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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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光第三件值得称道的事是“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在法律和政策的许可范围内行事，不破坏成规，坚决维护原则，这对一个古代秘书来说，自然难能可贵。而皇帝有事提问，孔光总是引经据典及按照法令要求，用自己心中认为是正确的话来回答，从不希图苟且迎合皇帝的意图，这种坚持真理、不阿谀奉迎的品格，无疑更值得肯定和称道。
“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是孔光第四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孔光在皇帝身边工作，向朝廷荐举人才自然比较容易。但他每次荐举人才，都唯恐被荐举者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拒绝私谢，不要人家记自己的恩德。《诗经》上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孔光这种不图感报的意识及其行为自然值得称道。所以说，孔光的“唯恐其人之闻知”反映了他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认为自己所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而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公事私谢的必要性。
孔光主动向朝廷推荐人才不图私谢，别人找上门来，求他推荐，态度又是如何呢？这一点史书上也有所记载。孔光是学官出身，弟子众多，他本来就乐于荐贤举能，居宰相高位后，原来的弟子找上门来，“几（冀）得其助力”，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学生们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他们的孔老师却“终无所举荐，至或怨之”，就是不给跑官者官当，怨怪我也不给。史书上于是给孔光大书了一笔：“其公如此”。
孔光第五件值得称道的事是“不结党友”。攀权附势，结党为援，是古代官场内的普遍现象，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孔光的父亲孔霸是一代硕儒，早年也做过博士，后来成了皇太子的老师，汉元帝即位后被封为褒成君。孔光自己的学生也遍布朝野。他既是“名父之子”，自己又“进官早成”，要在朝中拉帮结派，建立一个小宗派团体，是极为容易的事情。然而他“性自守”，既“不结党友”，也不“有求于人”，这当然也是值得称道的。
孔光值得称道的事当然还有。如他向皇帝提了意见或建议后“辄削草稿”，不“章（彰）主之过以奸（求）忠直”。领导有缺点或过错，秘书能予以提醒，这本身就值得称道；而提了意见后即销毁文稿，不显示自己比领导高明和不贪求忠直的名声，当然更值得称道了。
孔光担任尚书和尚书令，负责中央机要事务十多年，后来两次担任御史大夫（副宰相），两次出任宰相，又分别担任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汉成帝、哀帝、平帝），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被封为博山候。他生前封候拜相，死后备受哀荣，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么？（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汉书》、《隋书》、《资治通鉴》、《金石萃编》等）
文能疗病的东汉秘书陈琳（1）
陈琳的秘书经历
陈琳（？—公元217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传说：陈琳入仕之初任大将军何进主簿；董卓之乱后避难冀州，依附于袁绍，被用为记室；官渡之战后到曹操手下工作，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主簿和记室，都是古代秘书性职务。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提升为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染疫疾而亡。
陈琳的出生年月虽然不详，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但从他的工作简历中可以知道，他从参加工作起到建安十三年止，先后在何进、袁绍和曹操三个人的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具体任职时间是：汉灵帝末年，任何进大将军主簿，时间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之后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之前，因为何进从河南尹升任大将军的时间为中平元年三月，而何进死于中平六年八月。何进死后，陈琳即依附于袁绍。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陈琳到曹操手下工作，三年后改任他职，离开了秘书岗位。由此可知：陈琳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不会少于二十年，但也不会超过二十五年，其中担任袁绍秘书的时间最长，有十五年左右。
陈琳的职业定位
不但陈琳做秘书的时间可以弄清楚，而且他的职业定位也十分明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擅长撰写章表书檄，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在当时与阮禹齐名。陈琳写出了不少公文名篇，代表作有《为袁绍檄豫州文》。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陈琳和阮瑀“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又说：“孔璋章表殊健”（《又与吴质书》）。对陈琳在章表书檄写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刘勰也不吝给予肯定：《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陈琳“符檄擅声”；《文心雕龙？檄移》篇又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文心雕龙？章表》篇再说“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赞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陈琳亦长于写诗，其诗仅存四首，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形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诗风朴实、生动，富有民歌特色，不仅为后世诗评家所称道，而且对魏晋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笔杆子”既是陈琳鲜明的专业形象，也是陈琳的职业定位。
三易其主
汉末魏晋时代，既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语），又是中国古代文人作家的人格悲剧时代。门阀士族制度盛行，文人走上仕途必须依附一定的政治势力、集团。由于朝廷更迭频繁，权臣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所以无论世族、新贵，皆以保家全身为念。“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文人作家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他们一方面热切追逐荣名，向往仕进，同时又慨叹世事叵测，仕途多艰。陈琳也是如此。他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家全身的考虑和需要。
陈琳入仕之初，正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大将军何进想诛灭宦官，但何太后不同意，何进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袁绍向何进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地方诸侯董卓带领军队到京。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何进不听，终遭董卓之乱。
陈琳依附于袁绍后，袁绍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谋士沮授当年劝袁绍迎奉汉帝，袁绍不予采纳；当曹操后发制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又老大不高兴，在致曹操的信中，态度强蛮地要求曹操把皇帝送到邺城来。曹操拒绝了，自此，两人正式交恶。虽然曹操惮于袁绍的势力，曾做过一些妥协，如将高于自己的“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袁绍仍愤愤不平。为了实现独霸天下的野心，袁绍决定首先消灭曹操。
为了师出有名，袁绍命令陈琳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即历史上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陈琳尽展铺张扬厉之能事，用尖酸刻薄的词句，不仅历数曹操专横跋扈、贪残肆虐的罪状，把曹操写得一无是处，而且连曹操的祖宗三代也被骂遍。文章最后号召“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举武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并以五千户侯、钱五千万收买曹操的首级。该文笔锋犀利，文词流畅，具有很强的鼓动性。
这篇文字虽有横扫千军之势，可官渡一战，曹操却以弱胜强，大败袁绍，陈琳也在兵败中被俘。他想起自己写过讨伐檄文得罪了曹操，这次被俘决无生还的希望。然而，曹操很大度，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只是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文，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
陈琳连忙谢罪：“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意思是说：当初写檄文是袁绍让我写的，这就好比搭在弦上的箭，不得不放一样，是身不由已的事啊！
听了陈琳的解释，曹操放声大笑起来，从此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后来，人们用来比喻事情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便常用“箭在弦上”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成语。
曹操爱惜陈琳的文才，对他不仅不治罪，还照样任用他，委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其军政章奏、檄文多出自陈琳的笔下。
文能疗病的东汉秘书陈琳（2）
文能治病的科学依据
陈琳写的章表书记，文笔气势刚健，踔厉风发，摇人心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确实写得好。更让人称奇的是，陈琳起草的公文，居然还有疗治曹操头痛病的奇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就记载了这样一桩奇事：有一次，陈琳写好了几篇公文，呈请曹操审定。当天，曹操正被头痛病折磨得苦不堪言。但公务在身，又不能不处理，病躺在床上的他，便强打精神支撑起身体看文书。看着看着，他的精神好多了，病痛也减轻了不少。当看完其中的一篇檄文后，曹操兴奋得从床上一跃而起，高兴地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把我的头痛病都治好了！”当即吩咐手下人厚赏陈琳。
陈琳撰写的书檄居然有疗治曹操头痛病的奇效，当不是夸张，也决非偶然。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图书疗法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文献表明，早在古代，中国人就创造了文体“箴”，用以规过，疗以心疾。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篇中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这里的“针石”，指古人治病用的石针和药石，“三代”指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的夏、商、周。箴作为一种文体，是由古代以针和药石治疗疾病的事实引申来的：人有生理疾病，可以用针药治疗，人有心理的迷惘和过失，亦可用“箴谏”、“箴诫”来疗救。刘勰对文体“箴”之源流的考据，向我们揭示了图书疗法在远古中国的存在。箴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有意识开展图书疗法的开始，无意识图书疗法的渊源还可能更早。近现代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是最早形式的图书，其中那些记录有占卜手或龋齿能否痊愈的卜辞的甲骨，在医学文献史上被称为“疾手”、“疾齿”（陈高华：《中华古文明大图集》）。谁能说在巫医占主导形式的早期医学时期，在夏代第一篇箴文《虞人》出现以前，一个有身心问题的古人，在占卜后得到一块表明吉兆卜辞的甲骨，不会欣喜若狂，身心疾病得到缓解或痊愈呢？恐怕在甲骨文产生之时，图书疗法就萌芽了（王波：《图书疗法在中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2期）。
另外，在我国最早的医书《内经》中，不但有“聚精会神是养生大法”之说，而且最早提出了情志相胜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当一种情志过盛导致疾病时，用另一种对它有相克作用的情志来冲淡、抵消、纠正之，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对图书的疗疾作用，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也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去体也。”在国外，近年来也推出读书疗法，提出“有病请去图书馆”，由“图书馆治疗医师”针对病人的情况列出有关书目供病人学习，获得良好的效果。
典型医案
文能治病，不仅有科学依据，而且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医案被记载流传下来。它们既是体现图书疗法生命力的生动的实证材料，又是我们研究图书疗法的分析对象。据有关专家搜集整理，除曹操的头痛病一时被治好外，尚有如下典型医案：
一、治弱智症。
传说，汉文帝少时脑笨，通过读诵奇文，弱智症不治而愈，后来当上了皇帝，能日理万机，而且提倡节俭，多施仁政，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另据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孙揆尚书，不慧，涕泪狼藉”，后刻苦攻读，开发智力，“十五岁适然一变”，竟业就功成官至尚书（许家和：《读书祛百病》）。
二、治疟疾。
杜甫博览群书，尤善诗赋，涵泳汪洋，千姿万状，忧时即事，世称“诗史”。客有病疟者，甫曰：“诵吾诗可疗之”，果然（王三山：《文人书趣》）。
三、治恶疮。
据载，清代秦子忱患恶疮，“伏枕呻吟，不胜苦楚”，但一部《红楼梦》竟然使他忘却病痛，“迎月读竣，而疾亦赖是渐瘳”，全书读毕，恶疮不但奇迹般痊愈，还写出《秦续红楼梦》一书（许家和：《读书祛百病》）。
四、治气痛症。
清代《老异续编》载有一桩奇事：白岩朱公患气痛症，发作时每每因吟诵杜甫诗歌数首而获缓解（许家和：《读书祛百病》）。
五、治口吃。
《太平广记》载，“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真切”，后通过“精诵五千言”的读书训练，“颇有征验”。今人文史学家张默生儿时口吃，见人不能出一语，原名敦讷。1919年考入北京高师后，发誓矫正口吃。他广搜古今中外关于演讲、辩论之书，如《战国策》、《盐铁论》、《神灭论》、《神不灭论》等，凡可能者，无不购得精读朗诵。他还交结一位辩论对手，名曰“杠友”，每至周日，就到校外互杠不休，常精疲力尽，饭不能下咽，然以此为快。坚持两年，终去口吃之病，其父闻讯，惊讶万分，喜极泪下（王烈：《中国自然疗治大全》；王三山：《文人书趣》）。
六、治伤风流感，心脏早搏。
当代作家秦瘦鸥在《休息读书论》中自述：“近年则把金庸、梁羽生、琼瑶三位先生的巨作作为药物，以对抗伤风流感，乃至心脏早搏等，几乎百试百验”（王三山：《文人书趣》）。
七、美容。
宋代诗人黄庭坚认为读书可以美容，他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礼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今人郑逸梅作《幽梦新影》，其中也说：“面目之可憎与否，不在于美丑，在于其人之曾否读书，所谓腹中有诗书气自华也。”（王三山：《文人书趣》）。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说是一个男人的长相好不好看，有没有气质风度，四十岁以前由爹妈定，四十岁以后由自己定。这也证明读书确实能美容，能治丑。
以上医案，虽然为文能治病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但并不是说它能百病可医。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图书疗法属于心理治疗领域，其治疗对象主要是心理和精神疾病。它对生理疾病的治疗只起辅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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