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1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现他俩实际上只见过两回，这份深厚的情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我们当然不可否定他们一见面即成知己的可能，不过在我们看来，二
老最好是知交，因为这才符合我们的心愿，符合历史上经典故事的模式。
我们的心愿是什么？我们暗地里的期盼是把两岸关系当成兄弟般的关系，政治的纷扰化成自家人的误解；只要是兄弟，又怎能不一笑
泯恩仇？只要是自己人，又有什么是谈不拢的呢？“汪辜会谈”之所以成为传说，是它的个人色彩掩盖了政治本质，少了明刀明枪的硬朗，
多了曲折朦胧的蕴藉。这正是中国式的政治协商谈判，把一切公共的都转化成私人的，将两个阵营的事压缩成两个朋友的轻酌浅唱。在这
个意义上，“汪辜会谈”不只是一出当年两岸合演的好戏，还是投射了中国人集体记忆的两岸关系之具体而微的象征。
俱往矣，所有人都知道，“汪辜会谈”已成绝唱，这更增加了这个历史事件的传奇性，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二老“人格魅力”的感知。听说
汪道涵先生曾托人送了一个筷子筒给辜振甫先生，辜振甫先生微微一笑，知道这是汪老的心愿：两岸“快统”。流言传闻自是不能尽信，但重
点是关于二老的这类传说实在太多，而且它们也只能发生在这两位老先生身上。想想看，这是一个何等“中国”的故事：凭物寄意，取字谐音，
真是风雅妙绝，换了别人换了其它场合，我们就未必愿意轻信了。
“汪辜会谈”之不可再，不仅是再也找不到这等分量这等身段的角色，也是大环境使然。从1992年至今，台湾社会在民进党“去中国化”
的工程下，越来越强调台湾人的“主体性”。如果今日能够重开谈判之门，如果台湾仍是民进党执政，他们还会用这种形式本身就很中国的
手法来与大陆谈吗？
我们最该问的问题，不是二老的接班人何在，而是以后要用哪种方式谈下去。假如世上仍有汪辜这般人物，自然不坏；但正式正常的
机制对处理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更是必不可少的。
原题为“汪辜会谈何以会成绝唱”，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07日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看日本、英国、美国等几份大报的社论，他们对于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大并没有给出什么特别的评价。相反地，香港传媒则注意到了
一个重点，那就是胡锦涛在新一届常委亮相时特别介绍了“两位比较年轻的同志”。
习近平与李克强的确是中国政坛的下一代，两人都不过五十多岁的年纪，大家在这年纪的问题上看到的更是中国政界新老交替的常规
化，未来的中国高层政治将会变得更制度化，更有常规可循，而且更注重权力来自职位而非个人威望的正常原则。既然如此，为什么许多
惯用怀疑眼光看中国的外国传媒仍然不为当前的局面所动？仍然奢于给点掌声呢？
说到年纪的问题，这可真是当今世界政坛的迷思，似乎大家都认同张爱玲的名言“成名要趁早”，觉得政治人物也是越小越好。俄罗斯
总统普京固然年轻到了退任之后还要再当国会议员的地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过早退休”之后更是展开了政治生涯
的第二春。这些领袖级人物的经历似乎证明了越年轻就越有活力越有创意，因而也越容易得到人民欢心的说法。难怪法国和英国现任内阁
班子里也不少四十出头甚至三十多岁的“小伙子”，而下届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大卫·卡麦隆更是刚到四十岁的“娃娃脸”。
在这平均寿命拉长、人口渐渐老化的时代，世界政坛却出现了年轻化的异象，这是为什么呢？许多人呼吁延迟退休年限，再看一下这
些国家的政治环境，我们就会发现其背后的动力可能是年轻选民普遍的政治冷漠和逐年下降的投票率。所以许多政党为了得到青年的认同，
争取他们的选票，就纷纷推出了年龄和他们相去不远的新星，好把他们拉回票站。
其实，一个政治人物的能耐与他的年纪实在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日本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安倍晋三的短命任期就是个反面示范。年轻确
实是卖点，但它不一定就是优点。综观这些产生了不少青年领袖的国家，它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对从政者的年龄往往不设上限，反而只
有下限。例如美国，你起码要到了三十五岁才有资格竞选总统，因为一国大任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到乳臭未干的小子肩上吧？可是你若有办
法赢得人民的信任，让他们觉得你老当益壮，你甚至可以像传奇性的参议员特尔曼（StromThurmond）那样一干干到一百岁。换句话说，年
纪在今天的选战里可能是耀目的招牌，争论的话题，但是在制度上，只有选票是老大。
中国政治的接班问题渐渐制度化了，但那些外国传媒却看不到。
原题为“政治人的年纪”，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0月30日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我本来以为香港广播处处长朱培庆辞职只是香港这小茶杯里的风波而已，没想到原来有不少内地媒体也很关注这事，不只报道，并且
评论。它们的角度自然是要突出香港媒体的自由与发达，香港社会民意力量的强大，以及香港人对官员道德水平的高度要求。
的确，同样的事件要是发生在内地，首先就不会有媒体擅自发布甚至拍摄一名高官与性工作者把臂同游的照片。其次，所谓的“民意”
也可能发作不起来，如果不是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不以为意的话。最后，官员更是犯不着为了这点小事就自行求去，除非是上级有压力。因
此，朱培庆的丑闻反倒见证了香港体制的优点。
可是再细想下来，香港社会对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难道就绝无可议之处吗？更根本的问题是，我们到底该如何要求公职人员的道德水
准？它该高到哪个程度？我们又有什么方法确保公职人员不会失德呢？回顾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可以发现，其实有不少人赞同朱培庆的
解释，觉得他在公余时间自己花钱冶游是他自己“私人生活”的问题，与“公务”无关，所以他没有理由向公众交待详情，在这事上真正该问
… Page 22…
责的其实是他的太太。但与此同时，很多人又觉得他主动请辞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的形象已经受损，而“社会对于官员道德水平的要求
是应该比一般人要高的”。
为什么当官的人一定要比普通人有道德呢？这其实是一个沿袭传统但未经推敲的共识，好像从政者都该是圣人，不只比一般人聪明能
干，刻苦耐劳，还要比一般人更能抵得住欲望的诱惑，在道德操守上堪为天下表率。我相信任何人只要静下来想一想，都会觉得这种要求
是不合理的。从政治权术的角度考虑，如果一个政治人物不只从政成绩优秀，还恰巧是个大善人，那么他的声誉和威信自然更能令人拜服。
但万一他只是个普通人，齐备了普通人皆有的七情六欲，而且不时有逾矩的行为，那么他是否就此丧失了从政的资格呢？我们该记住即使
是孔子，也曾盛赞私德不够检点的管仲，说他有功于天下。难道我们竟然要比孔子还讲究道德吗？
但这又不表示政治家或者公职人员在操守上只要和一般人看齐就行了，因为他们占据了特殊的职位，享有非常的权能，与社会大众有
特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应该抽象地要求他们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要从他们的职位和权能里推导出一组特定的道德规则，我们不能
说官员的地位高所以品德也一定要高；我们该说因为官员占有特别的职位权能，和公众有特别的权责关系，所以才要有相应的伦理信条。
简单地讲，从政者该遵守从政的专业伦理。如果一个官员破坏了这套专业伦理，他不只对不起他的职位权能，更会伤及公众利益。这才是
我们应该睁大眼睛盯清楚的。
就以朱培庆这件事为例，他犯的错误大概有三条：一是光顾声色场所；二是被记者拍照时惊惶失措；三是事后透过属下香港电台的公
关发表声明，说当晚他身边那名女子只不过是朋友的女伴。第一条错误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是私生活的事，既与公众无关，也与其权能职
位无关。如果我们接受性工作是正常的工作，性交易是正常消费活动的话，他甚至根本就没有犯错。第二条错误就更只是公关反应的技巧
问题了，我们可以说他处理得不够机智不够成熟，破坏了他一贯的稳重形象，但这实在和道德扯不上边。
直至目前，香港传媒与大众最关心的就是这两条了。朱培庆被记者拍到的丑态固然是市民讪笑的题材，当晚他和那名女子到底干了什
么事更是越挖越细，大白于天下。可是，那第三条错误却被大家轻易放过了，恍如过眼云烟。若按照前面所说的从政专业伦理来看，这第
三条错误才是最严重的。首先，这是一个谎言，那名女子根本不是朱培庆口中的“朋友的女友”，而是他花钱请来的性工作者。政治人物公
然说谎，当然会令人联想到他是否也会在关涉公众利益的事务上欺瞒大家了。其次，就算我们采取最宽容的态度，觉得这个谎言与公众无
关，但它是一个很重大的错失，因为这个谎言是透过政府部门——香港电台的公关发出的。换句话说，朱培庆冶游也好，失仪也好，都和
他的职位权能无关，反而他事后回应的方法才是真正违反了公职人员专业伦理，因为他利用职位和政府机器去撒了一个谎，与滥权无异。
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谎言看做焦点，却都跑去关心他那私人生活的作风问题呢？除了朱培庆担任公职三十年来建树颇多，尽忠持重，
大家不忍多加追究之外，这里还有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且以美国战后两次著名的弹劾总统案为例，第一次是尼克松，第二次是克林顿。
在尼克松案里；弹劾的理由分别是他隐瞒水门事件的窃听内情，以及动用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国家机器去针对政敌；在克林顿案里；弹
劾的理由则是他在和莱温斯基的性丑闻上公然撒谎。任何人都能明显看出；尼克松所犯的罪行要比克林顿严重多了；他滥用职权破坏了美国
的国家体制；而克林顿犯的却是一个严格来讲与公众无关的“私德”错误。为何在短短20多年间；美国议会弹劾的理由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首先，从美国开始，最近三十年来世界上许多地方社会气氛都有道德保守化的倾向，公众对道德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香港就是一
个明显的例子，与性有关的议题近来动不动就成了社会分歧的引爆点。更准确地说，这还不是道德的保守，而是道德的偏向。因为我们虽
然很关心包括政客在内的公众人物有没有嫖妓，有没有婚外情，但却从不理会他们有没有同情心，是否仁善公正。对一些力倡道德重建的
团体来讲，一个政治家是同性恋的罪恶甚至比他毫不关怀弱势群体的麻木不仁还要重。一个议员可以言而无信，实际投票结果与他事前所
言截然两样，但他却绝对不能有婚外性行为，仿佛他的性生活和公众更有关系似的。莫非只有性才是道德领域的议题吗？
其次，媒体的琐碎化与相应的“政治化术”（Spin）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报刊固然越来越喜欢政治人物的小故事，说说他们放假去何处
旅行，孩子又在什么地方上学工作。同时政治人物也越来越不介意公开一点自己的私生活，好营造一个立体的人格形象，让百姓觉得他很
亲民。加起来的效果就是把公众视线从更严重的政治议题转到政客的个人身上，如果今天的政客比从前少了私隐，狗仔队像追明星一样跟
随他们，这也实在是大势所趋，咎由自取。
说回中国政治的现实，我们历来就很关心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直到今天，中央政府仍不时三令五申，要官员端正品行，可是，各级
干部腐败失德的事件还是层出不穷。原因之一是许多品德的要求陈义过高，没有从官员实际拥占的职权出发，反而像是要先找一个君子才
请他当官似的，非常不切实际。更重要的是，这些道德要求没有被翻译变化成具体的制度制约，根本就难以操作。例如我们都不想再看见
官员为了一己私欲就大兴土木，为自己修筑豪华办公楼，为地方铺张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可叫他们放弃浮夸作风就管用了吗？其实这并
不是什么品德的问题，而是预算如何编订如何管控的权力监督问题；与其奢言道德，还不如贯彻分权制衡的精神。
比起内地，香港或许胜在传媒上，但说到官员道德水平的准则，大家在观念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对政治人物操守的要求有多
空泛，这条路就有多远。
原题为“对政治人物应有怎样的道德期待”，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7月21日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7月25日，有一条对中国人来讲不大显眼的国际新闻：巴西总统卢拉炒掉了他的国防部长皮尔斯。直接原因是7月17日，有一架民
航客机撞向圣保罗机场的一幢建筑，死了将近200人；而航空交通正是国防部的管辖范围。有些巴西博客批评皮尔斯不识相，他早该在空
难的第二天就自动辞职，根本不应该等到总统出手炒他鱿鱼，显得他很眷恋权位似的。
对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说法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随着国际新闻的开放与增加，那种下头出事导致部级官员辞职的消息我们都听得
太多了。例如2002年，英国教育大臣莫理斯就因为“高考”（A－Level）评分出了问题而挂冠求去。陌生的是我们很难理解这里头的道理，难
道设置考试评分标准的是教育大臣本人吗？飞机失事，既不开飞机也不直接管理机场安全的国防部长又凭什么要下台呢？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成文法律的要求，倒不如说是种不用明言的国际常规，它的根源就是“西敏寺体系”（WestminsterSystem，源于英国的
议会内阁制）里的“部长问责”了。所谓“部长问责”，意思是一个内阁部门里头只要出现了贪污、政策失当和行政措施的失误，不管它的部长
事先知情与否，也不管他是不是直接参与了那些犯了错误的决定，他都要负起责任；而负责的终极体现就是自己辞职了。
“部长问责”表面看来好像很不讲道理，很不近人情，但这个规矩其实是有源头的。发源自英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讲究“二官分
途”，亦即制定政策或为政策拍板放行的政务官，与负责政策建议和执行政策的公务员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享有决策权因而负有政治责任，
后者专注于既定政策的实施因此负有行政责任。前者出错，受到的最大处罚就是断送政治生命；而后者则要按照既定规章调处。在“西敏
寺体系”里面，只有部长要上议会接受民意代表的质询，替下属部门回答一切疑难。遇上�
![[鼠猫[1].逍欢.月戬]转生缘(完)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