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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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试图活在真实中，任由那种成熟而聪慧的犬儒蔓延，那么迟早有一天，“人”这个字的意义也要沦陷、虚无。
原题为“犬儒时代的信任”，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09月25日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连雷曼兄弟这么巨大、这么悠久的投资银行都能在一个礼拜之内急急宣布破产，连号称“中国妈妈”的三鹿奶业都能叫婴儿吃出肾结石，
我们到底还能相信谁呢？身边有不少朋友是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客户，在听说这家管理资产达到万亿美金的保险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没
的消息之后，他们全都慌起来了，深怕积累了半辈子的血汗钱要化为乌有。无论别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们保证客户资产安全无虞，
他们还是很难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我们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我们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
的时候停下来。我们睡觉，要相信屋顶不会无缘无故塌下来。我们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没有信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
已故德国社会学大师卢曼（NiklasLuhmann）就说得好：“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
吊诡的信任偏偏如此难得，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基础完全相信每一滴自来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驾驶者都是清醒的，每一个建筑
商都是负责的，甚至每一位警员都是廉洁正直的。然而，我们还是不断地付出我们对他人的信任。那是因为我们不认为这世上没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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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信的。这个社会如此复杂，任何发生在身边的事，任何摆在面前的东西，其背后都经过了重重的机制、层层的人手；在这一长串的流
程里头，总有一些人会对得起我们的信任，会为自己应做的事负上责任呢？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亲自检测任何送到我嘴边的东西；但是我会相信生产商爱惜商誉。一个老板不可能掌握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的
正确，但是他会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员。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问题，产品检试部门会查得出来。假如出厂的产品真有毛病，相关政府机
构会及时发现。假如那些机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良心的传媒会揭发真相。到了最后，我们还要信赖政府的确能够查清问题，司法体系
的确能够按法处置肇事人员。
这是一个牵涉了多少个人多少个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出了错呢？为了保证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情况，为了让
社会可以正常运作，人类设计了各种制度去保障信任这种极其必要但却易受伤害的资源，例如权力与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说，商家与
官方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所以官方不会掩饰商家的错误；媒体又与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体不会为商家与政府文过饰非。
万一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与更高层级的结构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个
界外的力量是新西兰总理，而更高层的结构则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
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原题为“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刊于《am730》2008年09月17日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看到新华社前不久报道四人帮在世的最后一个人——姚文元去世的消息，让我想起了文革。说到文革，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语言，一
种那个年代盛行一时的行文方式与说话风格。文革的战斗性，文革的杀伤力，多多少少和这种语言有关。不搞清楚这种语言的性质，就很
难让今天的年轻一代理解那10年以至于共和国数十年来经历过的运动；不看透这种语言空洞的力量，就谈不上反思文革，也很难保证后
人可以彻底脱离历史的阴影。
且举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文革式的语言，比如“极少数”这个形容词。今天重看文革10年的文献，“极少数”三个字出现的频率可说是
极不少数。内地以外的华人大概不知道“极少数”在这个脉络底下，并非一种纯粹描绘数量的中性形容词，而是一种饱蕴价值涵义的判断。
如果我们说“今天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染上了禽流感”，这里当然没有任何道德判断的含义，因为这里的“极少数”指的不过是患病的机会罢
了。但是当年要做政治批判的时候，“极少数”就是很强烈的指责了。
是什么使得一个中性的形容词变成非常负面的价值谴责呢？当然就是近代中国革命里的民粹思潮。按照这种民粹思潮的主张，凡是大
多数老百姓认可的，必然就是对的；而凡是大多数老百姓否定的，多半也就是错的了。放在政治上，这可是“民主精神”的体现，也就是得
“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那一边”。所以“极少数”和“绝大多数”都不止是单纯的量的形容，而且是对与错的判断区分。
同时它还牵涉一个划界的问题，无论是统战还是批判，从实效上讲都不可能团结“极少数”或者“一小撮”，却跑去打击“大多数”。当时
每逢批判活动展开，惶惑不安的老百姓没有谁愿意当少数派，大家都希望自己是站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一边，而不要被划做一堆白羊里
的几只黑羊。直到今天，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害怕自己被叫做“极少数”。
这种对民主价值的理解，盛行于文革时期，说来实在十分粗糙。它不只把一切的事物都按数量的多寡来定质量的高下，而且还忽略了
民主原则中尊重少数的精神。正是近代中国的民粹倾向，使得当时很多优秀的学者受到折磨，因为他们研究的东西与百姓日用无关；也正
是这种倾向，使得很多卓越的艺术家不能继续自己的探索，因为他们的创作太过阳春白雪，一般人看不明白听不懂。在政治上我们当然要
强调“多数决”；但艺术和学术乃至其它的意见表达；为什么就非得是多数人欣赏认可的才是对的；而“极少数”就一定是错的；甚至是邪恶的呢？
执政要为大多数老百姓着想，当然是正确的，但这并不能自动转换成“极少数”就非得斗垮斗臭不可。偏偏在文革10年间，这种转换
来得太轻易太绝对，只会有利于不断的斗争，无益于实际的施政和建设。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
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或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
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连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二战之后的德国兴起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就是要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看看空洞的语言如何造成了思想的贫乏和虚无的热情。
今天的中国已经正式告别过去的阶级斗争，迈向建设和发展之路，我们也需要相应的语言反省和重建。以“极少数”为例的老式术语虽不是
文革的产物，却是可以总结那个年代的“斗争语言”代表，小心清理它过多的价值意蕴既合时且有益，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一些笑话。
原题为“‘极少数’的迷思”，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1月17日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200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有几百人出席了官方纪念仪式，他们在“唐山市抗震纪念碑”广场默哀了三十秒，相当肃穆
也相当隆重。可是他们并不全是当年死难者的遗属，也不是震灾的幸存者。本该是这一天真正主角的唐山市民，这时候都在广场之外。一
大清早，武警就开始驱赶百姓。不获入场的只好站在警戒线外，甚至要用望远镜才看得清纪念仪式，一场应该属于他们的仪式。
《唐山大地震》作者钱钢有过一段奇特的经历，他曾翻遍当年留下的照片，但无论怎么找都很难找到死尸的相片。的确，今天查书上
网，你会发现唐山大地震在影像上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片颓垣败瓦，倒塌的房屋，断裂的墙壁，可是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是的，我们可以
看到急忙奔走的志愿人士，斗志昂扬不畏艰苦的解放军，还有一些正在拯救伤患的医护。至于那些未获救治的伤者，甚至倒卧在瓦砾中的
死者，却几乎全部失踪，没有鲜血，没有残肢，只有空洞的街和极度萧条的市区鸟瞰图。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场巨灾夺去了24万
人的生命，在地震发生之后的第三年。
如果采用某些在海外相当流行的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这是中国人忌讳死亡，乃至于要出动到为相片消毒净化这一招。但事实当然并
非如此简单，我们不能把在中国发生的异常事例都推到官方头上。且看当年曾经参与救灾的龚铁鹰在博客里发布的一篇老日记：“……当我
投入抗震救灾行列，看到了工人同志的冲天干劲，看到了各级党组织坚强领导，我又被震服了。我想到，自然灾害是暂时的，而人们的斗
争精神则是永存的！只要还有人生存，就一定能重建家园。而在这场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仍会掌握群众，仍能指引群众克服
这一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党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的党。这一革命理论认为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伟大的党，
动员起千百万群众来，任何困难也不在话下，我们一定会克服这一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并非什么交心报告，而是一个曾在现场见过灾难，救过伤员的青年的日记。在这篇日记里面；龚铁鹰也记录了放
在自行车架上的死尸和嚎啕痛哭的生者，但到了最后，他还是以其时最流行的方式向自己总结了一切经验。这样的总结，这样激情勃发的
文字几乎是当时所有文字必不可少的样式，不止见诸报端，甚至还渗入到每一个人最贴己的日记之中。即使是灾难的第一手见证；亦不例外。
身为人类，有着最普通的感情，有伤会痛，受苦会哭，是什么使得当年拿相机的人拍不到死亡？又是什么使得见过死亡的人依然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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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饱满？曾有许多文献指出当年唐山震后的幸存者表现得有点“漠然”，路上相遇就是简单地问一句“你那里走了几个？”不见悲恸，也没
有恐惧。许多人还说唐山人给“震傻了”。
对此，我宁愿相信二十世纪德国思想家本雅明（WalterBerjamin）的一番话。很多人以为战场上回来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说，但是本雅
明敏锐地观察到刚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总是满脸疲惫，无话可说。因为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
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同理，当时的唐山人不是给“震傻了”，而是实在无话好说无泪可流。
可是在这一刹那的空白之前，遭逢巨变的人到底会崩溃；在此之后，痛失亲人的到底会陷入思念的煎熬。可是这些全被一个更宏大的
主题掩盖了。请注意唐山的那座纪念碑不叫“亡者纪念碑”，甚至也不叫“地震纪念碑”，却叫“抗震纪念碑”。重点不在地震本身，而在人的
对抗。地震和它带来的所有伤亡一切苦难，全部成了人类崇高意志与斗争精神，以及领导抗震有方的背景。这不止是当年官方定下的主旋
律，也是整代人的感觉结构和思考方式。所以不需要由上而下的指令，军人的日记自然会颂扬群众的力量，有摄影机的自然不会拍照太多
的尸体。唐山大地震被记忆的方法恰正记忆了那个年代的意识形态，其曲折一如“抗震纪念碑”，借着“抵抗”来纪念地震；又像今天纪念唐
山大地震的主调，透过歌颂“新唐山”的建设来忘却被毁灭的老城。
过了十年，我们才有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才有了那么一些稍微不同的声音。再过了二十年，我们终于放开怀抱，允许各式各样的
反思甚至责任追溯。可是在一切理性的检讨和反省以前，我们是不是先正正当当地好好哭一场，把背景推回前景，让百姓回到广场？承认
死亡，方有解脱。
原题为“请让唐山市民回到纪念广场正当哭一场”，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7月31日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天灾，还是人祸？这是近年所有大型意外发生以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总是有人想强调天灾的自然，不可预料与非人
力可阻；另一方面，又总有人想在貌似最自然的意外里追查出人为错误因素。似乎一场意外若非天灾，即为人祸，中间没有任何灰色地带，
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
天灾与人祸，这套二分模式是我们感知意外灾害的基本框架，也是我们应对灾难的思考习惯；然而它未必就是我们预防灾难和解决灾
难遗害的最佳反应，它甚至还会阻碍大家防灾救灾的工作。面临灾难，我们惟一该考虑的就是风险的管理，而不是追问它的属性是不可避
免的自然天灾抑或完全人为的过错。因为任何性质的“人祸”都可能有预料之外的机遇变化，而任何类型的“天灾”也都有可以事先安排的准
备。强行把意外分类为天灾和人祸，只对责任的追究有用，却无益于意外的防止和善后。
就以最不可预估的“天灾”地震为例吧，虽然科学家目前为止仍无法确切掌握地震发生的时机与强度，但这是否表示大家就什么事都用
不着干，坐着干等呢？当然不。我们可以在地震频发的地区对建筑物的防震措施设定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制定一套地震发生时的紧急应变
方案，甚至要学校和各工作单位定期举行震灾演习。尽管我们不知地震何时发生，也不知它有多么强大的破坏力，但是我们可以在事前尽
力做足一切资源许可范围内的准备。万一灾难发生，而真要追究责任的话，这个责任的归属看的就不是灾情严重的程度，而是管理当局是
否已按原定计划做好所有预备工作了。
例如山东华源煤矿的溃水事件，我们要检视的就是有没有防止这种灾难发生的措施。很多人都说这次煤矿矿井的进水事件是一种从前
想象不到的矿难类型，料不到下大雨也会酿成矿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矿难”；而把它定位为“暴雨成灾”的话；情况又会有何不同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的是当地有没有一套暴雨警戒制度，按不同规模的降雨量定出不同层次的警告。然后，我们要检查的是这些不同层
级的警告又有没有附带一些规定，要求某种工作或某种活动必须在暴雨达到一定层级时自动中断。以香港为例，天文台把暴雨警告分成了
“黄雨”、“红雨”和“黑雨”三种级数，当“黑雨”警告发出之后，整个城市都要停工停学，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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