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伟大考古纪实-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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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尼托村落的修建前后大约持续了200年左右，在曾参上尉1849年发现它的时候，它已经部份崩塌了，但从现存的废墟上考古学家们也能勾画出它当初极盛时期的模样：以做祈祷的坑屋为中心，不少于800间的屋子一一顺展开排成一个半圆形，有的地方高达4层。屋子与屋子基本相似，16英尺长，13英尺宽。上楼需借助木梯或通过楼层间留下的洞口。平展的屋顶是集体活动的场所，或用作纺纱织布的场所，或当作晒粮和贮粮的地方。尽管有的屋里顺着墙修了些固定的凳子和储具，那里的古居民很少使用家俱，整个村落就只发现了一根木凳。人们大概是睡在编织的席上或毛毡之上的。村落下层的大型贮藏室是部落的食物供应站。木梁支撑着村落的地板和屋顶，一间屋子大约需要40根，全是独根的杉树或松树。科学家估计查科峡谷地区的村落群大概用了近25万根本料。要把这些树木从40英里外的森林搬来，这需要费多大的劲，需要何等的合作精神啊！由于峡谷地区干燥的气候，许多木料至今还保存完好。
　　波尼托村落的木梁还帮助现代考古学家解决了确定废墟遗址年代这一既紧迫又棘手的问题。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就提出“这些村落究竟存在了多久的问题”。天文学和树年化学相结合的方法意外地解决了这一个问题。安德鲁·E·道格拉斯是亚利桑那州大学的天文学家，对太阳黑子的运动，即太阳表面每11年循环发生的运动有极大的兴趣。他好奇地认为太阳黑子的运动可能会影响地球的气候，并推说通过检查树木的年轮就可以证实他的猜想是否正确。树的年轮每年增加一圈，年轮能反映某种气候条件这一说法已为大家所接受。宽的年轮体现了丰沛的雨水和迅速的生长，而窄年轮体现了雨水的不足和缓慢的生长。道格拉斯认为亚利桑那州活树的年轮能反映那一地区历史的降雨量，可能会符合太阳黑子11年一轮回的活动周期。
　　当道格拉斯一根根地检验着从越来越长树龄的树上取下的标本时，他逐步建立起了过去几百年以来以树轮为基础的树轮年代学。1923年，他开始检验波尼托部落木梁的年轮。道格拉斯耐心细致地比较树年轮的排列形式；如果有两组标本重合，他将近期标本和过去的标本从时间的角度连接起来，最终，他成功地将年轮学的比较记录扩展到了近2000年以前。标志着他成功地创建了树轮年代学——使用树的年轮来确定考古文物和废墟遗址的年代——这一门新的学科。例如，使用道格拉斯的方法，科学家们可以确定波尼托村落某一根本梁来自于一棵特定的树——它开始生长于1237年，砍倒于1380年。树轮年代学被证明特别适用于美国西南部的考古工作，因为那里的干燥气候使木头保存得特别完好。
　　树轮年代学的一个旁支是树轮气候学，即研究树木和气候之间关系的学科。树轮气候学通过检查树木的年轮可以使科学家们追踪过去某一段时期内气候和天气的变化。除此之外，与中东佩特拉废墟的发现相同，美国东南部那些被北美鼠粪堆覆盖起来的植物也为科学家了解古气候条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在树木年轮和北美鼠粪的帮助下，研究人员对安纳沙兹文化繁荣的那几个世纪里四角地带的气候条件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像大多数安纳沙兹村落群那样，查科峡谷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就是自然条件恶劣：冬干冷，夏酷热，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干燥无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要想繁荣昌盛，安纳沙兹人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利用仅有的自然资源。为了驾驭极无规律的降雨和水量不稳定的河流，他们修建蓄水池来蓄水，修筑简单堤坝来拦河水进池。他们挖沟引水灌溉玉米、大豆和地瓜，这些是他们每日的主要食物，还得辅以从山上捕来的鹿子、羚羊、兔子和岩羊。尽管如此，生活条件也只能说是勉勉强强。村落遗址屋顶上的木梁的年轮显示查科峡谷曾经历过许多年的干旱；在此期间，他们只能靠过去的粮食贮存和周边其他部落的周济勉强支撑。
　　对查科村落遗址有深刻印象的科研工作者们过去曾习惯地把那里的村落称为“史前的公寓建筑”，并估计峡谷的人口为10万或者更多。但是，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考古学家们开始意识到从前的认识有一定的不妥之处。粮食、饮水和柴火资源显然不足以长期支撑10万人口。还有，村落里的许多屋子看上去并不像长时间地住过人。有些专家现在确信查科村落群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查科峡谷的长住人口大概不过几千人，然而所有的安纳沙兹人会定期地赶来参加集会；这个集会可能是宗教祭祀和群众性庙会的结合体。
　　祭祀性的集会大约和季节的变化有关。安纳沙兹人热衷于观察日月星辰，它们在天空中的明显移动和位置改变常常能控制栽种和收获这样一类重大的活动。安纳沙兹建筑的某些特点反映了他们的天文知识。举例说，查科村落群中的一个——加沙锐柯拉达村的大坑屋的人口正对着北方星空的中心，似乎所有的星座都绕着这一中心点在运行。再比如说，几个村落的窗户似乎起着太阳历的作用——在太阳历的重要日子里，如冬至和夏至（一年之中最短和最长的一天）到来时，阳光就会直接穿射进这些窗户。
　　一条能帮助我们理解查科峡谷在祭祀方面具有重大意义的线索是向峡谷汇集的史前小路网。从平地上几乎看不见这些网络。它们是先由本世纪的飞行员从空中发现，再由现代的卫星扫描技术绘制下来的，小路网由峡谷向四方八面幅射；和多数印第安人的小路不一样，这些路并不绕着山和路障转，而是笔直地伸向远方。许多人类学家相信这些路是通神的“高速公路”，作为宗教的标志，为祭祀提供服务，这些路大概也起着公共设施方面的作用，为商业和交通提供了方便。
　　查科峡谷里找到的某些文物显示，那里的居民在四通八达的印第安商业网中发挥了作用。这里找到了伟达方城出产的陶器，说明居民们和其他的安纳沙兹部落有过交往。查科村落的古居民还和更远的地方有过商品上的往来：考古学家已经在废墟间找到了太平洋海岸来的贝壳，墨西哥的鹦鹉羽毛和黄铜制小钟。查科居民大概用绿松石珠子来交换上述的物品；在查科柯废墟遗址上，前后大概发掘出50万左右的绿松石珠子。
　　安纳沙兹人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因此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放弃花费如此大功夫才建成的村落和崖屋。科学家没有找到任何战争和瘟疫的痕迹，但是查科树木的年轮却告诉我们在一段时间的降雨之后，查科峡谷遭受了长期的旱灾困扰：从1050年到1130年，这里年年都享受充沛的雨量。然后干旱降临了；发生于12世纪和13世纪的一系列旱灾使得那里居民的生计越来越难以维持，大约到了1200年，查科人砍光了那一地区所有的树木。这次毁林不仅使他们宝贵的农田迅速地沙化，而且也可能间接地导致了干旱的恶化。
　　粮食和水源的短缺让如此庞大的村落群的生存出现了危机。到了1300年，查科峡谷的村落群里已经没人居住了。今天的研究者们相信那些居民离开了村落，分散住进了小型化的家庭和四角地区其它的部落里，有一部分查科人大概移民去了里托佛利爵。在班德利尔国家考古纪念公园工作的考古学家们己确定，那里村落里的居民在查科峡谷村落群被放弃之后，仍然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可能是因为那里的气候稍微潮湿了一点，那里的火山灰多少能保存一点水份。考古学家们还发现当年住在今天班德利尔境内的居民和查科人的文化有相当紧密的联系。
　　在缺粮缺水的恶劣环境下，查科峡谷并非是唯一遗弃了的村落。整个四角地区都遭受了干旱的打击，在大多数的安纳沙兹村落群里，松脆沙化的土壤再也支持不了芸芸众生。在查科人遗弃他们的村落的同时，伟达方城和周围几乎全部的安纳沙兹部落都做了同样的事。虽然安纳沙兹人离开了他们的“大厦”，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他们移民去了里约格兰特河谷，他们的后裔，今天的朱比和河比部落正在那里繁衍生活。从他们的建筑风格，传统的农田耕作技术和宗教信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当代的印第安人仍然保留了安纳沙兹文化里许多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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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贝克·斯特夫》废墟的真相》第六章　吴哥（Angkor）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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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吴哥（Angkor）捕蝶人的伟大发现
　　　　　一位希望在自然学上有所作为的捕蝶人，却意外将其大名留在
　　　　　了考古史上——亨利·英哈特。今天的人们仍将感谢他：1860
　　　　　年1月在柬埔寨西部丛林中度过的三个星期。
　　我担心吴哥再次被大自然回收，回归丛林。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
　　亨利·英哈特喜欢旅游。1826年，他生于法国；18岁时到俄国，在那里呆了10年。他教授法语，尽其所能，游历这个国家，并努力钻研摄影术——当时的一门新兴艺术。之后两年，与兄弟一道游历西欧，然后两人都娶了英国姑娘为妻，定居在泽西岛，该岛位于英格兰与法国之间的一道海峡上。
　　在泽西岛，亨利致力于自然史研究。自然史是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的总称。他阅读了大量描写边远地方的书籍。这些书使他患上了“漫游癖”，因而决定了他的再次离家远游。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中读到一本关于暹罗的书。暹罗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现在叫泰国。亨利立刻下定决心走访东南亚地区。1858年10月，他到达曼谷——暹罗首都。之后的3年里，他在暹罗、柬埔寨，老挝考察井搜集集动、植物标本；但今天最值得人们记住他的一段日子还是：1860年1月中的3个星期。
　　此时，亨利正在马德望——柬埔寨西部的一个城市里，该城位于浓密的大森林中，地处地势低洼的平原。享利听说往东涉过洞里萨湖（即金边湖）有一处石建筑物遗址，于是，他便在一位附近法国传教站的罗马天主教牧师帮助下，乘坐小木舟穿过洞里萨湖。亨利之后这样回忆道：沿着一条风沙飞扬的小路，穿过了一片浓密森林，他在向导的带领下，在幽暗的丛林里穿行了许久。路的两旁尽是岩石和低丘，长满苔藓、布满青藤，在古树丛林笼罩下，显得十分阴森。
　　突然，在他的前方出现了一道长长的石台，还有楼梯通向台面。他立即意识到，先前误以为是热带丛林下的岩石小丘的原来是一群建筑物和石雕塑像，只不过已被树根侵蚀而分成许多小块。在这片石建筑物遗址中，他走了数小时，攀登石梯，最后发现自己已经在一条高高的道路上。这就是用巨石筑堤、碎石铺面的罗马式古道。这条古道跨过宽宽壕沟，通向一群修长而尖细的高塔；高塔冒出长柱围墙许多。远远望去，亨利可看见破旧群塔上雕刻着的优美图案。在亨利眼里，热带丛林中的这片废墟是多么壮观！他这样回忆道：“如此迷人的景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我忘记了旅途的疲劳，内心充满敬慕与喜悦之情，犹如荒凉沙漠中突然见到一片绿洲。”亨利意识到，他已经到了被称为吴哥的古城；也就是说，到了这片大地的“中心”；用柬埔寨的高棉语来讲，就是到了“首都”。他所凝望着的是一座称为吴哥寺的庙宇，该寺位于古都吴哥之南，是世界闻名的宗教建筑群。
　　在3周时间里，亨利对吴哥寺进行了考察并绘制了草图；此外，还对附近其他一些布满树藤的废墟也进行了考察并绘制略图，包括吴哥殿——一座设有围墙的宫殿。他对这些遗址的规模叹为观止。关于吴哥寺，他写道：“吴哥寺留给一位观光者的印象，远远不只是雄伟建筑群的威严和匀称；更使观光者敬慕的是它的巨大规模和无数的建筑石块。仅仅这座寺庙，石柱多达1532条。你能推测出当时需要什么样的运载工具？需要多少名民工？何况这些石块还是从30英里之外的大山中开掘出来，并运到这里来的！”
　　尤其使他感到震惊的是：这些石块嵌合得如此十全十美，没有用任何灰泥粘合！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已经裂缝，有些甚至动摇了。这是树藤、树根的蔓延滋生造成的；漫长岁月，就是巨大石块也会移动啊！
　　像许多后来的观光者一样，亨利为这片遗址的荒凄凉而愁绪满怀，他陷入忧郁的沉思。他写道：“现在这片地区是那么孤寂，荒凉；而从前的它，一定是充满着生气和欢笑。现在能打破这片孤独气氛的只能是野兽的嚎叫和孤雁的凄鸣。”
　　人是如此经不起时间的磨硕，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多少世纪过去了，多少代人过去了；而关于他们，历史又能告诉我们多少东西！艺术宝藏长眠在这样的废墟之下！卓越、威严的人们——艺术家，君主，武士——他们的大名又能留存多久！现在，还是被忘得干干净净！一样长眠在厚厚的泥土下，深埋在片片孤坟野冢中！
　　亨利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古都吴哥，再次踏上旅程。他沿路采集昆虫，特别是蝴蝶。他希望他的收集会对自然史作出巨大贡献。但是令这位自然学家感到悲痛和绝望的是：载着他采集的珍贵标本的船不幸沉人大海！他在文章中哀叹道：“我可怜的蝴蝶啊！还有其他昆虫！它们花了我多少精力，多少艰辛，多少岁月才采集到，然而现在却永远不见了！你可知道，其中有不少罕见、珍贵的品种啊！呜呼！我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它们了！”
　　亨利毕竟是一位有毅力的科学家。他没有再沮丧气馁。在曼谷作了短暂停留，便又向老挝的湄公河进发了。在那里，他期待采集到新的。更好的昆虫标本。不过离开琅勃拉邦后不久，亨利就病倒了，他患了回归热，并于1861年11月10日去世，他的仆人安葬了他，并把他的资料和标本带回到曼谷。亨利的随身物品也从那里运到他兄弟家。1863年，亨利的所见所闻以法文由他兄弟发表；1864年，又相继出现英文版。
　　亨利并不是第一位注视到吴哥古都的外来人。实际上，历史学家迈克尔·史密斯，在对亨利见闻1989年版作序时指出：古都吴哥不像传奇中所说的那样被人们所遗忘，早在1550年，一位葡萄牙历史学家在描述柬埔寨时就曾提到过它，此事在葡萄牙殖民地档案中有过记载。在16、17世纪出版的几本西班牙书籍中也提到过古都吴哥。当时西班牙在亚洲的部分地区实行殖民统治。1819年，一位法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描述古都吴哥的译稿，由一位在那里住了多年的中国外交官周达观于13世纪所写。此外，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出版物中，也出现过几处有关这些遗址的描述。
　　古都吴哥的发现，即使不能归功亨利，我们也应肯定他在提醒人们关注这座古城上比其他任何人所做出的的贡献更多。他的书，不但包含对古都吴哥最详细的描述，而且包含大量精美的遗址插图。这些插图是根据他绘制的略图制成的。亨利的著作比早期有关作品受到了更广泛的欢迎。它刺激了欧洲人和美洲人前往这些古都遗址观光旅游。
　　所有观光者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准建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