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东方明-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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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事件”结束后，政府在处理善后事宜中，了解到马午生的表现。他受到了表彰，出席了公社、县和地区的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文化大革命”伊始，每有外地红卫兵来当地“串连”，马午生总被作为“反修标兵”而去给他们回忆九年前“伊塔事件”中他的事迹。红卫兵送给他的《毛主席语录》、像章、袖章，积存在一起竟有满满一木箱。所以，马午生在当地，是一个积极进步的人物。这样的人，竟会有偷窃行为，自然令派出所长感到不可思议了。
派出所长介绍完马午生的情况，说：“为慎重起见，我建议你们还是认真细致调查一番为好，我们要对马午生负责。”
王松、徐佩丰同意这一观点，表示不会草率行事，更不会妄下结论。他们决定去巴拉坎大队深入调查，当然，无论以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宜公开身份。因此，他们要求派出所方面予以协助。派出所长便把两人作为‘’县革委会农业组（即“文化大革命”前的农业局）工作人员”介绍给公社革委会，还真的陪王、徐过去了。王、徐也只能假戏真做，称是奉命下来调查农村社员科学种田情况的，想跑几个大队，先去巴拉坎大队，因为该大队的粮食亩产一直处于全县前茅。公社革委会哪知底细，当即出具介绍信，两人便赶到了巴拉坎大队，在大队部住了下来，开始对马午生进行秘密调查。
由于有派出所长那番言语，王松、徐佩丰也真怕有人冒名顶替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所以他们先查事发时间马午生是否在生产队，查下来马午生果真外出了。
接下来调查两个问题：马午生是否真的奉派去采购桐油？他是不是完全文盲？结果，两个侦察员巧妙地从生产队长那里了解了以下情况：马午生确实是为生产队采购桐油，那是他自己主动向生产队长提出的，而并非受生产队所派。本来，这个季节不是给木器涂抹桐油的季节，木器上桐油应当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这一段时间里，但生产队长考虑到马午生是个“名人”，只怕他干活觉得累了，想弄桩外出差使轻松轻松，也就不便驳他的面子，于是就同意了。没想到从大队传来消息，说马午生在塔城行窃。次日，马午生从塔城回来了，出乎意外地却带回了十来斤桐油，他向生产队长叙述了自己在塔城遭窃后无奈而被迫行窃的经过，说返回时从吉也克镇上的一位朋友处借了钱，买来了桐油。生产队长虽然对他不在吉也克镇上采购桐油而非要舍近求远去塔城一举感到不解，但还是为他“出于公心而行窃”所感动，在家里杀了只公鸡请他喝了顿酒。至于被窃去的钱，那按照规定只好由马午生自己负担了，生产队长不能开“报销”之例。马午生没读过书，但他在部队里学过几年文化，其水平相当于小学四五年级，能看报纸，也能写写信。
王松、徐佩丰出于谨慎，没和马午生作正面接触，便返回县城向刘斯勋副局长汇报了情况。
刘斯勋听了侦察员的汇报，沉思良久，眨着眼睛道：“如此看来，这个马午生在唐家乙那里说厂假话，他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应当是识得瓶子上所贴标签上的‘盐酸’字样的，他的塔城之行其实完全是为了盗窃盐酸。一个农民，如此迫切地要盐酸干什么？……唔，看来，有必要还要调查一下马午生是不是去7801医院行窃的那个人。你们知道他穿几码的鞋？”
“这个不清楚，为防打草惊蛇，我们没敢和他接触。”
“唔，这事儿去查一下，你们辛苦一下，再去巴拉坎走一趟。这回不必藏藏掖掖了，可以向干部亮明身份，但是请他们要保密。”
王松、徐佩丰二上巴拉坎，大队和生产队干部见他们去而复回，先已意外，待到看了证件，更是吃惊。王松说：“我们这次来，对外名义仍是搞农业调查，但真正目的是想弄到马午生的脚印，最好是看一下他穿的鞋子。”
大队治保委员吃惊不小：“马午生，他怎么啦？难道真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现在还没能下结论，所以要调查。不过，他身上兜着疑团是肯定的。”
治保委员便让生产队长予以协助。生产队长说：“怎么查呢？
马午生这两天又不在家，他去红花峪走亲戚去了。”
“他家里有什么人？”
“他老婆孩子都逃苏修那边去了，就他一个人生活。”
徐佩丰说：“那倒好，我们正好去他家看看，总有留下的鞋子的。”
“可门是锁着的。”
这个问题当然构不成障碍，侦察员说：“去看看再说吧。”
生产队长便带王松、徐佩丰去了南侧村口，指着树林子说马午生就住在那里面。两个侦察员走进树林子一看，那是三间土屋，门窗紧闭，门界上扣着一把铁挂锁。王松说：“想个法子进去看看。”
徐佩丰看了看门锁，没去触碰，绕到屋后，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就把一扇窗子鼓捣开了。生产队长年岁已高，腿脚不便，自然不能攀爬，便待在外面。王松、徐佩丰攀窗而入，里面一间是厨房兼作堆放农具、粮食、杂物，一间是客堂，一间是卧室，皆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整洁，不像通常庄户人家那样杂乱无章、肮脏不堪，也许是主人当过军人的缘故。
侦察员转了一圈，在床下发现了几双穿过的鞋子，遂拍了照片并将其中一双跑鞋底弄了个石膏模。徐佩丰把鞋子放回原处后，把目光投向床上，意外发现枕头下露出一个书角。他抽出来一看，是“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柳青所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封面已经有些破损，翻开来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马根法。里面翻了翻，没发现什么。
王松接过书也翻了翻，笑道：“一个自称是‘文盲’的人，竟还看起了柳青的长篇小说。”他把书放回原处的时候，眼睛突然眨了眨，定定地望着那块印有向日葵的枕巾：“唔？”
“怎么的？”
“你看枕巾上面！”
徐佩丰定睛一看，枕巾内侧的边沿有一截头发，一头压在枕巾下面，取出来一看，是一根大约25厘米长的软软的细头发，一看便知是女人的。王松自言自语道：“他不是孤身一人吗？怎么床上有女人头发？这事儿怪了！”
徐佩丰说：“也许是相好吧？”
王松把头发夹在笔记本里：“管他相好不相好，总得查一查！”
侦察员对这次秘密搜查所获得的东西进行了鉴定和调查——鞋印虽为三十八码，但从磨损特征判断，与在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鞋印不是同一人。
马根法系巴拉坎大队第二生产队社员，回乡知识青年，《创业史》是他的，半个多月前马午生借去。当时他颇为不解：马午生从不看书的，怎么借起长篇小说来了？便有些拒绝的样子。马午生说是借给他的侄女看的，马根法这才给了他。
马午生平时从来不和女性交往，村里从未有过关于他和哪个女人相好的传言。
刘斯勋和王松、徐佩丰分析了上述情况，得出一个推断：马午生床上的头发系他所说的“侄女’”所留，《创业史》也是她所阅读；估计这个“侄女”多半和“盐酸”有关。
刘斯勋下令：“一查到底，弄清这个‘侄女’是何许人！”
王松、徐佩丰三赴巴拉坎大队，仍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秘密调查。但是，查下来却发现马午生并无兄弟姐妹。不过，越是这样，倒越引起了侦察员的兴趣。王松忽然想起马午生这几天去红花峪走亲戚之说，便向大队治保委员了解：这个亲戚是何人？治保委员不是二队人，不清楚马午生的根绊，于是便向二队生产队长请教。
生产队长说：“记得马午生娶的婆娘是红花峪的，要么是他婆娘面上的亲戚？”
这是一条线索，但若要查清则须去红花峪。两个侦察员交换了意见，决定去红花峪跑一趟。红花峪属于额敏县，距巴拉坎大队四十里地，两人赶到那里，通过公社公安特派员悄悄一摸，喝！不但查到了马午生的亲戚，还查到了他那个“侄女”。
马午生的“侄女”名叫朱远芳，二十三岁，甘肃省伊哈托黑人氏。这伊哈托黑处于狭长的河西走廊的最北端，西为内蒙古，东为新疆，往北三十余公里以外便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朱远芳的父亲原先在新疆谋生，“三区革命”时也是一个参与者，后来成为民族军战士，和马午生待在一个班里，两人交情很深。解放后，朱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退伍军人的名义回到了老家伊哈托黑，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1968年，朱远芳被分配到伊哈托黑农村插队落户，由于和当地社员关系搞不好，日子很是难过，便央求父亲给她另外联系一个地方插队，这在当时的知青中称为“转队”，算不上一桩新鲜事。朱父想起老战友马午生，便写来一封信请求帮忙。马午生古道热肠，两肋插刀，当即和红花峪联系，以自己“侄女”的名义把朱远芳安排来新疆插队。这件事从1970年7月间开始办，至9月份办成，朱远芳于9月上旬来红花峪落户，以上情况是侦察员从红花峪大队干部和群众那里调查所获。
王、徐回到县公安局，把调查所得的情况向刘斯勋汇报了。刘斯勋听了眉峰一耸：“又冒出一个女知青来了！这个朱远芳从9月份抵达红花峪，跟着就发生了7801医院药品仓库失窃案件、‘盐酸事件’什么的，看来，她不是一个良善之辈，我们不能等闲视之！”
后来据刘斯勋说，他就是从这时开始怀疑这个案件可能不是普通刑事案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间谍破坏案之类。因为这样想，所以他马上去向局长、政委汇报，谈出了自己的怀疑。局领导认为此案非同小可，当即召开党委会，专门讨论此案，最后决定成立专案组，政委挂帅总抓，具体仍由刘斯勋指挥。
刘斯勋撇开手头的工作，率领十二名警察来到吉也克镇，把专案组设在派出所里，正式开始侦查此案。由于思路起了变化，侦查路子也重新作了安排，专案组决定把调查重点放在朱远芳身上。
首先同时展开两步调查：一是查阅朱的档案材料。二是秘密提取朱的脚印及头发，分析鉴定是否是7801医院失窃案案犯及在马午生床上过夜的女性。
侦察员去了额敏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办公室，查阅了朱远芳的材料。那是甘肃方面在7月份寄来的，有朱远芳的履历表。
县知青办及伊哈托黑镇特哈拉大队准予其“转队”的证明、户籍转移许可证明。侦察员作了摘录，并把所有材料都拍了照片。刘斯勋看了材料摘录及照片后，由于头脑里已有“间谍案”的怀疑，当即命令出动三名侦察员星夜急赴甘肃伊哈托黑调查。为争取时间，他吩咐侦察员在获得调查结果后，立刻发回加急电报告知。
另一路侦察员通过红花峪方面的帮助，顺利地提取到了朱远芳的脚印和头发，当即连伺7801医院现场提取的脚印照片，马午生床上的那根头发，由专人驱车送往乌鲁木齐自治区公安厅作技术鉴定。两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7801医院现场脚印及马午生床上的头发均系朱远芳的。
这时，去甘肃外调的侦察员也以加急电报发回来调查结果：伊哈托黑无朱远芳其人，该地也未办理过类似此情的知青“转队”手续，新疆方面所收到的所有证明材料都是假的。
刘斯勋虽然已有思想准备，但在获知这一结果后还是感到震惊：“如此看来，这个‘女知青’是一名特务嫌疑分子！”他通过电话向局长请示后，当即下令：“立刻拘留朱远芳、马午生！”
这时，马午生已回到巴拉坎大队，侦察员连夜急赴其住处，把他从床上拖起来，扣上手铐拉了就走，同时搜查住处，未获任何可疑物品。
与此同时，朱远芳也落入了法网，侦察员搜查了她的住处，获得如下特工活动证据：外形酷似“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高频超短波收发报机一台，定向无线电联络仪一个，苏制左轮手枪两把，子弹一百二十发，新疆、内蒙古、甘肃空白边境通行证各三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证一份，密写药水一瓶，全国粮票三百公斤，人民币八千元。
这个名叫朱远芳的“女知青”，就是1970年6月从苏联特维尔谍报学校毕业的克格勃特工钟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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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怕的牲畜瘟疫产生于克格
勃技术管理局生物研究室，一旦传播
开来，将引发震惊世界的新闻！
当时，知道“朱远芳”的真名叫钟秀翔的，只有她自己。
钟秀翔被捕后，由于案情重大，刘斯勋命令给她扣上了双副手铐，武装押解布拉哈拉县，直接押往县看守所，审讯就在看守所内进行。
刘斯勋亲自出马，担任主审。据一位当时在场负责警戒事宜的刑警后来回忆，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到看守所对审讯室布置警戒措施时，钟秀翔还未押到。大约在清晨5时左右，钟秀翔押抵看守所，大门洞开，押解车辆直接驶进看守所院子。她穿着一件当时知青中流行的草绿色紧身棉袄，双手反铐在后，被两名为这次任务而特地从公安局内勤抽调出去的女警察左右挟架着下了车。在双脚着地的同时，她飞快地转动眼睛，迅速观察周围环境，这是谍报学校所受的训练形成的条件反射——她在下意识地动着脱逃脑筋。
钟秀翔被押进审讯室时，神情并不慌张，只是有些呆滞，从她接下来回答讯问时的情况看来，这个呆滞并不是惊吓所致，而是故意装出来的。
刘斯勋事后谈到这次不顺利的审讯时犹自耿耿于怀，他说：“他妈的！特务犯跟一般刑事犯就是不一样，钟秀翔有着一种特别沉得住气的本领，简直软硬不吃！”钟秀翔在长达五小时的审讯中，只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我叫朱远芳”，一句是“你们抓错人了”。此外，不管审讯人员问什么，说什么，她都不吭一声，偶尔冷笑几声，态度很是恶劣。
刘斯勋见“话不投机”，最后决定停止审讯，让把案犯关进监房，同时指示看守所必须给予她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看守所长亲自出面，让给钟秀翔送去了崭新的被褥和生活用品，考虑到她被捕后还未吃过东西，特地让伙房下了鸡蛋挂面送去。钟秀翔吃了，而且吃得很香，吃完后她蜷缩在被褥里打起盹来。这本来是违反监规的，但考虑到当天还要审讯，所方也就不阻止她了。
钟秀翔休息了，刘斯助一班人却还不能休息，他们接着提审马午生。马午生冷不防被逮捕，料想东窗事发，已经吓得坐立不安，这会儿被押进审讯室，见里面坐着六个警察，连大腿杆子都筛起糠来。审讯者让他坐下，刘斯勋的副手、刑侦队副队长马德泉问过他的姓名等等后，便让他交代问题。
马午生可能觉得马德泉的态度很和善，便异想天开地起了硬顶的念头，指手画脚嚷嚷道：“我有什么问题？我是被你们瞎抓的！
我是回回，你们瞎抓少数民族，当心闹起民族纠纷！”
马德泉淡笑道：“回回又怎么啦？你是回回，我也是回回。在中国，什么民族、什么人都得严守国法。马午生，你的事情我们已经掌握得八九不离十了，还是老老实实交代为好！”
马午生声调低了八度，但犹是不肯承认：“我有什么问题啦？
我有什么事儿啦？”
“你先说说你跟朱远芳的关系。”
“她是我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原本是去甘肃虱…”“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