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东方明-第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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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胡国瑛到了苏联。自然，她不可能“坚贞不屈”像刘胡兰那样，而是哭哭啼啼地向苏联人交代了一切。以她这么一个知识青年所知晓的中国方面的情况，当然引不起苏联方面的兴趣、苏联人掌握的情况比她知晓的要多得多。但是，苏联边防军并没有杀死她或者遣返中国，而是移交克格勃在当地的分支机构，关进了看守所。当时，克格勃已经办起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自然要物色合适的学员人眩，胡国瑛的被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胡国瑛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吃了不少苦头，这才被转往另一处条件稍好的关押点，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1972年11月，胡国瑛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开始接受特工活动训练。
傅索安去而复归时，她刚毕业。
傅索安也谈了自己叛逃来苏的情况，由于是初次交谈，她只简单谈了一些现象，未加以评论。但是，由于两人同是天津人，又同是知识青年，所以在情感上有一种近似于天生的亲和性。当晚分手时，她们议定，今后私下将以“姐妹”相称，胡国瑛唤傅索安“傅姐”，傅索安称胡国瑛“胡妹”。
此后，这对身处异国的异姓姐妹几乎天天相聚，胡国瑛很快就学会了喝烈性酒，两人的互相信任感不断增强，渐渐到了无话不说的程度。
1974年3月28日，傅索安早上起床后就感到肝区隐痛，她早饭也没吃，就去了图书馆。那时，原先两个香港、澳门姑娘已经被人事管理局分配出去了，只剩下胡国瑛一人跟着傅索安。学校当局已经认定傅索安在劫难逃，加上图书馆也算不上一个重要岗位。所以也不去管她。任凭她和胡国瑛在里面喝酒、唱歌，胡作非为。
傅索安到那里时，胡国瑛已经到了，正在打扫。胡国瑛见傅家安脸色不好，便关心地询问：“傅姐，您怎么啦？昨晚没睡好吗？”
傅索安说：“觉得肝区有些隐痛。”
胡国瑛听傅索安说过因患肝炎而住过医院，当下便有些惊慌，说：“要紧吗？我陪您去医院吧？让大夫给检查一下。”
傅索安摇头：“不碍事。你别打扫了，去弄瓶‘二锅头’来，咱俩今天什么事都不做，就喝酒！”
胡国瑛见她说得很泰然，也就放下心来，去学校的商店买来一瓶“二锅头”和几个罐头。两人关上大门，就在院子里晒着太阳喝酒聊天，之所以不在室内，是怕窃听器记录下她们的谈话内容。
傅索安喝了一会酒，抬头望望渐渐阴下去的天空，微微摇首：“太阳又被乌云遮住了！”一阵风吹来，她连打几个寒战。
胡国瑛见了，说：“傅姐，我们去屋里喝吧？”
“不！”傅索安摆摆手，“屋里去喝，我们还能无拘无束地说话吗？”
胡国瑛点点头，不再开口，端杯呷酒。她酒量没傅索安那样大，喝起来也没那么豪爽。傅索安喝空了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怔怔地望着酒里泛起的泡沫，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连说话都吊着一颗心、提着一副胆的日子，真他妈的没有什么过头！”
胡国瑛被触动了心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眼圈有点红。
傅索安看着胡国瑛：“说实在的，如果我当初知道原是这么副样子，说什么也不往这边来了！”
胡国瑛喝着酒：“不逃过来又怎么办呢？要坐牢，也许还会被判死刑。”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他抓他的，咱跑咱的。中国这么大，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怕没处逃？逃在江湖上，说什么过得也比在这里自由自在！”
胡国瑛发现傅索安说话的时候一直用手按着肝部，便说：“傅姐您怎么啦？肝还痛？吃点东西吧，您光顾喝酒，没吃一点菜啊！”
胡国瑛把午餐肉送到傅索安面前。
傅索安用筷子夹了一块，嚼了好一阵方才皱着眉头咽下去。
她觉得有些恶心，连忙喝一口酒想压住，但终于没达到目的，“哇”的一声呕吐了出来。几乎是同时，她感到肝脏像是被一只巨大的手狠命地捏了一下，痛得撕心裂肺，眼前一黑，身子一歪便从椅子上栽了下来。
傅索安被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这家医院规模不大，但各科俱有，设备齐全，并且有十几位资深医学教授。当时，医院方面还不知道傅索安是因为肝脏有病才被打发到“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来的，见送来了一位教官病人，自是重视，一面救治，一面往校部门电话报告。
布特卡校长接到医院报告，心里已经有数，但他当时不能直接说明，便让秘书通知医院：必须尽力救治。
医院很快就查明傅索安患了肝癌。布特卡校长闻讯后，立刻赶到医院。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医院成立以来收治的第一个癌症病人，医院相当重视。院长见校长赶来，便召集有关医生汇报病情。布特卡校长听了，先把傅索安去而复归的原因说了一遍，听得在场的医生面面相觑，但因是上级的指示，谁也不敢说长道短。布特卡接着问医生们准备怎样治傅索安的病，医生都是克格勃的人，深知厉害，不敢开腔，最后还是院长说了话。
“按照常规，这种患者应当马上用飞机送往莫斯科去治疗，尽管目前尚未掌握完全治愈这类癌症的手段，但莫斯科医院总比这里有把握。但是，现在既然上级有了指示，我们就让她留在这里治疗，直至她死去。”
接着讨论另一个问题：要不是要通知傅索安本人？大多数医生的意见是隐瞒不告，但布特卡校长却坚持要告诉傅索安本人，他说：“尽管这样也许会加快她的死亡，但我认为还是这样做会好些。
这样吧，由我亲自去通知她。”
傅索安到这一步，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判断能力，她在病床上见布特卡校长步入病房，马上察觉此系不祥之兆，主动挑明了这个敏感话题，问道：“我是患了肝癌吧？”
布特卡愕然：“傅，你是怎么知道的？”
傅索安凄然一笑：“您的出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这一点了。”
“你有什么要求？”
傅索安的脸已经变得惨白一片，微合眼睛想了想，说：“我有两个要求……”
“说吧。”
“第一，是让我无痛苦地死去。第二，在我死以前，请求让胡国瑛来护理我，我死以后，也让她给我装殓遗体，我留下的钱，全部给她。”
布特卡不假思索地点头：“完全同意！”
这样，胡国瑛便得以来到了傅索安的病房，和她的傅姐日夜相聚。当天晚上，傅索安在一张纸上写了两行字，把胡国瑛召到床前，让她看——
“以后若有机会见到黄一煌，请向他转达问候，并告诉他：傅索安至死也还深爱着他！”
胡国瑛屏住眼泪，连连点头：“唔——”傅索安把纸条捏成一团，塞进嘴里，咽了下去。
从这天晚上开始，傅索安的病情恶化了，肝脏部位经常剧烈疼痛，疼得她浑身大汗淋漓，呻吟未绝，有时从床上滚到地下，甚至痛昏过去。尽管布特卡校长当着她的面许诺过让她不受痛苦，但也只有痛到这个时候，医生才准许打止痛针。两天后，医院院长把胡国瑛叫去，对她说：“傅索安接下去的情况将愈加不妙，她会发高烧，说胡话。校部指示，让你随时记录下她在昏迷中所说的胡话内容。”胡国瑛几乎目瞪口呆；傅索安叛逃过来，为克格勃如此卖命，到头来竟还要对她如此？这时，胡国瑛这才真切地理解傅索安在进医院前的一次次谈话中多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表示后悔。胡国瑛马上有了应付主意：到时候弄上几句没头没脑、无关痛痒的话给他们就是了。
但出乎意外的是，这个“时候”并没有到来。院长找胡国瑛布置绝密任务的次日，傅索安在注射杜冷丁后，精神很好，忽然提出让胡国瑛去图书馆走一趟，给她拿几本长篇小说来。胡国瑛见傅索安要看书，很是高兴，寻思这可以让她分散些注意力，减轻些痛苦。于是，她马上出去了。一刻钟后，当胡国瑛拿着《春青之歌》、《烈火金钢》等五本长篇小说走进病房时，不禁大吃一惊；傅索安已经用被单搓成布绳把自己吊在窗框上，一命呜呼了！墙上，有一个鲜红的大字：悔！这是傅索安割破自己腕部静脉后，用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下的。
这次，布特卡校长没有亲自赶来，只有教务处主任代表校部来现场看了看。有人来拍了照片、录像，然后是几名专家来勘查了现场，确认是自杀，但还是解剖了尸体。解剖了之后，一辆卡车载走了傅索安的尸体，没有人知道是运往何处的。后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有传言说是扔进了贝加尔湖。这个传言确实与否，就无法查证了。
这天，是1974年4月13日。
尾声
傅索安自杀后两个月零七天，一个黑云密布的夜晚。中苏边境地区的一块野地，空旷无人，初夏的夜风吹拂着野草，发出“沙沙”的声响，附近的山上，不时传出野兽的叫声。午夜过后，从远处空中传来一阵隐约可闻的引擎声，从苏联境内飞来一架轻型侦察机。
片刻，引擎声响渐渐清晰，飞机已经侵入了中国领空。须臾间，飞机已经飞到野地上空。随着一声铃响，舱门倏地打开，像被一股巨力抛出似的摔出一团黑影来。降落伞打开，下面吊着一个人——克格勃派遣来华实施谍报活动的胡国瑛。
降落伞飘飘悠悠渐降渐低，片刻就落到地面上。胡国瑛掏出匕首，割断降落伞绳，和降下的装着间谍活动器材的背囊一起扔在一旁，然后跑上山坡折来一大捆树枝，她把树枝架在草地上，燃起了一堆大火。
仅仅过了几分钟，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几匹骏马载着中国边防军巡逻人员来到了现场，只见胡国瑛站在火堆旁，双手高举过肩，大声叫着：“我从苏联来，我向你们投降！”
胡国瑛被押解到有关部门，当审讯人员问她“怎么想到这样做的”时，她朗声回答：“是傅索安留下的血写的‘悔’字叫我这样做的！”
（全书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