回后的情节变化发展，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量。换言之，他不但有一双“巨眼”，而且更有一颗灵心，一根慧性。在六篇文章中，他对原书后半部分的重要人物的作用和情节结构的机括，都作出了令人惊喜的推断与组联，在许多疑难问题上使困境疑团豁然开朗，有高屋建瓴、迎刃破竹之快。如对史湘云、巧姐、薛宝琴、邢岫烟、李纨等女主角的命运遭际与结局，对柳湘莲、薛蟠、卫若兰以及贾兰、贾菌、雨村等男角色的种种作为及事态，他的推想皆能令读者耳目一新，柴塞俱启。他甚至能一手提出了80回后贾、薛两门全部沧桑巨变的大脉络、大轮廓。而这些之中很多要点是以前的研究者所未能识破悟透的关键难题。
第四，若仅从上面所述的成就来说，对于红学研究上的贡献已是十分巨大的了；但我认为此书的重要价值还要从更高层次来审辨评估。著者最了不起的功绩是：——
（甲）他敢于违世俗而讲实话；
（乙）他敢于犯权威而护真理；
（丙）他敢于硬翻历来评论的“铁”案，为书中人物鸣不平，反定谳；
（丁）他直言不讳地为雪芹本旨所受的歪曲雪洗污浊，扫荡烟埃，使《石头记》原本精神意旨境界，得以大白于天下。
王先生的书，外形上是以探佚学为主，他的论证方法是极其尊重雪芹的笔法（伏线、暗示）与脂砚的批语（透露、点醒），以此二者为坚实的根据，从纷繁的结构关系中一步一步地推出他的见解以至结论，所以他先事征引书文是不厌其烦的——然而还有行夹议的一面。在这后者一面上，他却与征引详尽的写法相反：总是只用微言以申大义，点到为止，要言不烦，“惜墨如金”。这大约一则是他执笔时的客观条件使他不愿多发议论，避免纠葛唇舌，二则他毕竟是以一位自然科学家的精神来从事文史哲方面的研著，严于求实，而不肯多作空论。
但是正因如此，有些读者会是只知瞩盱“探佚”情节故事的新奇而忽视了著者着语不多而意义深远的评议之词，所以我在此短介中特别强调此一要点，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例如，他对湘云、宝钗，光明磊落地为之辩护——违反那相沿的批判她们的劝人读书、讥为“封建卫道者”的眼光。这一类是容易看明白的。还有另一类，他的言辞就十分委婉含蓄了——我试为之归结起来，大略有以下几点，他的观点是鲜明不讳的，但他的文辞确实是有意地不露圭角锋棱了。这几点是：（1）他看出雪芹著书，其性质与一般小说不同，有其很大的特殊性；虽不与“历史”等同，却须用对“历史”的考研方法研治它。他强调事物的特殊性，不能一般化。（2）雪芹著书宗旨是写“诸芳”，为她们作书，写那一批不可使之一并泯灭的众多女子＇汝昌按：亦即“千红一哭（窟），万艳同悲（杯）”之总义＇。而程高伪续“却只写了一个黛玉”＇汝昌按：还作了最严重的歪曲＇；他风趣幽默地讥评高续说：“（别的女子）却果然都‘一并泯灭’了！”＇汝昌按：而至今仍有奉伪续为至宝者，愿他们能读读此书，或有教益。＇（3）他不认为雪芹著书是“色空观念”出世思想，宝玉虽曾“悬崖撒手”，终于不顾世论之反对诽谤而与湘云重为聚合。（4）他指出雪芹之书包涵了他自己的身世与思想＇汝昌按：其实这也就是婉言“自传说”并不荒谬。＇王先生文辞婉约，义理鲜明。（5）雪芹之作书，并不是要写一部“悲剧”或“喜剧”，只是要写一部《红楼梦》。这就是说，要想真正理解他的书，不超脱了一般“悲剧”“喜剧”这种模式概念，是永远跳不出常套认识的，一经将它纳入一个通常的文学概念框子中，就会迷失了它的真面与本文。（6）他强调指明，假设是学术离不开的思维方法，自然科学领域中，先立假设、后经证实的例子是多得很的。＇汝昌按：假设貌似“猜想”，其实研究者能达到一个你能够提出的假设，实际上已是他积累了很多研究之后的“初步结论”——只是还需多求佐证印证就是了，不能一味轻视它讥讽它。＇
以上这些，著者在执笔的当时，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勇敢表达的真实意见。我对此书，十分赞佩，整体肯定——必欲吹求，则白璧微瑕，是在首篇论湘云的文章最后引了涉及伪造雪芹资料的两首绝句，虽其意旨是为了说明雪芹的为人与精神境界，但无形中也给伪资料扩大了影响。建议异日重版，将此几行字删去为佳，无使留有微憾。其余一二琐屑，不必详说。
我在开头说“万感中来，悲喜交集”，此为何义？盖我与王湘浩先生生于同世，却悭于一面之缘＇注＇；此刻得读他的文集，他已作古人。从他令爱的来信得知，他到北京来参加全国人大代表会，知我也在全国政协开会，特意带来资料、文稿欲与我共同商讨探佚大事，而因电话未通，竟尔失去了这一极为重要的机会！王先生此书仅仅是偶存的遗著之一部分，他原有一个宏伟的探佚（复原）的重大计划；他既未属稿，我未能面聆其高见，相互切磋，这真是平生中最大的一桩不幸和恨事！我的万感与悲喜，又怎能在此短评中尽情申述呢？
王湘浩先生已经逝世，这个损失太大了，实在太大了！
甲戌五月中浣写记于燕京东皋
＇注＇王先生曾寄与我已然发表的论湘云—文，后又将解宝琴十首诗谜文稿寄来，嘱代点定一处字句，由我代投期刊发表。以后遂联系中断。如今是由其令爱王坤健女士寄书，方得拜读。王先生也引及了拙文，但我后来的不少篇有关论文，他似乎未及见到，这也影响了我们两人对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
致刘心武先生
心武作家学友：
谢谢你11月22日的信札，《太原日报》发表后寄与了我。循诵惠笺，也还是欣慨交加。我们为什么要写文写信？不是个人私交琐务，是为了中华文化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的这种简札，形似闲情漫话，实际上是涉及着许多文化文艺的根本课题。若认真讨究起来，那是“著书”的事业，而绝非一两封信所能胜任包容了。此刻在你来信的鼓舞下，姑且再简叙几句。
第一是你提出了对高续后40回“极端”不极端的问题。这里面，根本原则是坚决打假，不能折衷主义，我们两人已有了“共同语言”。我十分高兴，端由于你的这一卓识与明断。在真假大总题下，还有三种性质不同的内涵搅在一起，这就是：一、伪续的动机、目的、背景一题；二、思想本质一题；三、文笔品格一题。
一、高鹗、程伟元何许人？他们炮制出“全本”，竟能由宫内武英殿修书处（为印造《四库全书》而大加改进扩充的皇家“出版社”）以木活字印行？这事实已由乾隆时俄国第10届来华教团团长（汉学家）卡缅斯基的记录昭示确凿。伪续“全本”是政治事件，是处心积虑地破坏原著，官方授意并予出版，还不清楚吗？为这样的一大假冒，一大骗局，我们是痛打，还是为之辩护加喝彩？
二、程高伪续的思想本质是不折不扣地为封建统治利益服务，硬把雪芹的《石头记》变成“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惩劝”书：让宝玉学八股、中举，娶妻生子，光宗耀祖续香烟，完成一切做“忠臣孝子”的基本任务后，随二位“大仙”去成佛作祖了——也就是为了“一子得道，九族升天”。
众女儿呢？千红莫哭，万艳休悲，黛玉“彻悟”了，“断”了“痴情”，临断气还骂宝玉负义缺德！鸳鸯成了贾门的贞烈忠孝“殉主”榜样。骂袭人是个愿“嫁二夫”的坏女人，没有品节（实际在雪芹原书她是为了保护宝玉、被迫去做奴做“贱”，自我牺牲的不幸者）……
高鹗向200年来读者灌输的究竟是什么思想？目下有些专家教授还不太明白，而且说高鹗才是真正“伟大”的。
你看，咱们文化界的事奇乎不奇乎？
三、文笔的高下美丑，这问题在我看来更麻烦，因为这不是靠考证、说理、辨析……等手段可以“摆”清的。我们中华文事，历来最重的就是这个“手笔”高下的大分际。这得靠深厚的文化教养、文学修养而培育成自己的审辨能力——其实也还有个天资敏钝的因素在起着重要作用。我的“红友”中，不止一位明白表示：他从学术上肯定主张表示，后40回是假无疑，不能赞颂，但他们承认，对后40回的文笔之不行，是“不敏感”的！
我听了，暗叹“这可罢了！”有办法让他“敏感”起来吗？我可真难住了。事实上，更多的人是向我说：一打开第81回，立时就觉得“那味儿全不对了！”更甚者是说：“我简直受不了。读这种文字是折磨人！”
所以，在这第三方面（或层次），这个“仁智”之分，要想“民主表决”，那得“多数票”的是谁，曹耶高耶？正是个“不可知”（或许该说“可知”吧）之数了。
你提出也许后40回内，可能偶存原著的一鳞半爪，片言只字，可资研寻。这倒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好课题。但拙意终以为，纵使有之，也不会是“原封不动”地“纳入”，而是要经过一番“反炮制”。比如，“抄家”一节，伪续也“包容”了，可是这“抄”已与原书之“抄”大大相反，不但备受“关照”维持，而且根本未伤毫毛，赐还了一切，还又“沐”了更大的“皇恩”！
所以我说，若欲寻其“偶存”，也必须从反面着眼着手，不然也会上他的大当。
你为少年经营一部“浓缩”“快餐”本，太好了。年纪小，文化浅，人生阅历太少，看雪芹的书是很难“得味”的，但一步一步适当地引导、指路，还是一种功德。你把“曹雪芹、高鹗著”这个大怪署名式坚决打得它不再现形，不禁称快，浮一大白！多年来，就那么“题”呢，活象“乾隆老佛爷”找雪芹、高鹗，组了一个“写作班子”，他两位大作家“亲密合作”，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奇迹”。
感谢你的“正名”的措施，这也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我现时也正写一部小书，暂名为《红楼梦的真故事》，专门讲述80回后原著的重要人物情节。这也是一种探佚学的形式，不是“仿作”“续书”的小说，但写着写着，不由己地夹入了一点滴“文学性”，也很有趣。
拙文《探佚与打假》中有一处提到最早我是与胡适争版本才引起决意治红学的，他虽得了《甲戌本》，但还是心喜《程乙本》，就争起来了。文内那处缺了
一个“与”字，以致文义不明了。
再谈，祝你笔健文荣！
周汝昌甲戌大雪节日
历史的“逆证”——鄂昌、胡中藻文字狱与《红楼梦》传说的关系
中华文化既是气象万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们有时可以用“逆证”法而探知历史上久经迷失、极难考究的重要课题的真相大致若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