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七)-第3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读得入了迷，稍大点，《聊斋志异》使我爱不释手。此外，我还读古人的
一些《读书割记》、诗话之类。常常看《东方杂志》和叶圣陶主编的《少年
杂志》。”

“从这些书籍、杂志中，一定学到不少东西吧？”趁曹禺同志稍作停顿
的时候，我们插问道。

“总该受些影响吧。”曹禺同志回答我们说：“书看多了，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觉得世界大起来了。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有黑暗，也有光明。。
《东方杂志》本是我父亲订来消愁解闷的，但那里面就有对苏联十月革命的
介绍。”


“曹禹同志接触鲁迅作品也很早吧？”

“那是稍后的事，我记得还清楚，第一次读鲁迅的作品是《呐喊》，开
始不太理解，后来他的作品读得多了，才开始懂得一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至今，我记得一九二一年在北京买到那本第一版的《呐喊》，红色的封面，
质地柔软，上面印黑字‘呐喊’，没裁页，要自己裁开。印刷、装订都十分
考究。当时卖价七角钱一本，是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的。那个时候，这本书
价说来是相当贵的。可惜这本原版早遗失了。当时我把钱都花在买书、买画
和买大量中国、外国的唱片上面去了。”

我们提了一个新问题：“曹禺同志，您是怎么和易卜生的作品打上交道
的呢？”

曹禺同志回答说：“我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位老师借给我一部英
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当时我的英文底子并不好，就靠抱着辞典，边查辞
典边读剧本；就是这样读完了《易卜生全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欧美的小说、剧本、诗歌，还读一些中国戏曲。”

听到这里，我们不约而同他说：“您这样勤奋好学，实在令人敬佩。”

“我是个懒人。”曹禺同志笑了笑：“就我个人来说，到现在我都后悔，
感到自己读书太少，不写札记。世界上应该知道的东西实在大多了！当然，
要想学好，也不大难，只要你肯下死功夫，只要你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和强
烈的欲望，就能如饥似渴地去学。几十年来，我总想一边读书学习，一边写
作，但没做到。”

“听说曹禺同志能用俄语背诵契河夫的剧本，是这样吗？”我们多少带
点好奇心这样问。这个问题，曹禺同志解释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搜集有
《三姊妹》和《布雷乔夫》演出的灌音唱片，经过反复地放听，能够凑合着
听下来了，没有达到能背诵的程度，《三姊妹》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录
音，动人极了。在《布雷乔夫》中扮演吹喇叭的演员，是个了不起的演员。
在《三姊妹》全部录音中，他们的台词朗诵得是那么动听，那么富有感情，
语言技巧又是那么熟练，真是具有艺术魅力。”

“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唱片吧？”

“有。英国著名女演员艾伦·泰瑞　（Ellen　Terry）的，是英国舞台美术
家戈登·克雷　（GordonCraig）的母亲，她就灌有在《柔米欧与幽丽叶》一剧
中的唱片，她扮演幽丽叶。她已经是五十多岁　（？）的人了，可是她在服醉
人如死去一样的‘神’药前的那段独白，她的朗诵，表现极丰富的感情变化，
听起来好像是十几岁的幽丽叶的声音，那样活泼悦耳。”曹禺同志突然把话
题一转，非常感慨他说：“现在我们有些演员，不但演戏显得假，读词也是
‘舞台腔’，似乎‘言不由衷’，不自然，不够真实。当然，中国也有非常
好的演员，他们在台上从容、自然、真实、动人。”

“我想，”曹禺同志补充道：“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除了熟悉和掌握
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以外，对于文学、诗歌、绘画、音乐等各种艺术，都应该
了解一些，懂得一些，或者说至少会欣赏吧。”

接着曹禺同志以接触过的艺术家为例，作了进一步的生动说明：“中国
的艺术大师梅兰芳同志，生前十分重视各种文化的修养，在他周围有一批专
长于各种文化艺术的文人，帮助他增长文艺素养。他在戏曲表演艺术上达到
了真、美、善的境界，是与他平素积累起来的较高的文艺修养分不开的。还
有余叔岩、程砚秋等名角，他们擅长于书法绘画，通晓声韵音律，才创造了


独树一帜的流派唱腔，流传至今。一些话剧界的著名演员也是如此。北京人
民艺术剧院的好演员于是之同志，写得一手好书法，蓝天野同志的绘画也算
不错，但也有另外一种演员，虽然很有名气，演起来有时却相当的平庸。孙
道临同志就不同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真实、脱俗，在他那朴素无华的表演风
度中，渗透着演员深厚的文化修养和艺术造诣。”讲到这里，曹禺同志加重
语气说：“艺术修养的根底儿厚，艺术上的造诣才有可能深；艺术修养高了，
他的道德、情操往往也高，就不会去搞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了。孔子讲不
仅要‘礼’，还要‘乐’，这是很有些道理的。”曹禺同志这番话，引起了
我们的沉思，这是老一辈戏剧家积数十年艺术实践的经验之谈，其中蕴含的
道理，值得我们反复琢磨，努力实践。

这时，曹禺同志打破了一时的沉默，问我们：“你们觉得当前的演出是
否有雷同化的现象？”“是的，是的！”我们深有同感，异口同声地回答：
“确实存在这种现象。”我们列举了诸如一股风似地搞中日、中美友谊的戏
啊；赶浪潮地搞惊险离奇，耍弄情节的电影啊；赶时髦地搞异国情调的东西
啊，等等。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工作者不重视生活，不深入生
活，结果是你“搬”我，我“抄”你，雷同化现象应运而生。。这时，曹禺
同志突然向我们发问：

“你们看过罗丹的《艺术论》吗？”

“看过。”我们答。

“噢，那里面有些论述是很精辟的。”

“是的。”我们附和着。但对曹禺同志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一时
还不大理解。曹禺同志继续说：“罗丹这位法国的艺术大师，他一生雕塑了
那么多的艺术珍品，可以说每一件作品都有生命，内在的生命，那是多么深
沉，多么感人。但他的作品并不是主观杜撰出来的。”接着，他指出《艺术
论》中有一段描述罗丹工作的情景：“在他的工作室里，请来一批男女模特
儿供他作画，但他从来不让模特儿摆出固定的静止姿态，而是让他们自由自
在的生活。他们可以随便地吸烟，相互地交谈，不停地来回走动。。罗丹完
全不管。他只是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细细体味在他们身上生命的美，观察
赞美，深入体会。一旦他发现了某个模特儿的动作和神态最富有表现力，打
动他的心灵，他就立即叫模特儿保持这个姿态，集中心神，迅速拿起粘土。。
一个模型立刻就完成了。这说明任何艺术是不能超越自然的。”我们听到这
里，相互会意地点点头，领悟到曹禺同志所以讲这番话的含义。这里想说明
的绝不仅仅是艺术家同某一具体作品的原型——模特儿之间的关系问题，而
是说明了任何作品都是客观生活　（社会生活和自然生活）在艺术家主观心目
中反映的产物。艺术如果离开生活，超越自然，它就没有了生命力。

我们又议论了艺术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当一位同志介绍了现在有人疑
问，为什么总提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提形式也可以决定内容时，曹禺同志微
微一笑，说：“这不是专门追求形式吗？这种专搞形式的东西，在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我们看到过很多了嘛！但是怎么样？搞来搞去还是搞不通，最
后还是要搞自己民族的东西嘛。”说到此处，曹禺同志稍稍思索了一下，意
味深长地接着讲：“不知道旧的，也就无法理解新的，知旧然后才有助于创
新。我是提倡艺术的创新和演出形式多样化的。但有些人就是不愿意下苦功
夫，不深入探索，甚至捕风捉影地搞一些‘新玩艺儿’。比如‘意识流’，
这是一种哲学的观点和写作的方法，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接触过，那时我曾看


过一本‘意识流’的书，全书从头到尾没有段落，有时没有标点符号，有的
地方好像又有标点，确实看不懂。后来，又读过一本法国人写的这类书，那
就容易懂多了，也琢磨出味道来。”他又以肯定的语气说：“‘意识流’这
种艺术流派和手法，当然不是不能借鉴的。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弄清
楚是怎么回事，就用起来，不顾‘演’或‘读’，所以演出或写来，效果常
不恰当。这大概不行。如果把这种东西也看成是‘创新’，可能不大对。”
从曹禺同志的这番话中，我们深受教益和启示。同时感到老一辈艺术家，由
于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积累下广博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即使在闲谈之中，所
阐发的一些见解，也是很有意味。

“曹禺同志，在您所阅读过的剧作家中，您最喜欢谁的作品？”对我们
提出的这个问题，曹禺同志不假思索地用十分肯定和赞叹的语气做了迅速的
回答：“当然是莎士比亚！”并进一步解释说：“莎士比亚和达·芬奇同样
是伟大的天才，人类的奇迹。莎士比亚是大剧作家，又是大诗人。他剧中千
百个不朽人物，各有自己的世界。想用外国语言把他剧本中的全部诗意和奥
妙都译出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托尔斯泰却对莎士比亚有那么
大的意见。大约托尔斯泰极端主张的‘宗教感情’、‘博爱精神’与‘道德
态度’，否定了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的人民思想。”

“那么易卜生呢？”我们问。

“易卜生可以说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但他的后期作品，在创作思想上反
映了其他一些创作倾向。还有美国的奥尼尔，他前期的作品，我觉得是写实
的，与他后期的作品是不同。他总是不满足于一种样式和风格，在每一个剧
本创作后，都试图探索一种新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说近代还没人超过易卜
生，那么在全世界还没有人超过莎士比亚。我年轻时就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的
作品，越读，兴味越浓；越看，越想去钻，他的作品是如此之引人入胜，不
但深刻，有哲理性，而且又是那样的富有感染力，真是‘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啊！”曹禺同志在这里借用了人们赞美孔子的这句话来称颂莎士比亚这
位戏剧大师。

“曹禺同志，我们对您过去的生活经历不够熟悉，只知道您长期处在城
市生活环境中，我们很想知道，您怎样想起写《原野》这种农村题材的戏呢？”
我们这一提问，重又勾起了曹禺同志对于他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使他陷入
沉思之中。

对少年时代生活的回忆，使曹禺同志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之中。不过从他
那双闪光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十分激动。他在极力地控制住自
己的感情，然后以深沉的语调对我们说：“在我少年时代，最使我难忘的有
一个人，这是个很难碰到的人啊！她就是我的保姆——段妈。她是个受苦很
大，受难最深的乡村妇女。她一家人的遭遇实在太悲惨了。她的父亲、母亲
是活活饿死的。她的公公是被活活逼死的。她的婆婆是被迫上吊自尽的。她
的丈夫是被财主活活打死的。剩下唯一的一个跟在她身边的孩子，只是因为
顶撞了一下财主，就遭到了毒打，遍体都是伤痕，没钱医治，孩子的身上长
满了烂疮，疮上爬满了蛆虫，最后是活活地疼死了。。”他说着，眼圈里似
乎含着湿润的泪。“段妈家破人亡，离乡背井，孤身一人来到了我家。后来，
她成了我尊敬的第一位好老师。那时我生活上过得很优越，但在感情上却十
分苦恼。我的家是一个憋闷得透不过气来的家庭。父亲的脾气有时很怪，一
不顺心，就要破口骂人。生母又早已去世。我除了关在房里独自看书学习外，


家中没有一个可以谈心的人。我孤单，苦闷得很。自从段妈进入我家后，经
常地陪我在一起，是她给我讲了她自己和家庭的身世，还给我谈了她家乡很
多悲惨的故事。就这样她断断续续地给我讲了三年。我要同你们讲上三天三
夜也是说不完的，在我和段妈共处的岁月里，她总是默默无声地做着事，心
地又是那样的善良。她的个子不高，嘴有点豁，在她那额纹深陷的脸上，没
有一丝的笑容，她遭受的打击确是太大了。她还不满四十岁，头发有些脱落
了，她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上。她是我最感谢的第一位启蒙老
师！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开始知道了世界上还分‘穷人’和‘富人’，
‘恶人’怎样任意宰割‘好人’。”曹禺同志对段妈怀着如此的深情厚爱，
好似鲁迅先生文章中思念他幼年时好友闰土一般，也倾注了作家对劳动人民
的同情和怀念。

曹禺同志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我在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三个寒假都
是回家度过的。我亲眼见到大批无家可归的农民，流入天津，流入租界地，
到处流浪，沿街乞讨，我们虽给他们一些吃的，但这些老百姓的苦痛不是用
‘同情’这类字眼可以道出的。他们有的是全家逃荒，男人挑着筐子，前面
挑着两个孩子，后边挑着一个黑锅和破烂的被套，女的跟在身后，其他什么
也没有。当时河南、河北省一带的农村连年内战，水旱灾荒，再加上苛捐杂
税，逼得农民再也没法活下去，只好离乡背井，另谋出路。可是，在那样的
社会，哪里有他们的出路？他们到了天津也是一个样，只得把亲生的孩子卖
掉。五块、六块大洋就可以买到一个孩子。在那个社会里，人实在是太不值
钱了。北方十冬腊月的天气是很冷的，在漆黑漆黑的寒夜里，我时常听到农
民们凄惨地叫唤着：‘谁买孩子喽？。。谁买孩子喽？。。’这喊声真是凄
凉悲痛呵！”

我们见到曹禺同志的脸上流露出难过的神色。那一幅幅农民苦难生活的
景象，也使我们心潮翻腾，激动难平。曹禺同志一边回忆，一边对我们讲道：
“我记得还有件事情，我八九岁时，曾亲眼见到一个军法官，下令用皮鞭狠
狠地抽打农民的脊背，连抽打了三十皮鞭哪！打得这个农民皮开肉绽，死去
活来，真是目不忍睹啊。这种惨状就是连执法警——他们是最不同情穷人的
——也不得不凑上一些钱，买了几个鸡蛋，将蛋黄去掉，用蛋清涂敷在他的
伤口上。后来我才知道，用蛋清涂敷可以防止‘伤毒攻心’，细菌感染。那
时的衙门都是旧式的，一边是架着鼓，一边架着锣，审讯时，架子上插上刀、
枪、斧、锁，大兵荷枪实弹，站立两旁。公堂上阴森可怕，比现在舞台上演
出的气氛恐怖得多。那个军法官的模样至今仍是记得清清楚楚，瘦长的脸，
眼光冷得像冰，露出一副抽鸦片烟的黑牙，说起话来声音又慢又低，残酷无
情，像个阎王。我心里恨透了这个军法官！”

我们听着听着，不由好奇地问他在写作《原野》之前，是否与他刚才谈
的所见所闻有关？是否他对农民的悲惨生活深有感受才触发他创作的热情？

“是的。”曹禺同志颇有感触他说：“有人说我写的《原野》没什么生
活，相对而言这是对的。那时我是少爷，虽也偶然到农村去看看，但要与农
民同吃同住，那还没办到。不过我听到，看到的也算不少。当时的农民只有
两条出路，一条出路就是被逼得家破人亡，活着的人只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