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雄壮。这个局面的出现，恐怕是一般地方政府难以预料的，但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内政和外交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年代。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中国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世界各地的经济活动大量外移往中国，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国家的中产阶级都因此毁灭，因为中产阶级工　

作机会随着外包机会消失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前院长梭罗（LesterC。Thurow）在他近著《当中国成为第一》（台　

湾《商业周刊》1024期）中的一句话。这句话精简准确地把自从《世界是平的》一纸风行以来的全球共识，用相当骇人的方式说了出来：　

中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的大敌。　

　　　外包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从未见过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自吞噬那么大量那么多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　

程序。今天的中国以一国之力吸纳了二三十年前由东亚四小龙等新兴工业经济体瓜分的市场，它又怎能不成为众人注目甚至怨恨的巨大目　

标呢？你以为中国只能生产低端消费品吗？2007年初，当英国名牌服饰商Burberry关掉它本土最后一家工厂，宣布将全部生产线移往中　

国之后，大家就知道中国的潜能远在意料之外了。　

　　　对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受薪阶级来讲，他们面对的是一场严酷的竞争。以一个普通美国工人为例，虽然“没有阶级的社会”早就成了一　

个褪色的神话，他可能还会在民意调查里面声称自己也是“中产阶级”；但现在他发现和他抢饭碗的原来是大洋彼岸一批住在条件差劣的宿　

舍里、月薪只有一百美金左右的中国人，他能不直觉地生起一种解释不清的不公平的感觉吗？如果他减薪了，甚至失业了，你觉得他会相　

信“中国正在倾销产品”还是“经济正在转型”？哪种说法更直接、更简单、更明确呢？　

　　　这种切身的经历和原始的感受正是一切中国威胁论的基础。相比之下，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和“中国式殖民主义”根本就是小儿科。建　

基于这样的感情基础，“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的说法才会拥有巨大的市场；就算有再多的经济学家力陈利害否定简化，但还是有很多政客　

要求中国加快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可见，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宣传工作就可奏效，即便中国政府喊出再多的和谐口号，　

从和谐社会一直和谐到全世界，你一天消除不了人家那种最切身的不公感，它就总会改头换面找到第二个出口。果然，这个新口子出现了。　

　　　最近中国产品的安全问题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上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更以此做了个封面专题，把读者的视线从中国出口的商品　

拉向中国内部的市场，似乎是要告诉大家“毒牙膏”和“毒宠物食品”还不算什么，中国老百姓自己过的日子才叫苦呢，从食水到空气无一不　

毒；中国真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危机四伏，你买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是可以完全信得过的。　

　　　在这片“中国产品威胁论”的浪潮中，最高兴的大概就是那些正被“中国消灭的全球中产阶级”了，尤其是那些被“中国价格”压得抬不起　

头来的厂商，他们终于找到喘口气的机会了。过去这些厂商和工会利用的是“人民币汇率被操控”和“中国政府透过出口补贴搞倾销”这些理　

论，向政府和政客施压，要他们出头干点事。但是这等说法一来会招惹“保护主义”之讥；二来又明显和消费者的钱包有矛盾，因为中国货　

确实是便宜，你凭什么要大家为了你的饭碗多花几块钱呢？　

　　　现在可不同了，这批厂商和他们雇员的饭碗问题首度和消费者那碗饭本身结合起来；中国货不只威胁工人饭碗，还威胁到所有消费者　

的生命安全。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固然也可以用作游说政客的利器，要他们对中国产品施加更严格的检验程序（美国已经有国会议员　

这么提倡了）；更厉害的是它直接诉诸消费者的个人利害，能够渐渐形成中国产品不可靠的普遍印象。换句话说，它的对象不再是政府高层，　

而是普罗大众。因此对付这套新版威胁论要比对付老式的威胁论难多了，它不只是谈判和游说的技巧问题，而是深远广阔的信心问题。　


…　Page　20…

　　　更不妙的是一定有些商家会借此推波助澜，把它变成促销自己产品的商机。早在中国渐成世界工厂之初，就有个别欧美厂商打出“本　

地制造，质量更好”的旗号了，这也呼应了许多企管专家的建议：对付中国价格的唯一出路就是转型，若要坚持制造业，就得迈向更高端　

的市场。如今的中国产品安全问题等于为他们卖了一场免费广告，使他们省下不少工夫，自动造成一个市场区隔，换了是我们自己，能不　

利用到底吗？　

　　　国家质检总局在中国“毒牙膏”传闻初起之时，立场站得十分坚定，不只屡次出面澄清，还要香港特区政府放行那几个被禁入口的牙膏　

品牌，差点引起有关一国两制的权限争论。这种反应是典型的防御性反应，人家批评我们了，首先就得自卫。有关部门所持有的自卫理由　

是那些牙膏的二甘醇含量没有超出国家标准，对人体无害。但问题是，就算它们符合你的标准，却不合人家外国的标准呀。这种解释不只　

没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变相地公告全球，我们中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就是和你们老外不一样，而且是低一点的标准。果然过不了多久，质　

检总局又下令禁止牙膏使用二甘醇了。　

　　　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中国的产品要想出口的话，就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按自己的规矩办事，还要看看那些进口国的标准。在这风雨飘摇的　

非常时期，中国不只要参考各项产品的外国质量标准，更要不怕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指标，唯其如此方能挽救“中国制造”的声誉于水火。　

　　　这是个资讯流动四通八达的时代，外国传媒要揭发中国产品的问题并不困难，他们只要定期翻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就行了。按照传统　

习惯，官方也许会感到一种轻巧方便的诱惑，那就是直接严管少数传媒，而非严控数之不尽的产品，似乎只要医生都闭上嘴，病人就好像　

很健康了。　

　　　针对这点，英国的《经济学人》周刊最近也发表了一篇报道，明智地指出，只有越多的传媒监督，中国产品的质量才会越有保证。他　

们甚至叫读者要做好心理准备，随着中国政府决心的增强，短期内必将爆出更多的骇人丑闻。然而，我们却不应该从此彻底丧失信心，反　

而要把那些与日俱增的坏消息看成好兆头，因为它就像一场痼疾的彻底爆发，重药治症总比苟延残喘来得好。　

　　　其实战后的日本；以及1970年代末的台湾地区与韩国，也都分别做过次货的代名词，当时的台湾甚至因为冒牌产品的盛行而被人称做　

“海盗之岛”。但是它们后来都成功地扭转了形象。日本汽车的工艺水平如今甚至远远超出了美国老大哥，广受美国消费者认可。参考这些　

地区走过的道路，我们就会发现，力求最严格最完美的质量标准，坚持更开放的更自由的舆论环境，就是回应中国产品威胁论的王道妙法。　



　　　　　　　　　　　　　　　　　　　　　　　　　　　　　　　　　原题为“中国‘威胁’的不只是饭碗”，刊于《南方周末》2007年07月25日　



“　　　　　　”　

“　　　　　　”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政治家是可怜的，因为他的一切都属于政治。即使是他的休闲爱好，也是舍命贡献出来的。就以温家宝总理的日韩之旅来说吧，他必　

须把每日的晨跑变成一种软性外交，一方面要展示自己公职身份之外的常人生活；另一方面则要把自己所代表的国家人格化在自己身上，　

亲切地和外国百姓交流往来。在这种情况底下，身为一个常人的温家宝与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已经合二为一，密不可分了。这就　

是政治公关的高级境界。　

　　　中国人喜欢谈论政治，但大家却又很避讳去谈领导人的政治公关，似乎一讲公关就是虚伪就是造作，冒犯了领导人的人格。与此相反，　

我们喜欢说的是“人格魅力”，一种玄而又玄、没有人能界定清楚的特殊禀赋。于是一切在其他国家能堂堂正正地以公关技巧去分析的言语　

行为，到了中国这里就都成了与生俱来的“人格魅力”。最好的例子就是周恩来，他大概是过去数十年里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最出色的中国　

领导人，关于他如何在外交场合中保持立场也不失风度地与人交手的故事，一直传颂至今。那些故事几乎都能用来当做传授政治修辞与谈　

判技巧的教材，但是无一例外地，这些故事的结尾总是“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地折服了对手”。　

　　　这种说法不仅无益于政治才能的专业培训，还反映了我们对于政治领袖的看法依然摆不脱老一套的政治家理想。根据传统，政治领袖　

虽然要精通形势，但他到底是个“真人”，必须具备旁人所不及的上善性格绝世才华。而这些才华和性格是学不来的，因为它们是天生的。　

故此一个领袖越有“人格魅力”，就越能证明他果然天生就是领导人的材料，而我们则注定要拜服在他的魅力底下。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错觉，　

以为中国每一个政坛领袖都得是韦伯所说的“克里斯玛型统治”（魅力型）。所以周恩来的外交工作为什么干得好呢？原来不是他的手段高　

超口才了得，而是他有“人格魅力”。为什么他有那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个天生的领袖！　

　　　坦白说，温家宝在这趟外访行程中展现的技巧真是叫人叹为观止，不得不服。他一到日本就吟了一首自己创作的俳句，后来又跑去打　

一场棒球，立意要借着日本文化的骄傲与日本人最喜欢的运动，拉近日本国民与他的距离。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都是精心设计的公关　

手法。可是在内地媒体的一片赞赏声中，我们却极难见到有人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虽然有人已经说出了温总理是在搞“慢跑外交”；但就是　

不愿点到“公关”二字，反而还要再三祭出“人格魅力”这个中式政治语言。这除了是传统的心习限制，恐怕也和温总理自己的行程主题有关。　

　　　温家宝的行程主题大抵可以用个“真”字总结，多掌声的国会演讲，他就极为罕见地公开披露整篇讲稿由头到尾都是他亲自操刀，以显　

其诚。更厉害的是他还把经历过抗战岁月的九十岁老母亲也搬了出来，说自己演讲完毕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她，结果得到她的赞赏：　

“孩子，你说得很好，因为你说的是真话。”大家都知道，这篇讲稿对日本的态度相当温和友善，如果连一个面对过日军刺刀的老太太都说　

它真诚，那么它就真能代表中国人和平宽大的诚意了。此举不但突出了温家宝的温情，还强化了他真诚的形象。　

　　　每个政治人物都该好好规划自己的形象，给它一个鲜明且有说服力的性格。身为一个政治家，温家宝选择的定位就是真诚。所以我们　

在电视荧光屏上看见的他总是面带诚挚温情脉脉，他的韩日之旅也不脱这个基调，因此方能令人信服。想想看，一个人要是老无谓地开玩　

笑，突然之间却又态度诚恳地说起自己的母亲，这会是什么效果？他能够叫人信任吗？可见任何外交场合上的公关手法还是得建立在一贯　

的形象规划之上。　

　　　由于温家宝这么注重真诚，媒体就更不愿也不敢说他的公关了。因为我们相信真心诚意和仔细的计算是彼此矛盾的两回事，互不相容。　

既然温家宝是这么真诚的一个人，他的一切言语行动也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怎能让“公关”二字给玷污？　

　　　真诚就一定容不下公关吗？天生的性格与后来加工的设计就一定是矛盾的吗？从政的政治家明明内向就不能强装张扬，明明木讷最好　

就别故作风趣。成功的政治家不该为自己规划一条违背自己性格的形象道路，相反地，他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突出强项掩饰弱点。　

　　　所以我们不应该回避温家宝的公关策略这个话题，反而要从专业政治技巧的角度加以分析。别小看政治报道和政治评论的语言现代化，　

这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部分。　



　　　　　　　　　　　　　　　　　　　　　　　　　　　　　　　　　　原题为“被神化的‘人格魅力’”，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4月19日　


…　Page　21…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不知从何时开始，“人格魅力”成为国内媒体一个形容政坛人物的常用词。怪的是尽管大小媒体成天到晚“人格魅力”来“人格魅力”去，　

但从来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什么是“人格魅力”。顾名思义，“人格魅力”指的应该是某种人格产生的魅力，但什么样的人格才会产生魅力呢？　

还是不同类型的人格都有发放魅力的可能？更堪琢磨的；是我们平民百姓有多少亲炙这些据说十分有魅力的大人物，知道他们的为人如何？　

　　　以先后在一年间去世的辜振甫先生和汪道涵先生为例，他们就是媒体口中“人格魅力”的典范，但是我们却极少有机会去亲身感受他们　

的魅力。我不敢也没有任何凭据去怀疑他们的人格和魅力，我怀疑的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媒体受众会如此轻易地接受关于这两位先生的描述，　

以至于他们成了传说，以至于“汪辜会谈”成了传奇。我们迫不及待地相信这些传说，是否反映了我们自己的愿望和投射呢？　

　　　从头细阅多年来的记录，每当谈到“汪辜会谈”，除了必然盛赞二老的身份地位、学识风度，另一项摆不开的要素就是“中国传统”。这　

种“中国传统”的味道不仅被说成是他们自然散发的雍容气度、儒者风范，而且还是交往过程中刻意营造的机巧。例如晚宴菜单的名堂与排　

序，双方引用的诗句，以及辜振甫唱戏的曲目，莫不带有传统中国色彩。更要紧的是这种借着菜名和诗词迂回地传情达意的做法，正是中　

国人自古以来在外交场合、谈判桌上最优而为之的技巧。所谓“汪辜会谈”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重点不是那些共识和原则，而是这场会谈　

的方式和过程本身就很有格调，本身就体现了国人久违的中国风味，堪称“佳话”。　

　　　分隔数十年，两岸首回接触最宜采用这种古典中国的交际手腕，把复杂的局势用一种中国人都很熟悉的戏码呈现演出。要演好这台戏，　

汪辜二老自是不二人选，但身为观众的我们更是愿意搬出我们的历史蕴藏去丰富他们的关系。举个例子，几乎所有对他们二人的回忆都很　

强调汪辜是知己知交，即使在后来相当不妙的情势之中，仍旧忧心为国；在关山大海的阻隔底下，依然体谅对方。但只要冷静一想，就会　

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　

老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