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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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的刘穆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刘裕怕有人会趁机夺权，才急忙赶回建康。《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显然更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事实，因而是可信的。
　　好人散去，国家遭殃
　　刘穆之是什么人？他的死不但影响了东晋这次北伐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写法，这个被刘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刘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实的确如此。刘穆之当时的身份虽然是左仆射、前将军、丹阳尹并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实只是刘裕的心腹秘书而已。刘裕西征北伐，都让刘穆之留守京城，以免后院起火。刘穆之死后，刘裕犹如失去了依靠和主心骨，常常叹息着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谓是‘好人散去，国家遭殃！’”又说：“刘穆之死后，别人从此都会轻视我！”由此可知刘穆之在刘裕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他对刘穆之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刘穆之担任刘裕的秘书，说来也是很偶然的。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北府兵将领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讨伐桓玄。初克建康后，刘裕对何无忌说：“现在急需一个主簿的人选，你看怎么能得到？”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刘道民是刘穆之的别名）。刘裕说：“我也认识他。”便马上派信使骑快马去请他来任职。刘穆之曾任琅邪府主簿，此时赋闲在家。这天，他听到京口方向人声鼎沸，于是一大早就起来，到路边打听张望，正好和前来的信使相遇。在此之前，刘穆之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刘裕在大海中泛舟，忽遇大风，眼看大船就要倾覆，却见船的左右有两条白龙护卫着。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此山山峰耸翠，林木茂密，刘穆之十分高兴。现在，刘穆之接过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呆立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返身回家，把一件布衣服撕破，改作裤子，跟信使一道去见刘裕。刘裕说：“我们刚刚举起大旗，发动这场符合道义的事变，一切从头开始，困难很多，非常急迫地需要一个在军队中负责文秘工作的人才，你说谁最适合做这种工作？”刘穆之说；“您的军府刚开始建立，所用的文官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才行，在这种紧张仓促的情况之下，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刘裕高兴地说；“你能屈尊亲自担当这个职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当即任命刘穆之为主簿。
　　就是这么一对原来并无深知深交的人，一旦走到一起，却像前辈子有缘似的，很快就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刘裕初入建康时，对那些重大事情的处理和安排，全部交给刘穆之，使那些仓猝间应办的公务马上办理完毕，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刘裕于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大小事情全都询问他的意见。刘穆之也是竭尽忠诚、极力筹措，没有任何遗漏和保留。当时晋朝的政令宽泛废驰，纲法纪律都没有建立起来，豪门大族凌傲放纵，普通百姓却异常贫困穷苦。桓玄篡权后，接下来的是东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桓玄虽然曾经打算进行整顿，却因各种规章的分类条目过于繁琐细密，百姓无所适从。刘穆之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清理矫正。刘裕也能以身作则，以威行严法进行管束，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不满十天，官风民俗顿时大为改观。总之，在刘穆之的操持下，百废俱兴，朝廷内外很快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这一切更使刘裕众望所归。
　　刘穆之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之人。他在内总管府中事务，在外供应军旅的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处理问题快如流水，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各种材料堆满了办公室。刘穆之竟然能够眼睛看着文件内容，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听属下的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他同时进行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一切应酬自如，全都处理得当。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



助刘裕成大事业的刘穆之（2）
　　赤胆忠心，毫无保留
　　作为刘裕的秘书和心腹，刘穆之对刘裕可以说赤胆忠心，毫无保留。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州）、扬（州）为根本。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桓玄的司徒王谧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刘裕刚起事，不想太张扬，坚决辞谢，于是任命王谧为扬州刺史。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因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让刘裕在丹徒兼管扬州，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皮沈首先拜见了刘穆之，把朝廷讨论的情形全部告诉了他。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了一张条子给刘裕：“皮沈说的话，千万不要同意。”刘裕召见皮沈后，暂时先让他出去，又把刘穆之叫进去询问。刘穆之说：“晋朝对朝政失去控制，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的福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家的事业，功高德勋，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之下，怎么还能一味谦让，而永远去做一个老守藩地的地方将领呢？刘毅、孟昶几个人，与您都是从普通百姓开始起家的，当年一起倡导大义，争取富贵。但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推举您做了盟主，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所以，当他们的力量和您相当，地位也差不多的时候，终究是要互相吞并和排挤的。杨州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决不可以再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上一次把它交给王谧，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权宜之计，这次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可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再想得到，便没有理由和机会了，那样一来，将来的危险，实在无法想象。现在朝廷这样商议，您理应表明一下态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说只有我自己合适，又未免难于启齿，所以只有这样说：‘中央地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辅佐君王的宰相一级官员，地位非常重要。选定这样的官员既然如此重大，便决不可以在外地随便发几声空议论敷衍，最近我打算抽时间前往京都，再与你们一起充分地交换意见。’您到了都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官职交给别的人。”刘裕听从了他的话。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原来的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兼任。
　　刘穆之对刘裕推心置腹，不但在大事上当参谋、出主意，而且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如实向刘裕汇报，史称“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刘穆之“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也就是通过和宾客来往谈天说笑中了解情况，打听消息，并且有意布下耳目，探访民意，然后告诉刘裕，以便他及时掌握新情况和新动态。对刘穆之的这种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做法，有人很看不惯，对此刘穆之非常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刘裕对刘穆之自然越加信任。和刘裕一道起兵的刘毅想离间刘裕和刘穆之的关系，经常对刘裕说刘穆之权太重，刘裕反而越加信任刘穆之。
　　正因为刘穆之对刘裕如此推心置腹，所以刘裕对他的话都能听得进。刘裕因是寒门出身，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没有念过什么书，是个文盲半文盲。后来在工作中他虽然慢慢认识了一些字，可以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但他的字写得极差，和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很不相配。刘穆之便对他说：“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当时军政十分繁忙，加之刘裕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自然不可能按刘穆之的建议去做。刘穆之于是又对他说：“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也美。”（“您既然没有时间练字，那就把字写大一些，字写得越大越好。字写得大，不但能够藏拙，而且有气势。”）刘裕觉得这个意见可行，便采纳了。从此后他写手谕文告，一张纸顶多只写六七个字，这可能是当时最大字号的文告了。
　　刘穆之劝刘裕写大字藏拙，当然是为了维护刘裕的尊严和面子。因为在当时，那些出身大族的人，对出身寒微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哪怕你身为帝王将相，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他们也是看你不起的。出身士族的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而寒人却没有文化，所以寒人出身的人经常受到士大夫的讥弄和嘲笑。刘裕的字写得难看，当他的面可能没有谁敢挖苦讥笑，但背后人们肯定有所议论，作为他的秘书，刘穆之婉言相劝，要他留意把字写好，自然是一番好意。正因如此，刘裕才采纳了他的建议。
　　连自己的缺点，刘穆之也不想对刘裕隐瞒。刘穆之也是寒门出身，没有门户可以依傍。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但他的性格奢放豪迈，跟上刘裕后，身份地位提高了，条件改善了，于是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
　　从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共事虽然不到十三年时间，但对刘裕和刘穆之来说，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刘裕南征北伐，打下了刘宋一朝的基业，最后成了新王朝的创立者；在此期间，刘穆之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刘裕的事业，是刘裕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刘裕称他“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宋书》的作者沈约说他是“一代宗臣”。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帝位后，即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晋书》、《资治通鉴》、《宋书》、《南史》等）


意气用事恣意妄为的刘洁
　　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击柔然，无功而返。
　　柔然是北魏的一个劲敌。它是鲜卑的一支，又叫蠕蠕或芮芮，长期游牧在北魏的北边，冬天从漠北迁向漠南，夏天又回到漠北。拓跋焘做皇帝后，用主要的力量对付柔然，前后发动了许多次反击柔然的远征，规模最大的一次，发生在公元429年。这一年，柔然被打败，被北魏降服的柔然人有三十多万家，掳获的马牛羊多达数百万头。北魏把被征服的柔然人南徒于边塞地区，在军事管制下，从事农耕和畜牧。另一部分柔然人，往漠北退走，遇有机会，便像一阵风暴，袭击北魏的北方边境。
　　公元443年北魏对柔然的出击，目的便是消灭柔然的残余势力。这次行动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北魏内部有人捣鬼。捣鬼的不是别人，而是拓跋焘的秘书刘洁！
　　刘洁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军事行动？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仅仅因为拓跋焘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便成心和拓跋焘作对，使这次本来可望大获全胜的行动受阻和失败。
　　原来，在朝廷商议北伐柔然时，刘洁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柔然人不在一个地方定居，行迹不定，前一次北伐柔然（指太延四年，即公元438年那一次），就是因为找不到他们，不但毫无所获，而且死了不少人马。现在不如广积粮草，等柔然人来侵犯时再将其消灭。”刘洁这一意见，得到了绝大多数朝臣的支持。但拓跋焘没有听从刘洁的劝阻，执意分四路出兵北伐柔然。
　　这次出击是否有收获，能否找到柔然人决战，可以说谁也不敢保证。刘洁反对这次行动，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拓跋焘执意出兵，也有他的考虑。因为这些柔然人确实是北魏的一大心腹之患，不将其彻底消灭，北魏的北方边境永远得不到安宁。拓跋焘是一个喜欢打仗的人，况且这次行动得到了一个关键人物的支持，他就是北魏的智囊、在当时谋略无双的崔浩。“浩固言可伐”，拓跋焘也就下定决心实施这一行动计划。
　　事已至此，作为秘书，刘洁本应服从决定，全力协助拓跋焘完成北伐任务。但他却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总认为自己的意见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拓跋焘拒绝接受他的意见，刘洁便觉得自己大失了面子，于是“耻其言不用，欲败魏师”。正是在这种变态心理的支配下，刘洁搞了一系列小动作，果然把北魏的这次军事行动搞垮了。
　　刘洁搞的第一个小动作，是背着拓跋焘发布诏令，推迟诸军会师日期。拓跋焘在部署这次军事行动时，曾和诸将约定：某一天四路兵马一起到一个叫鹿浑谷的地方会师。但拓跋焘率领中军按照原定会师日期来到鹿浑谷，东、西两军和后继部队却没有赶来！拓跋焘在鹿浑谷等了六天，另外三路部队也不见踪影！拓跋焘做梦也不会想到：三路部队是因为都收到了刘洁伪造的诏令，才推迟赶来鹿浑谷会师的！
　　伪造诏令耽误会师，从某种意义上说等于破坏了这次行动计划，然而，如果刘洁从此停止破坏行为，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北魏的这次军事行动还是有可能取得胜利的。原来，拓跋焘按会师要求率中军如期赶到鹿浑谷时，正巧柔然首领敕连可汗吴提的大本营就在这儿！北魏最怕找不到柔然人决战，如今在鹿浑谷和柔然人不期而遇，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兔子撞到猎人的枪口上了！虽然其他三路部队没有赶来，魏太子拓跋晃还是主张掩其不备，“速进击之”。但这一主张马上遭到刘洁的极力反对。他说：“柔然营中尘土飞扬，遮天蔽日，说明柔然人是很多的。我们兵少，这里的地界平坦开阔，现在出击，很可能要被柔然人包围，最好等其他三路部队赶到后再出击。”拓跋晃反驳说：“柔然营中之所以冒起这么大的尘土，是由柔然人的惊慌失措、扰乱不安造成的。否则兵营上面怎么会有尘土飞扬呢！”但刘洁还是极力反对出击。他们两人争论很久，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拓跋焘自然不知道刘洁是有意阻挠魏兵出击的，更主要的是北魏兵力单薄，出击的风险较大，拓跋焘也就听从了刘洁的意见，没有下令出击。他心想其他几路部队很快就会赶到，到时再去追击柔然人也不迟。谁知一等就是六天，到第七天，拓跋焘只好放弃会师的计划，率领中军去追击。但柔然人早已逃得远远的，北魏只抓到柔然的几个骑兵侦察。一审问，柔然侦察说：“我们柔然人没有想到魏军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上上下下无不恐惧万分，因而纷纷向北逃跑，奔跑了六七天，知道后面没有追兵，才放下心来慢慢走。”假如刘洁不有意阻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