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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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领导人秘书要做到没有根据的话不说，没有把握的事不做，并且特别要注意，当领导人不在时，别人提出任何建议和要求，秘书只能负责传达，未经领导授意，决不能代替领导答复或许诺，更不能代替领导作指示，否则就是严重的侵权越位行为。由此来对照一下杨修的表现，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杨修实在是过于轻狂，仅仅凭着对曹操一个“教令”的猜测，就擅自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杀他，是有充分理由的。
　　其四，领导人秘书由于职业的关系，往往能够掌握较多的机密，对领导人的想法也比较了解，心思也摸得准。本来，作为秘书的杨修应该利用这一优势，领会领导的意图，把握工作的要领，把工作做在前面，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杨修随意揣摩领导的意图，多次“漏泄魏王训诲”，显示自己的小聪明。这样的秘书，能说合格吗？曹操以泄密罪杀他，他还有什么话可说？！
　　其五，秘书是直接为领导服务的，不论写文章还是办事情，都是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必须忠诚于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事业，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反映情况，处理问题，不撒谎，不掺假，不缩小也不扩大。决不能背着领导另搞一套，更不能故意欺骗领导。作为曹操的秘书，杨修在此方面，是做得不怎么好的。他与曹植联合欺骗曹操，本来就不应该，而在汇报吴质的问题上又被对手陷害了，从而使曹操对他产生更大的怀疑，认为他不忠诚于自己，最后借故把他杀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现代对秘书职业的要求，秘书人员当然还必须具备其他多种素质，如认真、细致、周到以及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等等。但仅从以上五点分析来看，作为领导人秘书的杨修，在素质上确实存在不少缺陷，他的死，确实可以使我们吸取很多经验教训，并以此作为借鉴。（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世说新语》、《三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

挂名秘书阮籍
　　阮籍是三国时魏国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秘书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国元老重臣太尉蒋济的幕府中任尚书郎，后来曹爽辅政，又召阮籍为参军。曹爽被诛后，大权在握的司马懿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司马懿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辅政，他们也都先后任命阮籍为从事中郎。尚书郎、参军，从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属官，职责是掌谋画和文翰，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是从事参谋文字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阮籍虽然先后任过蒋济、曹爽、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秘书，但这一职务多半是挂名的，实际上他是不大做具体的秘书工作的，甚至连文书也很少起草。他不过是挂个名，领一份俸禄，以解决生计问题。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图个虚名，表明他们爱才惜才用才，以笼络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阮籍这个挂名秘书，还是照样读他的书，写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却可以拿到一份优厚的俸禄，这看起来是件美事，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美妙。魏晋之际，天下多故，那些当权人物，为了争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纷纷拉拢名士以壮声威。但他们一失势，名士也就跟着倒霉。“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个时代名士的普遍遭遇。阮籍的名声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拢的重点对象。为了争得名士的支持，权臣们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所以说，阮籍的这些秘书职务，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担任的。
　　正因为阮籍不情愿担任这些职务，所以一旦有适当的理由，他便推辞不干。他从蒋济、曹爽的幕府中脱身出来，都是以病作借口的。他离开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权力角逐中被司马懿杀掉了，同时被杀的曹爽集团成员及家属也有不少。阮籍如果没有及早脱身，这回自然也难免杀身之祸。他何尝不想从司马氏身边离开呢？只是一时找不到恰当的理由罢了。
　　但后来他终于寻思到了一个理由，而且一经向司马昭提出，便顺顺当当地得到批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阮籍听说步兵校尉兵营的伙夫善于酿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灵机一动，何不借喝酒的名义，辞掉从事中郎这个僚属职务，去担任那个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呢？这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司马氏集团，但和他们的关系毕竟拉开了一段距离。报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偿。
　　为了喝酒而要求调动工作，这本来不成其为理由，司马昭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这个要求呢？这是事出有因的。原来竹林名士个个饮酒，而阮籍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酒仙。史书上说：“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获免。”这虽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摆脱别人的纠缠来保全自己，但也说明他对酒的嗜好确实非同一般。以这个借口辞去司马昭的秘书职务，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严格地说，在南北朝以前，像参军这类僚属职务，虽然地位显赫，身处权力中心，其实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却实实在在是个官名。它是汉武帝设置的京师屯兵八校之一，职掌上林苑门屯兵。一直到晋朝，都沿袭设置此官。按理说，这是一个武官，然而从此官开始设置起，就不必为武人，可见这也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挂名职务。此官虽然也属挂名性质，但因为它确实是个官名，所以现在的一些辞书，在“阮籍”这一条里，就只提他“曾为步兵校尉”，而对他的秘书职务，却一字无涉。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种表现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过五个人的私人秘书，史书上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秘书份内的事情，倒是在他辞掉秘书工作，去担任步兵校尉之后，却实实在在写了一篇公文。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国差不多要完蛋的时候。
　　这一年，魏国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为司马昭加九锡。所谓九锡，就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物品。后世权臣篡位之前，辄先加九锡。因此，加九锡也可说是皇帝移位的预演。本来，曹髦要加司马昭九锡，就加九锡好了，但司马昭却装腔作势地再三谦让，而那些公卿大臣们见溜须拍马、大献殷勤的机会到了，便苦劝司马昭接受九锡，并且公推阮籍撰写劝进文章。这可为难了阮籍：写吧，有为司马氏吹喇叭抬轿子之嫌，自然要毁坏自己的名士地位和声誉，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写吧，又要得罪司马昭。司马昭这个人心狠手毒，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因此阮籍不能不考虑自己的脑袋搬家问题。那些溜须拍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这份劝进表，自然是考虑他名声高，影响大，哪晓得阮籍虽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马氏，但内心里，他对司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满的，何况他本来就不是惯于阿谀奉迎的小人，要他写劝进表，真使他伤透了脑筋。
　　迫于司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绝这件事。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绝司马昭为儿子司马炎提亲和对付钟会“引蛇出洞”的阴谋诡计那样，天天酗酒，企图再次借醉酒来摆脱纠缠保全自己。但这回无论如何摆脱不了了，因为人家已经逼上门来取稿。无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胧中，伏在几案上完成了这篇劝进表。据说，这篇醉后草成的劝进文，竟是一篇文笔清丽、气势雄壮的好文章。这一年阮籍四十九岁，再过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岁的阮籍便逝世了。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马昭称晋王。公元265年，司马昭来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宝座让给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因此，晋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称阮籍是魏末晋初人，或干脆称阮籍是晋朝人，这是不确切的。在《晋书》里，有《阮籍传》，这是事实，但阮籍毕竟不是晋朝人，这也是确定无疑的。
　　像阮籍这种挂名秘书，历史上尚有不少。只有在动乱的封建社会才会产生这种人物，可以说这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从中我们可以知道，在我国古代秘书队伍中，还有像阮籍这样的挂名秘书；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残是多么残酷无情！（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


第三部分　吴隐之卖狗嫁女
　　说到东晋的吴隐之，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的趣闻，而他做秘书时卖狗嫁女的逸事，却少有人知道。
　　吴隐之在做广州刺史之前，曾做过多年秘书。他先是为桓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接着被谢石点名要过去做主簿；再后来是入朝做中书侍郎。与尚书郎、主簿一样，中书侍郎也是秘书性职务。吴隐之卖狗嫁女，就发生在他做谢石主簿的时候。
　　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的晋军司令便是他。这一仗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家穷，“遣女必当率薄”，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为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却又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甚至大得使人咋舌。如桓温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时人便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语，主簿地位之重要和权力之大，由此可知。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且谢家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工作，俸禄定当不菲。退一步说，吴隐之的俸禄即使不多，但他只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顶头上司谢石为榜样（谢石聚敛无度同样很有名），能捞的时候就捞它一把，怎么也不会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晋时的官风，是相当腐败的。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比阔斗富这类丑闻，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吴隐之能够清廉自守，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上司谢石都聚敛无度，他却毫不动心，守住清贫，尤其让人崇敬。后来，朝廷决定派他去广州做刺史，目的就是希望他到那里去树立新的形象，改变过去岭南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以饱私囊的弊端。
　　广州面海环山，多有象牙、珍珠、海味和名贵药材出产。但因为地处僻远，瘴疫流行，在东晋时还属蛮荒之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做官。只有那些家里贫困而又想发横财的人才肯去。到广州做刺史，只要弄上一箱珍珠宝物，几辈子享用不尽，以往的广州刺史因此没有一个不贪的。离广州二十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贪泉”，据说不管谁喝了这泉水，都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不信这个邪，到广州后，他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岭南习俗也就日趋淳朴。为了表彰他“革奢务啬，南域改观”的操行和政绩，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吴隐之被升迁为前将军，并得到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奖赏。
　　吴隐之做主簿时卖狗嫁女和他后来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这两件事表明：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也不管他手中有权还是无权，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等）


聪明绝伦郗嘉宾（1）
　　郗超（公元336—377年），东晋高平金乡（今属山东）人，字景兴（或作敬兴），一字嘉宾。祖父郗鉴，父亲郗愔，皆为东晋大臣。郗超少年早熟，聪明过人，十几岁即被抚军大将军司马昱（简文帝）辟为椽。当时有谚语说：“扬州独步王文度（王坦之），后来出人郗嘉宾”（《世说新语》）。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灭成汉，进位征西大将军后，辟郗超为征西大将军椽。永和十二年，桓温任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郗超转为参军。太和六年（公元371年），桓温废海西公，改立简文帝，专制晋政，郗超入朝任中书侍郎。桓温死后去职。大元二年（公元377年）卒，终年四十二岁。
　　纵观郗超的一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秘书岗位上度过的，而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聪明绝伦的人。郗超自十几岁入桓温幕府后，在长达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是桓温的主要幕僚。“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一代枭雄桓温气概清高卓越，很少有他所推重的人，和郗超谈论，他却常说郗超深不可测，于是尽心敬待和信任他。当时桓温幕府里人才济济，和郗超差不多同时在桓府任事的就有王坦之、谢玄、王珣以及大文学家袁宏、大画家顾恺之等人，但真正为桓温看重的，也就是郗超、王珣和谢玄等几个人。对参军郗超和主簿王珣，桓温似乎又特别倚重，每件事都要同他俩商量，桓府的人因此称他们是“长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令桓温高兴，能令桓温愤怒”。史称桓温“经略中夏，竟无宁岁，军中机务并委珣焉。文武数万人，悉识其面”（《晋书？王珣传》）。又说：“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晋书？郗超传》）。桓温欣赏王珣的显然是他的精明强练，倚重郗超的则是他的智慧谋略。一个善于内务管理，一个长于权谋机变，郗超和王珣，无疑是桓温身边最得力的左臂右膀。
　　深自结纳
　　郗超入桓温幕府后，桓温对他“倾意礼待”，郗超亦“深自结纳”，两人很快结为同党。
　　公元369年春，郗超父亲、东晋的徐、兖二州刺史郗愔给大司马桓温去了一封公函，表示要与桓温共同辅佐王室，并请求率领自己的部队渡河北上，讨伐前燕，收复失地。郗愔写这封信，是因为不久前收到了朝廷的命令，要他与桓温一道进行北伐战争，而邀请他参加北伐的正是桓温本人。郗愔对东晋王朝忠心耿耿，接命令后心情特别激动，以为为国立功的机会到了，于是动情地写了这封信。遗憾的是郗愔并不清楚桓温邀请他北伐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桓温有雄才，志在收复中原，这是事实，但他同时更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提高个人的威望，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