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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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那十多亿人的眼泪又不只代表了爱国的热情；更准确地说，那是爱国，但还不仅止于对在上位者的拥护，更是爱自己的同胞。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听过太多太多中国人丑陋的故事。经过传媒的报道，很多人几乎以为中国没有食品是安全的，没有商家是可信　

的，没有官员是不贪的。　

　　　这三十年来，人民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可是大家又同时认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了，整个国家的精神空虚了。　

　　　突然之间，我们发现一个残疾人士用手爬行到募捐站前，要工作人员下来帮他捐款；备受漠视甚至歧视的河南“爱滋村”病患打电话给　

协助他们的志工说：“我们‘老艾’不能献自己的‘脏血’，我们只能捐钱。”他们想捐的数目是他们一整个月的收入。不要看少数财主的吝啬，　

也先别管某些靠煤矿致富的干部何其小器，要看这些最平凡也最被主流贱视的中国人。中国人，竟然如此可爱。　

　　　公民社会的建立需要“公民道德”（civicvirtues），而公民道德的核心是信任。舍己救人的英勇故事，大家都已听得太多。这些故事最感　

人的地方，是它们呈现了一种集体的特征。与历年“感动中国”的人物评选不同，这里有的不是个案，而是集体。这种集体特征忽然让我们　

感到信任原来是存在的，孩子始终是可以交托给老师的，乡亲始终是可以看顾老人的。因为那些多得数不清的故事说明了，在危机来临的　

关头，你会守护我的姐妹兄弟；所以，我也将守护你的姐妹兄弟。　

　　　我不想太过夸大，但是四川震灾确实让大家有机会重新肯定自我，肯定群体的相互信任、相互协助，肯定自己的良知与能力。在公民　

道德的启发上，这场不能以悲剧二字去形容的悲剧，意外地起到了比任何官方推导的美德运动还要大的作用。探讨公民道德的典籍论著浩　

瀚繁多，其基本框架仍不脱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定下的格局。亚氏认为，一个理想的公民必须同时是好的统治者与好的被统治者。过　

往强调的守法守秩序其实只是在教人怎样做一个好的被统治者，这一回的震灾却让人领略到了自信自主的魅力；自信，正是好的统治者的　

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聚集在广场上高叫“中国加油”的群众不单单是为政府所代表的中国加油，更是为自己构成的中国而加油。　

　　　国家固然展示了它的能力，武警、消防员和解放军的将士用命不畏艰苦固然叫人印象深刻，但是更不应该忘记无数志愿者的热心。坦　

白讲，那些没有专业技能未经充分准备就自己开车跑进灾区的人，有点傻也有点乱；不过他们却释放了很巨大的潜能。　

　　　可能有人会觉得，政府既然如此高效，又何必需要民间志愿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助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大型的灾害之中，争分　

夺秒，我们不能把筹码全押在一个巨型机构上。美国政府在新奥尔良风灾救援上的反应是很迟缓，但是它们还有许多民间团体和“沃尔玛”　

与“联邦快递”等商业机构，甚至比政府更快速地开入前线。　

　　　以民间团体为代表的公民社会最擅长的，还不是第一时间的救灾，而是灾后的重建。根据过往的国际经验，在灾区重建的过程里，大　

型的跨国非政府组织又不一定比地方上小型的草根团体有效。因为所谓的重建不只是房屋校舍等硬件上的建设，还是经济活动、心理健康　

与社会纽带的恢复，这一切都有赖于熟悉地方环境的民间力量。他们要重建的不是物质环境，更是包括物质环境在内的社群。举个简单的　

例子，政府现在可以迅速地为灾区搭建临时房屋，但这毕竟是临时的应急之作。长远地看，灾区人民还要和专业人士合作，找出一套符合　

特殊自然条件，又能谋取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方案。他们或许要考虑植被铺设和水土保持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够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经济生　

活是什么。没有民间自主力量的参与，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现实的。　

　　　可是中国民间组织长期以来面对着许多困难，比如说捐款。平常怀有善心的人或许很多，但是他们不大确定捐款的对象是否可信。一　

来，我们都知道以前类似“希望工程”中善款被挪用甚至被贪取的种种现象；二来，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些半官方的民间团体架构臃肿，　

效率成疑。与此同时，其他纯民间团体的筹款又要面对犯法的威胁。再加上税务优惠等激励机制的欠缺，自然就形成了有心人欲助无门、　

有心团体欲行无财的困局。　

　　　在这次全国动员的救灾行动之中，有些乱象就是来自民间团体的不成熟。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的他们一时间筹募不到充分的资源，也　

不拥有一大批早经征集训练的志愿人员可以调动（在国际救援行动里面，大部分志愿者都是平时就登记在册，而且经过专门训练，一旦有　

事瞬即开拔），更没有成熟的协调机制让大家互通信息分配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和半官方的大型机构也适应不了这种新的发展。例如台湾的“慈济”义工抵达四川之后，当地政府人员就好像不知道该　

怎么应对这类民间救援团队，只好按惯例请来宗教局的干部先接待一下这批佛教徒。再如“网易”公司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出了500万元人　

民币，条件是要知道该笔款项的处置方式。本来这是现代社会的常规，但碍于既有方针，红十字会表示无法答应，于是“网易”只能转觅其　

他合作伙伴。　

　　　改革开放，是一个政府不断后退并且寻找自己新定位的历程。从前，中国是一个人民无所逃于天地间的“全能国家”，从个人私生活开　

始，直到经济活动与政治参与，皆在政府的领导规划之下。然后，政府开始逐步让出了市场这块领域，使得中国迈入前所未见的繁荣阶段。　

可是有时候它又退得太远太快，像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这些重要的民生范畴一下子陷入不是政府负责就是市场竞争的处境，于是有了过　

去十年的“左右”之争。每次看到这些争论，我都很想问“民间在哪里”。　

　　　温家宝总理亲临灾区，成为媒体的焦点之一，可是大家更应该看到由南至北自发起来的民间力量。这会不会是一个新时代的契机呢？　

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中国是不是也要开始培育“第三部门”的土壤呢？我希望这不幸的一年可以是改革开放历程的转折点，让人民变成自信　

自主的公民，让国家进入一个“强政府、大社会”的双赢时代。　



　　　　　　　　　　　　　　　　　　　　　　　　　　　　　　　　　　　　原题为“来了吗？我们也来了”，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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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国难当前，奥运火炬的传送要不要中止呢？很多人都觉得是要的。哀矜勿喜，有那么多人丧命，那么多人失踪，那么多人陷入了精神　

崩溃的边缘，当局又何忍一片喜气，继续大办盛事呢？　

　　　汶川震灾的前两天，我刚从成都回港。心里还在回味当地友人所说的段子时，噩耗忽然传来，我连夜打了好几十次电话，却没有一个　

接得通。尤其令我挂心的，是一个住在都江堰的友人，不知她是否无恙？后来我又想起，这么猛打电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会增大线路的　

负荷，阻碍了其他必要的紧急通讯。直到一位朋友开始更新博客，即时向大家报讯，我才稍稍宽心。　

　　　守着电视，我看见一个五年前SARS时期仍然不能想像的政府。除了少数关于震灾预测的小道消息之外，它开放了一切的渠道，几乎　

没有禁区地任由媒体采访，负责救灾的解放军甚至还特地安排了媒体联络人。如此开放透明的信息处理并没有带来往日担心的社会不稳；　

相反地，它掀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救灾热潮。没有媒体想在这种时刻泼冷水；相反地，不须指示，它们自动地汇合成了一道主流。经过这　

次悲哀但却可贵的经验，政府一定能够学懂，天灾并不是天谴，毋须羞耻也毋须遮掩。　

　　　我又看见几个月前雪灾为祸时还看不见的一个政府，其行动之迅速固然远胜新奥尔良风灾下的美国政府；它学习的速度更是令人咋舌，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举国动员的救灾体制竟然就已发展到了如此灵动的地步。我从来不相信写评论要服膺“在官方做得对的时候称赞它，　

在它做错的时候批评它”之类的训条，因为政府不是小孩，它不需要掌声呵护；而批判与质疑却是评论者的天职。但是，在这一刻，我实　

在不能不佩服中国政府在抗灾中的表现。　

　　　然后，我看见了我心爱的成都，以百万计的市民露宿街头，令人神伤。可是我要说，这次灾劫中最叫人感动的还不是虽然负伤流血却　

仍赶赴灾区的士兵武警，甚至也不是亲临前线的温家宝总理，而是这些可爱的成都人。这么大的一座城市，不只没有发生灾后常见的趁火　

打劫，更没有商铺乘机抬价，几百万人就这样秩序井然地守在街头，照样过自己的日子。有人谴责部分市民在这当头仍不忘露天打麻将是　

幸灾乐祸。我却想起伊朗导演基阿鲁斯达米在《春风吹又生》中那最动人的一幕：强烈的地震摧了无数人的家园，但那些灾民在野地上架　

搭帐篷时仍不忘竖好天线，因为世界杯就快开锣了，逃难固然要紧，但并不表示世界杯就不重要了！这不只是苦中作乐，这更是人在浩劫　

中夺回自己尊严的努力。天灾可以带走我们的财产、亲人以及生命，但不一定带得走人之为人的起码生趣。　

　　　我还看见更多的成都人走到血站，卷起袖子。当地的着名作家冉云飞在联络恢复之后告诉我，他们一家连续3天去排队捐血，竟然都　

还轮不上！何只成都，四川好几个灾区的居民这一刻才从鬼门关前拾回性命，下一刻就已自发地组成救援队伍，要往山里进发……这就是　

今天的中国人吗？天不亡我，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然而，这又不只是一种爱国爱同胞的情怀，它还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在“反华”的CNN网站上面，我看见它们连上了救灾捐助　

的链接，还有许多美国人的留言，有的在呼吁大家捐款，有的在为中国祈祷，还有人谴责美国政府出手太小器没有良心。著名博客罗永浩　

则刻意摘译了部分美日新闻网站上的留言：一些美国网民不太清楚四川的位置，还特地搜寻材料，当发现四川原来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之后，其他人立刻开始忧虑，一位留言者如此回应：“多谢（你提供的信息）。很快就有地区救援……我今晚要停下所有的事情，祈祷上帝　

立刻去帮那些受灾的人。”日本网站公布震灾消息之后，很多人也即时送上祝祷，其中一个网民说：“阪神大地震，新潟大地震的经验，日　

本的救助技术，应该可以在这类灾害中发挥作用。不管政治局势怎样，中国又是我们的邻国，时间紧迫，不要再说他们反日什么的了。日　

本政府应该尽早派遣救援队伍。”　

　　　是什么在瞬间消弭了那曾经不可越过的偏见与敌意？当然是慈悲的力量，那种使得解放军不眠不休，消防员奋不顾身，以及平民百姓　

忘己救人的同一种力量。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论》中的那个著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史密斯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　

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像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　

的处境。　

　　　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再是18世纪的苏格兰了，拜媒体所赐，我们现在更有资源去培育自己远程的道德想像力。除了感情人更易被陌生　

人的痛苦触动，我们甚至还可以透过跨政府的连系和世界性的非政府组织去实际践行自己的道德良知。换句话说，比起200年前，人类现　

在更有本钱去履行自己的道德义务，做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　

　　　我们都不忍再看到迎送奥运火炬的欢庆场面；因为我们有难以言喻的哀伤需要宣泄。所以在倾全力救灾之余；政府也不能不顾虑13亿人　

的心理需要，它应该下令全国降半旗致哀，它应该在稍后的日子里于各地举办集体的纪念集会，让日日夜夜沉浸在悲剧消息中的国民有一　

个治疗自己的机会。至于那一把火炬，我们却不一定要按既有的模式去传送它。何谓奥运精神？难道不就是一种对于跨越藩篱的和平的梦　

想，对于人性中种种美善的肯定吗？所以当局不一定要中断火炬的传送，而是要让这把奥运精神的象征重回正轨，于浩劫中发掘出它的真　

正意义；换一种方法，换一种仪式，为了一切在生者，更为了一切往生者，将整个过程转化成一种祭悼，甚至升华。只要我们还活着，我　

们就不该放弃对理想的坚持，对人性的肯定。即便是死去的同胞，我相信，他们也希望我们好好活下去，把他们留在我们身上好好活下去。　



　　　　　　　　　　　　　　　　　　　　　　　　　　　　　　　　原题为“浩劫中见希望伤痛里有慈悲”，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5月17日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四川震灾发生之后，我和许多人一样，无法入睡，只能日夜守在电视和电脑旁边，一边等着最新的消息，一边忧心如焚地思忖着自己　

到底可以做什么。除了捐款与诵经，我们这些身在远方而且没有专门技能的人，到底还能帮上些什么忙呢？　

　　　然后我看到有人开始质疑震灾前的预警工作。据说早在5月3日晚上就有群众致电四川阿坝州防震减灾局，查询将要发生大地震的消　

息；可是当局视为谣传，于是开始了“辟谣工作”，并在四川省人民政府的官方网页上发布在有关当局的“主动解释下，解除了村民的恐慌情　

绪”的消息。再来则有人批评灾区的学校建筑有问题，其中极可能发生了偷工减料的情况，否则倒塌的怎么多是学校呢？　

　　　这种种反思言论发出之后，自然会引起一些网民的不满。他们会想，这都是什么时候了，大家应该一心救灾，而不是坐在一边批评这　

个讥讽那个，与其空谈，不如行动。钱钢先生也在《现在是解民于倒悬的关键三天》（《南方都市报》2008年5月14日）一文中指出：“有　

的传媒朋友，现在就把注视的焦点集中在问责和反思。我想对你们说，你们想做的这一切都应该做，但现在不是时候。至于有的传媒，震　

中信息尚且朦胧难辨，就已经主题先行，搞策划，玩深沉，就更不合时宜。”　

　　　我完全同意钱先生所言，在基础事实都还没办法弄清楚之前就开始大搞策划，确实有违媒体的根本操守。然而我又明白此乃市场化时　

代的机制冷酷，那些媒体的编辑与记者何尝不伤怀急切如你我，说不定他们私下还捐赠了许多现金与物资。只不过为了在剧烈的竞争之下　

脱颖而出，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于是想方设法地构思和别人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