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红楼梦里人 作者:周汝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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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微妙，不可遽以一端浅测，故大文家的手笔，与小家子总是不同，也非陋儒所能晓悟。盖此亦不仅仅是个文学的事情，其根本仍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大课题。
　　这一节所论，似乎逸出题外，与张爱玲脱离了“话缘”。但我正是想借此表明：她的红学路数，似乎与这些较深的层次尚有隔阂。
　　诗曰：
　　谁把湘香认海棠，湘香何必即江湘。
　　行云流水歌声切，春梦随云忆散场。
　　
　　第四十篇　秦可卿和东府
　　
　　张爱玲的卓见，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她认为，贾家遭祸败落本来是从东府贾珍那里引发，而非西府贾政。她举了例证，如江南甄家人来，是贾珍接待……。
　　这个说法，乍听不一定即能接受，而细思却有道理，即在文字表面的背后，另有重大事故隐含在内里深层。因为那是不能明写的，必须用“假话”以传“真事”。
　　这就要从秦可卿说起——
　　“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
　　二百年来，人们就被“淫”（“爬灰”……）瞒蔽住了，以为“不肖”，是指声色享乐、不务正业一类意义，不知那指当时的“政治罪名”：指的是“行为不端”，“结交匪类”，“奸党”等等用语。
　　这事本是说来话长。幸而近年作家刘心武先生已然把内幕焦点抉示出来了，他说：秦可卿出身不凡，是皇族之女；从养生堂抱来云云是托词假话：她出丧大殡礼仪之重，决非一个宁府长孙媳所能承当享受，看看那诸王路祭的场面，六宫都太监吊唁的特异，皆可表明另有内幕真情。（此为大意，刘先生著述具在，兹目坏恕难详引）。
　　刘先生此说出后，纷纷诘难，我却觉得应当给以重视，深入研究，不要轻心率意，即泼冷水。
　　最近，这个问题的局面获得了巨大进展，步步走向接触了历史真相的核心。
　　原来，曹家的第二次抄家由弘皙“逆案”株连，正是远从康熙太子胤礽之被废、雍正夺嫡引起。雪芹小说中的“世袭”，实指曹家是玄烨康熙与其太子胤礽的两代保育嬷嬷的内务府世家。书中“荣禧堂”金字是康熙御笔，而匾下对联银字，正是东宫太子的赐书！
　　秦氏亡故，贾珍一定要用“义忠亲王老千岁”留下的“樯木”棺木，贾政说是此非“常人”所用，已妙笔点醒真相了！
　　再看，可卿“托梦”对凤姐所说的一夕秘谈，岂是“常人”所能预见而有此身份口气？——“天香楼”分明透露了可卿本是“天香云外飘”的皇家之女，应即胤礽之长子弘皙的幼女，遭事后隐名寄身于曹家老保母之家。
　　这么一讲，即可恍然：所谓的“淫”，是“泛滥”之本义，是掩盖政治原由的特殊用词——倘不如此，当时读者尤其皇族内廷，一眼就看懂，而灭门之祸就不可或免了。
　　贾珍的“不肖”，祖宗的“异兆悲音”，全系于此，却用了当时一般宦家王族的享乐生活的“过失”来迷惑了读者心眼与追究的兴致。
　　所以，张爱玲的卓见是非凡的。
　　再看主管这件大丧礼的是谁？是特请的王熙凤。是因为她的才干胜于尤氏吗？表面似是，实则是要西府的主家内眷。这都是文心匠意，内有藏掖，不可用一般小说的眼光来衡量评议。
　　一部《红楼》的家亡人散，由这儿伏下大脉络，也就是全部的关键所在。
　　诗曰：
　　此情不是一般情，几代渊源死与生。
　　看到家亡人散后，始知东府事非轻。
　　
　　第四十一篇　张爱玲与胡风
　　
　　张爱玲，间世之奇才，尚不知文坛评界认为谁可与之比肩？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有吗？
　　看她文萃风格，其为人绝不轻狂，也非“神经质”，出言落笔，各有分寸。因此，她对高鹗下的评语，益发令我“如雷震耳”，她说了两句惊倒世人的话，一次说：高续《红楼》是
　　狗尾续貂
　　再次说，高鹗相附在雪芹书上，已成
　　附骨之疽
　　三次说：
　　高鹗死有馀辜！
　　这可不是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话。她无法“克制”了，如鲠在喉，不吐是忍受不住了。
　　这已不再是“风波”“情面”的事，要动“真格的”，势不两立了。
　　这让我感叹，让我喝彩，让我下拜。从清乾隆辛亥、壬子以来，不曾有哪位英雄伟士说过类似的话？
　　这不由我一提胡风先生。胡风是第一个敢说高鹗之伪续是“居心叵测”，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骗局”。
　　我当然也想起我自己：对高书说过几句失敬的话，就有人批评，这是“偏激”；也因此使某些专家教授怀恨在心，百计为之“报复”。不知这些尊高贬曹的“红学家”看了张女士和胡风先生的话，又作何感想？
　　谁也不与原作者伪续者沾亲带故，谁也更不与他们是“前世冤家”。使张爱玲以及胡风说出那样话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思之思之，悟乎悟乎？
　　糟蹋中华民族珍宝，是最不可恕的亵渎和犯罪。附骨之疽可以而必须切除、消毒，并防止复发。最大骗局，岂可不暴光？受了蒙蔽的读者无过，他们有朝一日也会觉察，不会把假丑恶当成真善美。
　　至于熙凤之女，巧姐儿与大姐儿是一是二，专家也成了争议之题；她引了《金瓶梅》的例证，数语可决：巧姐是专定乳名，大姐是称女儿的泛词，何来矛盾？（写得忽“大”忽“小”，与此无干，是行文的问题）。故我亦不再赘说。
　　张爱玲对任何问题都不放过，如马道婆话激赵姨娘，早本说的是她受“折磨”，后本改了“委屈”。哪个对？其实，“折磨”并不定指“酷刑拷打”，完全可用来形容处境的难处。“委屈”倒没什么了不起了，大家庭人多势杂，谁无委屈？
　　校勘之事最难，要有“咬文嚼字”的耐心明眼，更要有语文文化多方面的知识见解。通情达理，方能做到字斟句酌。不能宏通博达，也会造成比较取舍上的失误，好的丢了，以为所有“修改”就定胜于初——这构不成一条定律。
　　以上的话，是我触事抒感，并非批评张女士。她没有一概重视后改之意。读者幸垂明鉴。
　　诗曰：
　　出语惊人总为何？岂同私撼肆仇訶？
　　中华自有连城壁，泥陷污途恨几多。
　　
　　第四十二篇　怡红院里众丫鬟
　　
　　袭人这个大丫鬟，是历来最为人唾骂的角色。人们认为她最奸坏，最无品，伪善杀人瞒哄宝玉……，几乎集众恶于一身，罪不容赦。张爱玲却没受这种成见的影响，倒有点儿挺身而出，为之辩护的气概。
　　她举了程本如何一再改动文字，有意损坏袭人的形象。她又解读《芙蓉女儿诔》中痛骂的“詖奴”“悍妇”与袭人无涉，是指王善保家的这个奸谗之人。
　　可知她的心田仁善，不肯从俗冤屈一个无辜者。功德无量。
　　她自言小时侯爱看戏，台上出来一个人，必先问是好人还是坏人？——自笑这种幼稚的观念，不懂人的性格是复杂的，不能机械地划分阴阳界限。这大约也是从一个小说作者的立足点而如此自白的。这也可能是她并不诟骂讥贬袭人的缘故。
　　另有一个现象，却值得讨论——
　　《红楼》十二钗，数止十二，称为正钗，而96名副钗者，全是丫鬟，到书之后半部都有相应的乃至重要的情节故事，非同虚文陪衬，而张爱玲对这么多的女儿着语无多，就连鸳鸯、平儿、紫娟等也未蒙多及。细一统计，原来她着意的都集中在怡红院中之诸鬟。计有袭人、晴雯、麝月、檀云，以至遭撵逐的茜雪，被排挤的小红，她都表示了兴趣，给予了笔墨。
　　这应如何解释？殊耐人思。
　　如果不是我过求“甚解”，那么是否这现象所反映的，正是张爱玲表面不多言的男主人公贾公子宝玉。
　　围绕宝玉的这些女儿的种种，受到关注，也就是宝玉受到的关注。
　　这一点，似乎正是张爱玲的心理深层的折射。
　　与此不无关联的一题则是脂砚。张爱玲已然确认这个批书人是一位女性，并书中人的一个“原型”，十分重要；可是她对这位“同道”却也未曾表露出足够的兴趣。她运用脂批，限于可以为其“大拆迁”“大搬家”论点，帮忙支离的那几条（而且加上误读和错觉）。至于脂砚的大量重要见解，尤其艺术审美的流露，文心匠意的指点，似乎都不在张爱玲的兴趣之内。
　　这很奇怪。因为她自幼酷爱各种艺术，而且精通熟悉。她对脂砚的“画论”——以画法比喻雪芹的笔法名目甚多，又如“伏线千里”的极大特点与重要作用，她也未曾充分研讨——似乎感觉上并不那么敏锐。
　　这都与她的天赋才能不太符合。
　　复次，我对张爱玲的“古文”（即中国古代语文、文学，包括诸般文赋、诗、词、曲等不同文体）造诣毕竟如何？未曾得见，无从评判。她虽说过，自己“受古文的毒太深”，行文之时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若从这句话看，其领会感受甚深，恐怕胜过一力主张“白话化”的那些先生。
　　“词寡而理长，语近而意远”，这是中华传统语文的一大特色与优长，而一味只懂“白话”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没法“对话”与“共识”。读《红楼梦》而不精通所谓的“古文”，以西方的语文标准来绳量曹雪芹的文笔手法，词语铸造，就会南辕北辙。可惜，张爱玲在版本研究上，只注意“老、嫽、姥”和“旷、（彳狂，一个字）、逛”等用字异写的稿本早晚先后，却不讲哪个本子的文字风格是接近雪芹真笔，或哪些片段是后人添加的。
　　在这些方面，她表现得不充分，不完足，甚至显得轻率与盲从（别人）。
　　然而，“新红学”已历百年了。百年之间“红学家”如过江之鲫，却极少女性真学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张爱玲为个中佼佼，超迈等伦。这就倍觉此人之可贵，多作苛求，即不公允了。
　　诗曰：
　　百年多少自称家，学识如何有等差。
　　若论女流真拔萃，爱玲才器冠中华。
　　
　　第四十三篇　崭新的创见
　　
　　遍观张爱玲的红学见解，其中最新鲜、最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她认为湘云是原来“早稿”的主角，但后来将二十回以前的故事“全删”了（直到第二十一回突然上场）。
　　这一点已然奇了。谁知更奇的是她又认为林黛玉这个人物原先没有，是后来由湘云“分化”出来的！
　　也就是说：湘云是写实的，黛玉却是虚构的。
　　这个现象，怕是别人所绝未道过的新意趣、新“方法”吧？
　　假使如她所解，那就是作者雪芹由于历史实际上的种种复杂原由（非今日的我们通过简单表面的“考证”所能知），而不便直写他与湘云的自幼真情，故此“化”出另一位“表妹”，借她来写二人的感情。
　　又假使是如此，那么等到作者一旦“借”写的目的达到了，就只得安排一个黛玉早亡的构局而将她“交代”了，以便将真实笔墨“移交”给湘云本人。
　　那么，书中到了第七十八回中秋联句，黛、湘独在，宝钗退避，她二人一虚一实，幻为奇文——这方是艺术，这方是“创作”——然而，依然真实目标还是“自传”：情节素材的主体还是雪芹与脂砚的——所谓“一芹一脂”，所谓“余二人”的脂批的亲昵语气，一一得到了诠释解读，恍然如“梦”之觉醒。
　　岂不快哉！岂不幸哉！
　　张爱玲的文笔风格、讲话方式，与我甚异；我今为之加注、加讲，申明她含而不往下说的话言，使今日读者豁然开朗，出了迷洞，世界光明，这不算我饶舌多事吧？
　　再重说一次：
　　所谓“自传说”的本意，是“写自身的创作”，相对于“写别人的创作”而言；从未有与“创作”艺术成分互不两立的任何念头。麻烦并不出在“自传说”者这一方面，是出在误解、不明的那一方面。纷纷扰扰，纠缠了这么多年。
　　这番意思，我在上世纪40年代创《红楼梦新证》时，已然说得够清楚了。我说：雪芹的书是“写实”，但穿插拆借，渲染点缀，乃小说家之故常，本不在话下。何必絮絮赘云……。
　　张爱玲之内心本衷，不能不承认“一芹一脂”的史实真理，意义深刻。
　　这可使一些“弄左性”硬不承认的评论者寻味一下，要不断重新反思，以求真实。
　　诗曰：
　　黛玉原来属子虚，雪芹何以有为无？
　　湘云方是真脂砚，失乐园曾绘画图。
　　＇副篇＇字体与正文区别一下
　　张爱玲的“大拆迁”“大搬家”论，受了吴世昌的影响，而且十分严重。其实吴的论点是需要推敲的。如前文已举，他说第五十八回老太妃之薨本是元春的事——元春在八十回前那么早就亡故了……不知老太妃之薨是史实，是乾隆二年正月的事，太妃是康熙老皇帝的庶妃（后封熙）嫔者也，与元春之死于乾隆四五年间，纯属风马牛不相及。
　　又如吴氏非说秦可卿之死原在“最后”，现存文本是“移前”了，云云。其理由何在？不过只是十二钗册子排次秦氏居末罢了。殊秦氏之居末，只是因为她乃“家亡”“人散”两大线路的兼“并行关系”人，即：她一方面是托梦于凤姐的家亡人散警示者，同时又是与宝玉关系非常的重要人物——如把她排在钗、黛、元、探、湘、妙之后，则只与“人散”相连；如排在凤、纨、元、迎、惜、巧之后，则又与宝玉人散一方关系不切。故此只得排于末后。然而这与死亡的迟早又有何交涉乎？
　　这种臆说猜想，却使得张爱玲上了当，营造出大量的“搬家”论来。
　　话要公道，她对吴亦非句句采纳。例如，吴见《甲戌本》有一批云：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余（今）赌新怀旧，故仍因之。
　　吴氏据此，遂断言脂砚“保留”了《风月宝鉴》中的每回的“小序”——即变为“回前批”者是也，云云。张爱玲就不大赞同这个“小序”论。
　　其实，经典中如《毛诗》，有大序与小序，小序即每篇诗的注解形式；至于小说，从来也没听说还有什么“大”序与“小”序，这不过是他一己的论点，但他却作诗说：“棠村小序分明在，红学专家苦未知！”（有人和韵云：“棠村小序何尝在？红学专家一笑知。”亦红坛掌故。）
　　在此不妨顺便说说拙见。
　　《风月宝鉴》之名，为“东鲁孔梅溪”所题——即是“其弟棠村序也”，此为一事两见，词字稍变而已。盖作序的，即是题名的：棠村者，即是梅溪之又一别署而已。
　　是故，脂砚所云“故仍因之”，就是仍存其书名，以表“怀旧”。并非什么保留了“小序”。
　　很明显：如系旧书“小序”，那定必每序内容是涉“风月”之事的话语。然现存的回前批（吴谓之“小序”者）何尝有这些“风月”内容？既然新书已不再是“风月”之鉴了，又为何非要保存那些不相切合的“小序”？况且，雪芹并没有一个给他作序赞助他的“其弟”；另条批已分明说是雪芹本因棠棣之悲、鹡鸰之威，方撰此闺阁之传：可知有弟与之不和，并加威逼，安有“雅兴”为他的小说作序哉？
　　所以，那“弟”应作“娣”，乃脂砚自指之隐词也。
　　“梅溪”乃宋词人史达祖之雅号，故切湘云之姓，而史梅溪词中正有咏“湘云”的作品。这是借“史”喻姓。
　　再者，“东鲁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