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政治-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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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恐惧万分，因而纷纷向北逃跑，奔跑了六七天，知道后面没有追兵，才放下心来慢慢走。”假如刘洁不有意阻挠魏军出击，北魏不是同样可获大胜么？拓跋焘既后悔没有采纳太子的意见，又深恨刘洁误了大事。
　　至此，北魏的这次军事行动，已告失败。但刘洁还不罢休，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拓跋焘率领中军追至一个叫石水的地方，不见柔然人，只好返回。这时魏军已深入沙漠之中，携带的粮草已差不多用完，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境地里，刘洁又耍了一个阴谋，指使人暗中扰乱部队，并劝拓跋焘只身逃命。目的没有达到，他又委过于人，说这次军出无功，一切罪过都是崔浩造成的，企图借刀杀人、转移视线。拓跋焘说：“诸将失期，遇贼不击，浩何罪也！”待到其他三路部队赶来后，刘洁伪造诏令的阴谋终于败露了，拓跋焘便将他囚禁起来。后来又发现他有阴谋篡立之罪，拓跋焘便下令杀掉他，并夷三族。
　　刘洁最终得到这种下场，应该说是咎由自取。他走到这一步，看起来好像是一次偶然事件引起的，但认真探究一下，便发现有其必然性。史书上说：“洁久在枢密，恃宠自传，帝心稍不平”（《北史？刘洁传》）；“洁既居势要，擅作威福，诸阿附登进，忤恨者黜免，内外惮之，侧目而视”（《魏书？刘洁传》）；“魏尚书令刘洁，久典机要、恃宠自专，魏主心恶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一个秘书骄狂任性到这种程度，他后来“耻其言不用，欲败魏师”也就并不奇怪和偶然了。
　　刘洁为何敢如此意气用事、恣意妄为呢？当然也是有原因的，这就是“恃宠”，即依仗拓跋焘对他的宠爱。拓跋焘宠爱他，一是因为自己还是太子时，刘洁即“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敷奏百揆”，是一个跟了自己二三十年的老秘书；二是因为刘洁事实上也是个有主见、有才干、能文能武、“朝臣咸服其能”的人，对这样的干才，拓跋焘怎么能不喜爱，并在后来把他放在尚书令（此时的尚书令和隋唐以后的尚书令不同。南北朝时，尚书是一切文书的总汇，尚书令类似现代的秘书长一职）这个重要位置上呢？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过分宠爱，往往会忽视其缺点；即使对他的缺点有所觉察，也能过分大度地予以原谅，从而没有及时帮助其纠正过来。拓跋焘对刘洁的问题并非没有发现，而且对他的某些做法还感到厌恶，但厌恶归厌恶，信任归信任，既没有给刘洁敲警钟，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组织措施，照常重用不误，于是随着时日的推移，刘洁的缺点便越发展越大，最后终于导致祸国败家的结局。
　　从刘洁的悲剧中，秘书人员应该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呢？首先要正确看待领导对自己的信任。要把这种信任当作自己搞好秘书工作的鞭策和鼓励，从而更加勤勉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种信任，认为领导反正非常赏识自己，自己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别人也奈何不得，那就危险了，最后非犯错误、走入歧途不可。其次要正确看待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秘书部门负有咨询和参谋的职能，在工作中经常为领导出主意想办法，提些建设性意见和合理化建议，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秘书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强加给领导，尤其是当领导没有采纳时，哪怕自己的意见再正确，也不能使性子，甩挑子，更不能和领导对着干，成心搞破坏。（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北史》、《资治通鉴》、《魏书》等）


不怕得罪皇帝的古弼
　　古弼，北魏秘书、大臣。这个人很正直，只认理不认人，连皇帝都敢得罪。
　　古弼原来叫什么名字，史书上没有记载，只说他“后改名弼”。这个名字还是魏明元帝拓跋嗣给他改的，意思是古弼是个“辅佐之材”。在改这个名字之前，拓跋嗣还曾“赐”过一个名字给他，叫“古笔”，意思是古弼这个人，不但像笔一样有用，而且像笔一样直。古弼的头长得尖，像毛笔头一样，人们于是都亲切地称他为“笔公”，而魏太武帝拓跋焘则昵称他“笔头”。有时发起怒来，便骂他“笔头奴”。总之，古弼这个人，真的像笔一样直而有用。
　　发生在公元444年的三件事，完全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一年的正月，古弼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皇家的上谷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古弼读后，觉得意见很好，就马上去见皇帝拓跋焘，要把意见奏给他听（因为春天已来临，不快点处理此事，又将影响一年的耕种）。拓跋焘跟给事中刘树在下围棋，正在兴趣头上，古弼进来，拓跋焘就像没有看到一样。古弼在旁边坐了很久，也没有获得奏事的机会。古弼火了，突然站起来，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床（胡床，即矮凳子），然后扑上去，又是扇他的耳朵，又是打他的背，并且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个小子的罪过！”拓跋焘脸都变色了，十分尬尴，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停手不要打了！”古弼这才放过刘树，把事情奏给皇帝听。“帝奇其公直，皆可其奏，以与百姓”。（《北史？古弼传》。《魏书》、《资治通鉴》同。以下所引资料皆同）。
　　事后，古弼也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了，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你有什么罪过啊？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以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你做就是了！即使‘颠沛造次’，你做了，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第二件事是：同年八月，拓跋焘要去河西打猎，让古弼留守京城。他给古弼发了一道指示，要他把肥壮的马送去打猎，古弼却尽送一些老弱马去河西。拓跋焘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节制捉弄我！等我回去，先斩此奴！”古弼手下的官吏，都惶恐不安，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古弼却安慰他们说：“我为人臣，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做到有备无患，而是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忧虑什么呢？”拓跋焘听到这些话，叹服道：“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于是“赐衣一袭（即一副）、马二匹、鹿十头”。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这年的八月份。
　　河西打猎回来不几天，拓跋焘又到京城的北山去打猎了。这次打猎收获甚丰，猎获麋鹿数千头。拓跋焘于是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他征发民车五百辆去运麋鹿。送信的人去了不久，拓跋焘就醒悟到了，这次肯定又要碰钉子。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你们还不如就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说完，就命令大家动身回京城。走了百来里，遇到送信的人回来，车子一辆没有，带来的只有古弼的一封回信。信上说：“现在正是谷黄椒熟时节，麋鹿和野猪不停地到农田里来糟蹋庄稼，鸟雀也不断地来啄食粮食，加上风吹雨打，地里的粮食晚上去收获，就只能收到早上的三分之一，一天损失这么重，民车都正用于运送庄稼，怎么能征用去运麋鹿呢？请缓几天吧！”拓跋焘见信后，说：“果然如我说的，笔公可谓社稷之臣矣！”
　　古代的臣子，尤其是皇帝的秘书，对皇帝不阿谀奉迎，曲意讨好，就已难得，而像古弼这样，认理不认人，事事为国为民着想，连皇帝老子都敢得罪，确实少见。当然，这同他遇上了拓跋焘这个杰出的君主是分不开的。当公元451年拓跋焘被人杀死，他的孙子拓跋浚（即文成帝）继位做了皇帝，还不到一年，就因为古弼“议不合旨”（即和皇帝的意见不一样），便找了一个借口，把古弼杀了。这件事发生在公元452年的下半年，当时知情的人，谁不喊“冤枉”，叫“可惜”啊！
　　古弼的生年不详，但他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很早。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时，他就在“门下奏事，以敏正著称”。正因如此，拓跋嗣才又是赐名给他又是给他改名。明元帝晚年病重，太子拓跋焘监国总理朝政，便安排古弼“对综机要，敷奏百揆”，协助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很显然，明元帝是很欣赏和信用古弼的。当然，古弼同样也得到了拓跋焘的欣赏和信用。拓跋焘当皇帝后，就提拔古弼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拓跋焘做皇帝近三十年，古弼则在禁中工作近三十年，“端谨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拓跋焘晚年有意让太子拓跋晃“总摄万机”，并征调古弼为“东宫四辅”之一，再次让古弼辅佐太子处理国家大事，因“保傅东宫，有老成之勤”，官迁尚书令。拓跋晃先他父亲而死。拓跋焘去世后，由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浚继承皇位。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拓跋浚当皇帝没几个月，就把古弼给杀了！
　　当然，古弼也有缺点。史书上说他不大廉洁，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曾收受过别人三十斤黄金的贿赂（也有说四十斤的）。这件事拓跋焘是知道的，只是因为古弼“正直有功”，才不“罪责”古弼。就收受过这么一回贿赂（古代的黄金并不是现代意义的黄金），却在历史上落个不廉洁的名声，后人不能不引为鉴戒！（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北史》、《资治通鉴》、《魏书》等）


宋孝武帝和他的秘书颜竣（1）
　　与山水诗人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的南朝宋著名诗人颜延之，有四个儿子。有一次，宋文帝刘义隆问颜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颜延之回答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chuo）得臣义，跃得臣酒”（《南史？颜延之传》）。南朝文人把文章区分为“文”、“笔”两类，即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文心雕龙？总术》），颜延之因而有“竣得臣笔，测得臣文”之说。
　　这个“竣得臣笔”的“竣”，就是颜延之的长子、宋孝武帝刘骏的秘书颜竣。
　　颜竣的辅佐之才
　　颜竣的生年不详。从颜延之三十岁以后才结婚推算，颜竣的出生年月应在公元414年以后（颜延之生于公元384年）。他开始担任刘骏的秘书，具体时间史书上也没有详载，只说他“初为太常博士、太子舍人，出为世祖抚军主簿（秘书），甚被爱遇，竣亦尽心补益”（《宋书？颜竣传》）。世祖是宋孝武帝刘骏的庙号。刘骏是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七月加抚军将军的，由此看来，颜竣从太子舍人转任刘骏的秘书，应为公元444年以后。这时颜竣三十岁左右。公元453年刘骏做皇帝，在此之前的近十年时间里，颜竣一直担任他的秘书。他们两人的关系相当和谐密切，感情非常深厚，刘骏非常喜欢颜竣，颜竣也尽心尽意辅佐刘骏。颜竣的辅佐之才，在公元453年为刘骏争夺帝位时发挥得最为出色。
　　刘骏是宋文帝第三子，本来没有做皇帝的份，他自己也从来不敢往这方面想。但这一年的二月，太子刘劭怕他父亲废掉他，于是急于抢班夺权，与他弟弟刘浚（宋文帝第二子）合谋，先发制人，率东宫兵入宫杀死宋文帝及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自立为帝。这时刘骏正带领江、豫、荆、雍四州的军队去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民族五水蛮。刘骏虽然是个挂名统帅，但他所统辖的这支部队却集中了许多精兵良将。三月初二日，他得到父亲被杀的消息后，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传檄州镇，声讨刘劭。到五月四日，他的部队就攻入京城，杀死刘劭，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刘骏能这样轻而易举地夺得帝位，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颜竣起草的讨伐刘劭的战斗檄文所起的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便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刘劭杀父夺位之举，虽然激起了全国上下的义愤，但因为事起猝然而又事关重大，所以敢公开站出来表明反对态度的人是很少的，只是到了三月二十七日颜竣撰写的这篇战斗檄文发布后，全国各地才公开亮出了声讨刘劭的旗帜。关于这篇檄文发布后各地的反应情况，《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是这样记载的：“州郡承檄，翕然响应”；《宋书？谢庄传》上说：“奉三月二十七日檄，圣迹昭然，伏读感庆。”“檄至，辄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颂涂（途）歌，室家相庆，莫不望景耸魂，瞻之伫足。”《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又说：“武陵王（刘骏王号）檄书至建康，劭（刘劭）以示太常颜延之曰：‘彼谁笔也？’延之曰：‘竣之笔也。’劭曰：‘言辞何至于是！’延之曰：‘竣尚不顾老臣，安能顾陛下！’劭怒稍解。”从这些记载看来，这篇檄文不仅争取到了各州镇的支持，而且连刘劭见了也心虚胆寒，可见颜竣的笔力之雄壮，文章气势之磅礴，因而足以动民心，振士气，具有强烈的宣传鼓动作用，真是一纸檄文胜过千军万马。这是颜竣为刘骏争得帝位立的第一功。
　　颜竣的才华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还是在他为刘骏的重病封锁消息并大获成功这件事上。刘骏率领部队从九江出发，顺流而下，直奔南京。但一离开九江，他就病倒了。刘骏病得相当重，不但不能见将佐，而且连听取汇报、发布指示也不可能，甚至好几次都有生命危险。刘骏真是病得不是时候。在这紧要关头，摆在颜竣面前的头等大事，就是对刘骏的病情高度保密，决不能让其泄漏出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颜竣于是利用唯有他一个人可以出入刘骏卧室的特殊身份和条件，不但代替刘骏决断一切军政大事，而且对外严格封锁消息。他“拥王于膝，亲视起居”；刘骏“疾屡危笃，不任咨禀，竣皆专决。军政之外，间以文教书檄，应接遐迩，昏晓临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就是说，颜竣在代行刘骏职权时，还装着是刘骏在处理这些事情，他所起的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应起的请示、汇报和传达作用而已！由于颜竣的保密工作做得极为出色，处理军政也没有露什么破绽，在长达近二十天的时间里，连同乘一条船的军士都不知道刘骏生了重病，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简单！
　　从幕后走到前台
　　刘骏做了皇帝，他的秘书颜竣，也就很自然地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他先是被任命为侍中、左卫将军，封建城县侯，食邑二千户。半年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领晓骑将军。吏部是负责官吏考察和任免的重要部门，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组织部，刘骏让颜竣来把持这个要害部门，显然是一种心腹之寄。颜竣担任吏部尚书后，“留心选举，自强不息”，没有辜负刘骏对他的期望，工作是相当出色的。凭着他同刘骏不同寻常的交情和关系，凡是他报上去的任免名单，刘骏无一不同意。后来谢庄代颜竣掌管吏部，报上去的名单到皇帝那里却多半通不过。颜竣为人严肃，不苟言笑，谢庄风姿优美，笑容可掬，于是当时的人说：“颜竣嗔而与人官，谢庄笑而不与人官。”
　　但颜竣担任吏部尚书的时间并不很长。第二年，也就是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二月，江州刺史臧质和南郡王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