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红楼梦里人 作者:周汝昌-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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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却也有的反而弄得不如当初了，甚至“点金成铁”。
文心是一回事，细针密线，呼应紧巧。文笔是另一回事，刚健利落，神完气足。两者是会“冲突”的。“细”是细了，疏漏龃龉是匡救了，可是那文字却塌了，蔫了……。这样例子并不罕见。
张爱玲之奇才，心极细而记（记忆力）极强，万难企及。她举出的大量实例，杨藏本（所谓“全抄”）作何文，后本如庚辰本等又修饰为何文，数量之多，差异之大，令人吃惊——我自惭枉作了“红学家”！可是，她就是给你“开账篇”，不给你多说一句别的话。
她像个“科学家”，不像是作家和文艺鉴赏者。
但她为何如此专注于这些“细节”？当然包含了探索雪芹文心的、创作经验的“奥秘”。
她结语认为，此本也是拼配本。在十九回之后却都是原著早期的文本。
这就有了意义。
我与家兄都倾向重早而慎晚。我们的这种“倾向”要得吗？会不会让她失笑？可惜已无法请教于这位奇女了。
诗曰：
英雄所见几般同，一字为师也乐从。
世上若干狂妄者，劝他仰止爱玲风。
第十六篇 金玉缘与金石缘
张爱玲讨论“全抄本”，题曰“初详……”，详是动词，不易译为“白话”；比如注释家遇有注不出的，就写上“未详”二字，意谓还考不明，弄不清——没懂得。她特用此“详”字，其有意乎？
如她用“详”字是自云要考个明白，那么“初”又何也？难道她读《红楼》是从此本开始的？当然不是。只能解释为：要想弄清各本先后异同，应从此本开始；而先后异同一“详”，雪芹写作的历程也就可窥大概了。
这种识见，比那死抱一个《庚辰本》而认定它是“最好”本子的看法，就高明多多了。
她举的例子中，包括着耐人寻味的“谜”。即如，晴雯的身世家庭原有表哥，何以说连籍贯、姓氏也不知情？晴雯是真病死？有无自尽可能？——我就如此疑过。
《芙蓉诔》特例破口痛骂的“詖奴”“悍妇”是谁？她解开一向诬指袭人之误，大有说服力。我自幸拙见也与之一致。
还有一个檀云的疑案。张爱玲认为檀云这个丫鬟似有如无，仿佛虚设，只在宝玉所作《夏夜即事诗》中出现了“窗明麝月开宫镜，室霭檀云品御香”一联，麝、檀二人为对仗，而有一处又将“檀云”抄作“香云”。
这引起我的很大兴趣：我曾以为此联下句实与湘云有关——香云正即“消息”之一端也。
为何这么说？此联的“宫”“御”字令我注目，这不是夸张荣府用品“档次”高，皆有皇家规格（或解为皆元春所赐）。其实这与湘云的牙牌令“双悬日月照乾坤”、“御园却被鸟啣出”两句隐义紧紧相联。
这儿的“宫”“御”都非乾隆的事，是指弘皙自立朝廷，谋刺乾隆的“大逆案”的那一边——此案方是导致曹家二次抄没而彻底败落的巨变，而曹家的少女有的是在弘皙府当差服役而被株连的。元春应即其一。张爱玲误从别人之说把“省亲”拉扯在平郡王妃上，全弄错了。
在《初详》中，她对宝、黛等年龄作了讨论。这更复杂，略说如下——
她相信此本中和尚疗救宝玉时说的“青埂峰下别来十五载”的“五”字是原稿，其它抄本作“三”是后改的，黛玉五岁别父上京，而她入府答问时却“十五岁”——“路上走了八年”！
那么，谁对呢？绝对排除抄误或某人在那底本上妄改吗？只怕不能这么绝对。我总觉得对这些“数目”字别太“凿死卯”，纠缠一气，没大必要。退一步说，如改为“十三岁”是对了，就承认“三”合，有何不可？
但她又举：诸本傅秋芳是“二十三岁”，而此本实作“二十一二岁”，“三”是连写讹字。如23岁，宝玉方13岁，如何还有议亲之可能？若秋芳21，宝玉15，还勉强合乎情理。
这个剖析，却是有道理的了。
她又相信别人之说，误以为“老太妃”薨逝年月本指元春之死，云云，由此又计算岁时。她不知那老太妃即康熙庶妃熙嫔，正卒于乾隆二年正月，一丝不差——这与元春之遭难风马牛不相及。
做学问，就怕聪明自作，胡乱拉扯，妄言误人——误了聪颖异常的张女士。
她又举了一个奇例：“金玉缘”不止一次抄成了“金石”。
这可真怪了！
我不相信这是抄手的粗疏。石、玉是分别的，是关键的变幻：石是青埂峰下大石，尚未入世。玉是“点化”以后投胎为人的“玉”（不只是挂在项下的那块玉饰）。只因此故，方发生“金玉”与“木石”之纷。
怎么如此本所抄，却二者“重新组合”的呢？
我觉其中奥秘无穷。张爱玲于此未加深究。
石头，孤独寂寞，日夜号哭，二仙偶至，口言“恕我蠢物不能见礼了”，无转动之“机能”也——它又与谁有“缘”结“盟”？绛珠草不云在峰下，远在“西方”河岸上。河岸边的草却要等“神瑛”的甘露来救枯萎，这叫与“石”有缘有盟吗？
讲不通，正表明雪芹的“木石前盟”另有缘故“本事”。那是石，不是玉。
如今的“金石缘”之出现，让我十分惊奇而不禁再四玩索那个“盟”字。
即使神瑛救萎，那儿也没有什么“盟”，誓约生死，三生不变。
石头幻形下凡，是娲皇炼后破天荒，以前何来“三”生？如若有之，皆是“后话”。这是无法颠倒先后的。
“金石”何解？欲向张女士之灵拜问，她后来又有新意否？
诗曰：
剥茧抽丝妙绪生，多方待究要聪明。
暂时未达雪芹旨，何必轻加恶魇名。
第十七篇 三部古抄本
在张爱玲心目中，古抄本只有三部是值得详细研究的，即杨藏本（她称之为“全抄本”，一个不太通的名目）、甲戌本、庚辰本。她不同意今存之《甲戌本》（过录本）是文字最早的本子，认为其中有较晚的迹象。然而她又称之为“一七五四本”，还是承认了“甲戌本”这个概念，即现之《甲戌本》基本可以代表那一年确曾写定清抄一部脂砚重评——此本实有多少回，可不必先行“判”、“议”、“争”等等麻烦。
这个“一七五四本”上独有《凡例》五条，别本绝无“凡例”一栏目，只有其中的第五条，而其位置形式是第一回回前总批，有的低格抄写，尚可识辨；再后抄手不予低格写，遂混为开卷之“正文”了。
仅仅这一处歧异之现象，就成了版本专家的“聚焦”之点。有的宣称此乃“书贾伪造”！有的说《凡例》最早，是后来此本损坏后残存第五条，不知是“凡例”，便形成了首回回前总批。而张爱玲说不然，这“凡例”是脂砚编整后加的——好像是也不排除又出了一个“畸笏”也作了“加工”，等等云云。
哪个意见对？这全然不是本书的议评之目标，更无硬断之意。只是借此略窥张女士的思维方法、研究精度。
比如，在《甲戌本》之《凡例》中，此第五条中的“作者自云”叙至“……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这个句法里，重叠“赖”字，一般人读了即不甚习惯，如加以“新式标点”（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才借来了洋文的标点，当时如此称呼），那就是：
“……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
或将“冒号”改用“——”（破折号）也无不可，总之，不是不通。个人文字习惯，是允许的，也能让人读懂的。
但到此本以外的抄本，就一律改成“……已往所赖天恩祖德……”了。
问题就显露出来了——
如果原是“……所赖天恩祖德”为最“早”句法，那么“脂砚后加”的《凡例》一定化简变繁，非写成“……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云云。有这种情理吗？
恐怕常情是不习惯重复“赖”字，这才将句法改造，字数减了，文句简洁了——这该是晚出的现象。
在我看来，本来是“早”的简捷句法，没有什么不好不妥，绝没有把它变为罗嗦的不为人习惯的句法之必要；反过来，只能说原先“罗嗦”，整理者才托它简化起来。
还有，甲戌《凡例》以外的“作者自云”的结尾都有“故曰甄士隐云云”“贾雨村云云”，初读再读，皆莫知何义，十分糊涂。及阅《凡例》，方知此是解说回目，本来是“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全句分明，了无令人纳闷之处。这又可知，整记者、抄录者，为了省事，方将回目全文略去不写，以“云云”代之。
我的推理看法和她的意见哪个符合事实？料想各有同意与反对者。但如果是她对了，就是《甲戌本》上《凡例》是最“晚”的添加物，至今发现的所有抄本开卷的“作者自云”的形式，倒扫数是采用的旧样子——本子都晚，而开卷这一“自云”，却那么一律的“最早”。这合理吗？
诗曰：
书贾新加为哪般？不然脂砚又生澜？
如今来测当年意，自信探骊恐亦难。
第十八篇 曹雪芹写自己
张爱玲说得“是创作，不是自传”，原来与我料想的考论内容完全不同。原因是她的“自传”的概念没有弄清白，于是将它与创作“割裂”而且“对敌”起来。这是其一。
其二，她又用了自己独特的“推断”的“结论”来证明来论证雪芹作书“不是自传”。她绝顶聪明，也过于自信自是。
第一，“红学”上的“自叙传说”从来也不是针对“创作”而提出而考论的。
“自叙传”之说，是指中国小说传统自古以历史题材、以写人（古人，别人）为主，不是自己借小说写自己，更不是“暴露”“家丑”和本人的“隐私”。中国的小说本质是“史论”而被之以小说的外表和装饰打扮——所以叫做“演义”。此二字方是中国文化上的“小说观”，中国人看小说的眼光与心态。
这与西方的fiction和novel很不相同。“演义”这个词语，本身正即相当于现今人所知所用的“文艺创作”。
质言之，有素材，有艺术——这才异于史书史传，异于碑版、行状等记事之文。但它本质是史之一支，故称“外史”、“野史”、“稗史”，以与正史、官书相区别（又相映照）。
曹雪芹的“作者自云”也无此义，他明言是将其亲见亲闻（历历有人，闺友闺情——自身的经历、感受、悲欢、理念）“敷演”成一段故事！
敷演，即演义的同一词义，微变一字而已。一方面是亲自的感受，一方面是“敷演”的文体——正即今日人人习用的“素材”与“艺术”，内容与手法。
“自传说”是说：雪芹写的不是张三李四，是自家自己。
这一点，其实通观张女士之书，其基点全建筑在“自传”上，清清楚楚，确确凿凿——然而，她又在文句上表示自己“反自传”！
这位大作家，学贯古今中外，竟然如此地将基本文史概念随波逐流地混搅起来！真让我吃惊，难信。
——这也罢了，再看看她所谓的“创作”，又是什么呢？
原来，就是“繁琐考证”式的将《红楼梦》的现存整体全部拆碎，以她自己的论据来展示写作的增删、修改、替换、拓充……，还外带着一个“分身法”。
把这（包括她的若干揣想假设）叫做“创作”，以与“自传”来对立互斥，我真没料到张爱玲有此一段“文艺理论”。
例如，她认为（考明）檀云本无其人，是有一回需要“代替”晴雯才“产生”的。
又如，据她所考，金钏是晴雯的“分化”，所以同为自尽（我早年已疑晴雯是自沉，投于芙蓉池水，故祭她必在池畔。此意见拙著中）。她又说小红也是晴雯的“分身”……。如此等等。
她说，这是“创作”，所以不是“自传”。
这个逻辑，可谓奇极。
曹雪芹当日为这一巨大文学工程“下线”，就是早就决定了的：以脂粉英雄对绿林好汉，是代表数均为108位，构成对仗。大石高12丈，特批照应正钗；长宽各24丈，4×24=96，照应众副钗。96加12，正是108。108女儿悉列《情榜》中，每一排12位，9排正合108。如照张女士的“扩”、“分”、“增”、“化”……这样多次加加变变，那大石预示的108又往哪儿去了呢？
其实，108位女儿者，也是“创作”，雪芹以此创作而独创了“自传”（清代人已称之为“自况”了），并非“势不两立”的文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何尝是个“问题”。
诗曰：
通人偶尔一时迷，自传何尝义若斯？
概念纠缠岂送爽，堪嗟立论枉为奇。
第十九篇 “破灭感”
张爱玲的第三“详”，结论就是有早稿，有后改后加的，后加是“虚构”，所以是“创作”不是“自传”。
她对各抄本的年代先后，先作了考据，然后以此（她的年代见解）为底基来判断“改”和“加”。这些她讲来不犹豫，不谦虚，不仅“如数家珍”，简直就像她曾随从曹雪芹，亲见其写作全历程，委曲详尽，一丝不落地按回按人按事都列出了“账目”。
也让人惊佩，也让人担心。担心的是：那么自信，保得住不犯大错吗？
举一例以易说明愚疑——
她说宝玉挨笞挞原在先，湘云来住、回家，宝玉送到二门，湘云回头含泪叮嘱表哥：提醒老太太常去接我（来住）。此处有脂批云：“每逢此时，就忘却严父，可知前云‘为你们死也情愿’不假。”
于是她就认定：批语引的是宝玉被笞后的誓言，今反在前，可证被笞原稿的位置比这要“早”云云。
这么一来，依她的意见，曹雪芹的书稿是下象棋，可以“挪格子”，随时重“摆”的。
她是否忘了，甲戌本第二回有一眉批，早已表白清楚：
余批重出：余阅此书，偶有所得，即笔录之，非从首至尾阅过复从首加批者。故偶有复处。且诸公之批，自是诸公眼界；脂砚之批，亦有脂砚取乐处。……
可知作批不是一次完成，更不是必定每条每句都是由首到尾、鳞次栉比、按部就班，不许有“通融余地”的。
事实上，批者反复读，每读不一定从首页直到末页，每读更不一定每处加批。那是前次未批，今次忽于此有感，忆起书中某回某语，与此有关联，于是提笔“辄加数语”——此“加”可在所见关联处之前，也可在其后。这次重读到湘、宝之情，便忆起上次读宝玉笞后“为你们”，其中包括了湘云，批书人受了新的感动，乃于此句“辄加数语”。
请问：这是常态，不是机器，板定的操作工序，颠倒不得！就凭了这，她硬“判”书稿情节是“大搬家”式的“浮动”的东西！
你相信吗？反正我是不敢盲从的。
与此差不多的，她喜欢凭一字的写法、一批的有无等等来判断本子的年代先后。她似乎同意某人，认为“甲戌本”上出现了比“甲戌”晚的批语，就无可移易地证明此本绝非“甲戌”本，应是晚了多少年的抄本，等等，等等。
其实，这个本子如在脂砚手边未曾离去，那他＇我考证是她，女性＇完全可以随时随手增批并落款纪年。怎么可以只凭一点而定全部？不但批，就是正文，如此本属甲戌年抄本，而过后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