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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秘书政治-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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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郗愔对此却一无所知。可以想见,桓温如果读到这封信,肯定会加深对郗愔的疑忌,从而给郗家带来灾祸。幸好郗超先看到这封信,他气得当即把信撕得粉碎,然后提笔代父亲写过了一封信给桓温。信中说自己不是将帅之才,不能胜任军旅重任,而且年老多病,请求找一个悠闲的地方休养,并劝说桓温统领自己的部队。桓温见信,大喜过望,当即调任郗愔为冠军将军、会稽内史,自己则当仁不让地兼任徐、兖二州刺史。自此,东晋的荆、扬两个重镇,全由桓温一人兼任,他一人掌握了长江上下游的全部事权(《资治通鉴》卷一百二)。
  郗超对桓温的想法之所以摸得那么清楚,是因为他经常听到桓温念叨“京口酒可饮,兵可用”这句话。从这句话里,他知道桓温对他父亲身居京口要地深为不满,很想将此二州攫为己有,只是没有适当的理由和借口,他才暂时没有动郗愔。京口一带,原来地广人稀,西晋灭亡,北方士民纷纷避难来到江南后,这里便逐渐成为东晋的重镇,号称北府。因当地军民强悍,勇于从军,桓温早就有把他们编练成一支新军的计划。桓温对京口重镇早就垂涎三尺,郗愔却如此不识时务,也难怪郗超要把他父亲的信撕得粉碎了。
  郗超是桓温最主要的谋士和最得力的助手,同时也是桓温的死党,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然而郗愔却不知道。假如郗愔早知道儿子已与桓温结为死党,郗超擅自做主代他给桓温写信,从而把手中的权力奉送给桓温以保一家平安,郗愔会不会坚决反对呢?从他忠于王室这一点看,他肯定会这样做的。
  父子异趣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但郗超和他的父亲郗愔,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人。郗愔忠于王室,郗超却同桓温结为死党;郗愔为人糊涂怯弱,郗超却精明强练;郗愔事奉天师道,郗超却信佛;郗愔喜好聚敛钱财,郗超却轻财重施,视钱财如粪土。
  郗愔大肆搜刮钱财,有钱数千万,郗超心中很不以为然。有一天早晨,郗超去给父亲请安,郗家的礼法,在长辈面前,晚辈不能坐着,郗超就站着说了很久的话,并有意把话题引到了钱财上来。郗愔说:“你只不过想得到我的钱财罢了!”于是打开钱库一天,让郗超任意使用。郗愔如此大方,原以为郗超顶多只能用掉几百万而已,却没有想到他会在一天时间里把钱库里的钱全部分给亲戚朋友,到最后所剩无几了。郗愔听了,惊怪不已(《世说新语?俭啬第二十九》)。
  太元二年(公元377年)十二月,郗超去世。当初,郗超与桓温结为同盟,因为父亲郗愔忠诚于王室,所以没让父亲知道。等到他病重以后,拿出一箱子书信交给门下的弟子,说:“家父年事已高,我死之后,如果他过度悲伤,影响到饮食睡眠,可把这个箱子呈交给他,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请把它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惋惜而患病,弟子把箱子呈送给他,里面全是郗超与桓温商议密谋的往返书信。郗愔勃然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已经太晚了!”于是再也不为他悲痛流泪了(《晋书?郗超传》)。
  权谋机变
  在中原板荡之际,能提高威望、博取人心者,莫过于武力征伐以收复失地。平蜀之后,桓温又进行了三次北伐。永和十年,桓温自江陵出发,从水陆两路,攻伐由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水军沿汉水北上,步兵直趋武关。他又命梁州刺史司马勋北出子午道,作为偏师。桓温在蓝田大败秦军,进至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关中百姓带着牛酒,前来犒师。父老感动地流泪说:“想不到今天又见到官军!”率正义之师,以破竹之势,如能一鼓作气,直捣长安,关中当唾手可得。桓温却驻军灞上,观望不进。原来桓温北伐的目的只是想立功名以镇服江东,并非真心伐罪吊民,收复旧土。桓温进军之初,本打算以秦地之麦为粮,但秦人早已芟麦清野,晋军无粮可食,只好退回荆州。
  两年后,桓温乘冉魏叛将周成占据洛阳,被姚襄围困之机,进行第二次北伐。桓温到达伊水时,姚襄撤洛阳之围,拒水结阵。桓温披甲督战,大败姚襄。接着周成出降,桓温进入洛阳,谒晋诸帝陵寝,有毁坏者皆令人修复之,并置陵令看守。留颖川太守毛穆之等以三千人镇守洛阳,自率大军而还。


聪明绝伦郗嘉宾(2)
  以上两次北伐,第一次虽说无功而返,但志在立威的目的还是达到了,而第二次北伐,则是取得了成功,所以自此以后,桓温既掌内外大权,其诸弟皆身居要职,桓氏势力一时甚盛。遗憾的是,接下来的第三次北伐,桓温却以惨败告终。
  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四月,桓温率桓冲、袁真等步骑五万从姑孰出发北伐前燕。时正大旱,水道不通,郗超劝阻桓温说:“路途遥远,汴水又浅,恐怕运送粮食的水道难以畅通”。桓温没有听从。六月,大军进至金乡(今山东金乡),桓温命冠军将军毛虎生在巨野(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开凿三百里水路,引来汶水(今大汶水)会合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又称清水)。这条航道后来称作“桓公渎”。桓温率大军乘船自清水进入黄河,舳舻连绵数百里。这时,郗超又建议说:“从清水进入黄河,运输难以畅通。如果敌人不与我们交战,运输通道又断绝,我们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不如让现有部队全部径直开向邺城,他们害怕您的威赫名声,一定会闻风溃逃。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太冒险,那就不如停兵于黄河、济水,控制水路运输,等到储备充足,到明年夏天再进军。这样做虽说拖延了时间,却是万全之策。”但桓温又未采纳,既不肯直趋邺城,决胜负于一役,又不肯顿兵河、济,以待来年。于是乃按原定计划进军。七月,桓温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这时,桓公渎因为干旱水位下降,已不能通运,桓温水军的退路及粮食供应都成了问题。此后,桓温几次与燕军交战都未取胜,乃命令烧掉船只,弃掉辎重从陆路退军。前燕部队从后追击,几次大败桓温,晋军死伤数万人,这次北伐于是以桓温的惨败而告终。起初,桓温令袁真攻打谯郡、梁国,开凿石门,以便修通水道,运送粮草。袁真攻克了谯郡、梁国,但无法打开石门。桓温深感丧师败绩的羞耻,于是以石门不开,粮运不济,归罪于袁真,上疏请求免除袁真官职,贬作庶人。袁真认为桓温诬陷自己,不服,上疏控告桓温,朝廷不理。袁真便据守寿春叛变,投降前燕。
  桓温此次北伐惨败的原因,分析起来,应该说主客观方面都有。从桓温主观上来说,其北伐不是真正想收复中原,而是志在立威,欲以功名镇服江东,伺机取晋室而代之。因此,桓温在作战时务求持重,在大好形势下常常观望不进,贻误战机。另外,桓温确实很懂兵法,也善于用兵,但他还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事家,用兵贵在多谋善断,相机而动,桓温于此却略逊一筹,因此在用兵时往往不善于捕捉战机,缺乏灵活性。郗超的权谋机变本来可以弥补他这方面的不足,可在关键时桓温却没有听从郗超的意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是非常遗憾的。
  废立皇帝
  太和五年二月,袁真死,前燕任命袁真的儿子袁瑾为扬州刺史。八月,桓温从广陵率二万兵马讨伐袁瑾,在寿春郊外击败袁瑾,进而将城池包围。第二年正月十七日,桓温攻下寿春,活捉了袁瑾,将他和他的家属一起押送到建康,在建康处斩(《资治通鉴》卷一百三)。
  桓温北伐本来是想先立功河朔,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声望,回来后接受加九赐的礼遇。既有枋头之败,他的威望和声名都受到很大打击。攻克寿春后,他问郗超:“这一仗,能不能雪枋头之耻?”郗超说:“不能。”过后有一天,郗超在桓温府中留宿,半夜里郗超对桓温说:“您难道毫无忧虑吗?”桓温说:“你一定有话要对我讲。”郗超说:“你身负天下的重任,如今以六十岁高龄,却在一次大规模的行动中失败,如果不建立非常的功勋,就不足以镇服人心!”桓温说:“哪该怎么办呢?”郗超劝他废立皇帝。桓温历来怀有此心,对郗超的话深以为然,两人立即商议,决定行动步骤。他们考虑到皇帝司马奕一贯谨慎,没有什么过失可挑,只能从男女关系入手,便决定四下散布谣言,说:“皇上早就得了阳痿病,不能生育,他的几个儿子都是宫中美人和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通奸生下的,将来他们被立为储君,封为王侯,必然改换皇家血统。”谣言在民间秘密传播,人们无法判别真假。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从广陵返回姑孰,中途带兵入朝,威逼褚太后废黜海西公司马奕,以丞相、录尚书事、会稽王司马昱继承皇位,是为简文帝。此后,司马昱虽为皇帝,实际上仅是一个傀儡,凡事拱手默认而已。
  入幕之宾
  为了掌握兵权,控制上游,桓温废掉司马奕后,任命郗超为中书侍郎,坐镇朝廷,自己则带兵返回白石,还镇姑孰。郗超此时虽然名义上成了皇帝的秘书,实际上是桓温有意安插在朝中的一个钉子,以便把持朝政。
  桓温临走之前,桓温和郗超商议削除一些朝廷大臣,对朝中的异己力量大加废徙。太宰武陵王司马晞好习武事,为桓温所忌;殷浩之子殷涓、广州刺史庾蕴与桓温素有成见,又庾、殷二姓势力很强,亦为桓温所忌,很想把他们清除。桓温和郗超把废徙名单和相关文书的条款拟定之后,这天晚上两人就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桓温起来,叫宰相谢安、王坦之进来,把准备好的文书丢给他们看,郗超则躲在帷幕之内。谢安没有开口说什么,王坦之把文书还给桓温之后,也只是说了两个字:“多了。”桓温取过笔来,想从中减掉几个,躲在帷幕中的郗超便偷偷地跟桓温说起话来,显然是向桓温提出具体建议。谢安于是含笑地说:“郗先生真可以称得上是入幕之宾了。”(《世说新语?雅量第六》)谢安在这里所说的“入幕之宾”,可算是一句双关语。“幕”可以是指郄超藉以藏身的帘帐。中国古代习惯用帘帐之类的纺织品来分隔房屋内的空间,而这种起隔断作用的帘帐,统称为“幕”。严格来说,“在上曰幕,在旁曰帷”,一般则混称为“幕”。帷幕之内是居室私密之处,能进入帷幕中的宾客,自然与主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习惯以“入幕之宾”指心腹、死党。另一方面,谢安这句话中的“幕”,也可以指郄超所任的“参军”官职,因为当时此一官职被称为“幕僚”、“幕职”。
  自此以后,不仅桓温威振朝廷,而且因为桓温的缘故,朝廷里的人也都害怕和郗超打交道,一时朝廷大臣如谢安等,均畏其权势。有一次,谢安和王坦之一起到郗超那里去,太阳快落山了,还没有被召见,王坦之想离去,谢安说:“你难道不能为保全性命而忍耐一会儿吗?”(《世说新语?雅量第六》)
  简文帝司马昱对郗超也是敬畏三分。他常常害怕自己被废黜,有一次,他对在宫中当班的郗超说;“命运长短,本来就并不计较,所以不该再出现前不久废黜皇帝那样的事情吧?”司马昱还是抚军大将军时,曾聘用郗超为椽属,原来既是司马昱的部下、现在又是他的秘书的郗超,从心里对司马昱还是同情的,于是说:“大司马桓温,正在对内稳定国家,对外开拓江山,我愿用百余家口保证,不会发生那种不正常的政变。”司马昱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于是对郗超吟咏庾阐的诗歌:“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晋书?简文帝纪》)。由于难以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位不到两年,司马昱便忧愤而死。


聪明绝伦郗嘉宾(3)
  胸怀与识见
  前秦苻坚图谋东晋天下,已经吞并了梁、岐一带,又虎视耽耽地想攻占淮水以南地区。当时朝廷决定派谢玄北上讨伐苻坚,人们对这一决定意见很不一致。只有郗超说:“此事一定能成功。我过去曾和谢玄在桓府中共事,发现他用人能人尽其才,即使在极小的事情上,也能委任得当。从这些事来推断,估计一定能建立功勋。”谢玄大功告成后,当时人们都赞叹郗超有先见之明,更敬重他虽然与谢玄关系不好,却能不因个人爱憎而隐匿别人的才能(《世说新语?识鉴第七》)。
  太和二年(公元367年)九月,东晋朝廷任命郗愔为都督徐兖青幽四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徐州刺史。郗愔的外甥、黄门侍郎王徽之到郗家祝贺,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反复诵说,多次不停。郗愔的次子郗融对哥哥郗超说:“老人家今天拜官,王徽之说的话太不恭敬了,实在难以容忍。”郗超说:“这是陈寿对诸葛亮所作的评语,人家把你家的人都比作诸葛武侯了,还有什么可说的!”据陈寿著《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这就是王徽之用来评论郗愔的两句话的出处。王徽之对他的舅舅郗愔有些瞧不起,他想表达的意思确实是随机应变的用兵策略不是郗愔的擅长。可惜他忘了自己所引用的两句话,竟是出自陈寿对诸葛亮的评语,结果被他的表兄弟郗超所利用,从而出现了“欲贬实褒”的喜剧效果。这也表明,郗超这个人确实聪明过人,不但博览群书,而且记忆惊人(《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等)


助刘裕成大事业的刘穆之(1)
  根本无托,决意东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十分顺利,只一年时间,汉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东晋打下了。后秦主姚弘,被俘后送到了建康(今南京市)。自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以来,关中人民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余年了。收复洛阳和长安后,刘裕本可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朝疆域。可是在此大好形势下,他却下令停止北伐,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返回建康。对刘裕这种虎头蛇尾的举动,三秦父老十分失望和不解,纷纷责问他“舍此欲何之乎!”有人说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就是说刘裕之所以宁愿功亏一篑而匆匆南归,是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要知道,刘裕回到建康以后,并没有马上黄袍加身做皇帝,他真正篡晋自立,是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六月,那是将近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既然如此,刘裕匆匆南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卷一百一十八)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刘裕当初是打算留在长安,继续征服西北的,后来突然改变主意,原因有二:一是东晋的各位将领因长期征战在外,思念故土,大多数不愿再留;二是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刘裕怕有人会趁机夺权,才急忙赶回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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