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1][1].梁文道-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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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过《国王与我》的，想必也知道片子里那位非常开放，接受英国女教师教育长大的太子就是后来曼谷王朝最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帝　

（Chulalongkom，1853…1910）。他和他的继承人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技术，就和今天的普密蓬一样，因此有不少外国人以为泰国王　

室在紧守传统价值之余，也是泰国西式的“现代化”的推手。　

　　　诚然，王室是外国文化进入泰国的阀门之一，只是他们同时也过滤和障蔽了不少事物。例如朱拉隆功，就曾宣布政党和议会政治并不　

适合泰国。他的儿子瓦栖拉兀（Vajiravudh，1881…1925）更认为现代经济学也是违背传统的，因此禁止第一本泰文经济书的出版。可见王室　

在协助建立“泰国性”的时候是很小心的，他们自有一套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东西不适合泰国的标准。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历史．其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国社会的基础。时至今日，泰国的“国家身份委员会”依然　

把王室列作国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原题为“泰王的地位”，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10月06日　


…　Page　63…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一点说明：奥运期间，原来连普京都要去哀悼的索尔仁尼琴也是我们的禁忌。这篇文章写完之后，先后在三份媒体间流过，从广州去到上海，每回都是在最后一刻被　



撤了下来。谢谢《财经》的杨大明兄，让它最终能以缩略版的面目在纸媒上和大家见面（缩略的原因纯粹是版面字数所限）。也要谢谢中间经手过的各位编辑；你们　



的理想我尊敬，你们的局限我同情：真的。拙作本已错过最佳面世时机，但有鉴于大部份人都单向地为索氏叫好，故再以完整原貌贴在此处求正方家。　



　　　我们都很敬佩索尔仁尼琴，我们都很仰慕索尔仁尼琴，所以我们都说他是“俄罗斯的良心”、“作家的良心”、“知识分子的良心”，甚　

至“人类的良心”。当然拥有一颗非常了不起的心脏，带动着患了癌症的身躯，它不只熬过了劳改营中的苦寒，克格勃下的毒乐，还挺过　

了苏联的压迫与流放，西方的漠视和耻笑，直到他的敌人苏维埃垮了，他怒视的叶利钦也走了，才终于停止跳动，永远沉默。问题是他这　

颗心到底是谁的“良心”呢？假如索尔仁尼琴就是知识分子良心的代表，那么他就实在还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所不可避免的悲剧。　

　　　起初，“西方自由世界”以为他是“人类的良心”，因为他暴露了“东方极权主义”的可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极权体制就是一种　

连它的领导人都要私底下拿这套制度的意识形态开玩笑的体制。没有人相信它宣称的真理真是真理，连它的最上位者自己也不相信。因此，　

我们不能轻易说某一个出卖自己的邻居是邪恶的，某个在劳改营里折磨自己的狱警是邪恶的；不是他们无罪，而是这套制度令人变得邪恶。　

我们必须放弃对明君的幻想，必须放弃对潜在改革派的幻想，这套体制除了崩溃，别无自我更新的机会。这就是当年西方世界某些人对极　

权主义的判断了，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尤其是《古拉格群岛》，则以宏大的篇幅和巨细靡遗的细节最好地证明了这点。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苏维埃体制和它的历史仍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正如匈牙利史学家伊斯特凡．雷夫（IstvanRev）所说的，许多发生　

在身边的往事，他们这些过来人要到现在才知道，而且要在前国安单位的秘文件与审讯纪录里一片片地拼凑复原；可是历史彷佛真的终结　

了，20年前的事，现在已经没人有兴趣再问。原因之一是很多人以为自己已经懂了，有《古拉格群岛》这样的巨著，谁还想知道更多？尽　

管索氏的见闻其实相当有限。就和大部分极权体制内的异议作家一样，他们有说真话的勇气，可是非常可惜，他们能够看到的真相却是那　

么地少。这是索氏的第一个悲剧，没有非常的尊严与自信，他撑不下来；然而正是这非凡的尊严与自信，使他很容易忘记自己的生活经历　

其实只是一座庞然大物中的某个环节。在那种体制底下的每一个人都只能瞎子摸象地试着掌握全局，特别是被隔离至一隅的异见分子。　

　　　索尔仁尼琴曾是“自由世界”的英雄，是他们批判冷战对手的最佳利器。可是在他到了美国之后，他们才发现这是个天大的误会。1978　

年，他在哈佛大学演讲，猛烈批判西方文明的虚无与堕落，叫大家看傻了眼。根据一种至今不衰的二元光谱，一个人要是批判共产主义体　

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权，那么他一定就是亲“西方”的了，因为后者正是自由和人性解放的乐园圣域。不，索尔仁尼琴不是这一类型的异见　

分子，他并没有因为自身的经验而高呼“来生不做俄国人”，也没有因为主人家欢迎自己就替他说尽好话。他居然很不识时务地痛骂美国　

的肤浅与“西方世界”的道德沦丧。　

　　　这本来可以叫西方左派大舒一口气。因为正如西方最后一个相信斯大林的大知识分子沙特所说的，“索尔仁尼琴是最危险的”。他的著　

作不只使得“古拉格群岛”这个虚构概念变成专有名词，为后来勃兴的人权外交奠下了感性基础，更震撼了所有仍然以为“现存社会主义”　

是条好出路的西方左派。他们一向知道铁幕那头传回来的消息，只是他们沉默迟疑，直至索尔仁尼琴带来最坏的证言。许多人后来回忆，　

都说索尔仁尼琴是他们转向觉醒的关键。他令那么多人右转，但他自己却没有变成大家预想的右派。转向了的老左不能理解索尔仁尼琴为　

什么不干脆和他们一起全面拥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没有改宗的“新左派”则一方面庆幸他不像其它异见分子那么天真，一到美国就成了　

美国人；另一方面却不满他不像哈维尔等东欧知识分子，不试着找出符合左派真精神的新路线。　

　　　这是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个悲剧。他坚持住了自己独立判断的精神，没有轻易换边，以致于苏维埃阵营视他为叛徒，正统西方自由派嫌　

他保守顽固。甚至连西方左派也不知该如何定位他才好（他不相信“背叛了祖宗的现存社会主义”，不相信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但也不　

相信马克思）。无论何处，格格不入。这本来是知识分子的荣耀，不能算作真正的悲剧。可惜，他却选了树林里较少人走的一条路。　

　　　他隐居于美国佛尔蒙州郊野，一个冷得最像俄罗斯的地方。足不出户，拒接电话，住在一个类似传统俄罗斯乡间小别墅的田舍里。他　

不说英语，他要躲在这里为俄罗斯招魂。众所周知，他痛恨苏维埃体制；但又不像许多从苏联流亡出来的学者与作家那样，把病因追溯至　

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　

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　

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　

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y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　

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对文学界来讲，　

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代的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那么浩瀚　

全面，文笔精美。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　

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　

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恶帝国”。更妙　

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　

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　

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　

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　

体一一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　

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他晚年的种种言　

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　

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　

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　

的幻影。　



　　　　　　　　　　　　　　　　　　　　　　　　　　　　　　　　　　　　　　　　　　　　　　　　　　　　　　　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8月09日　


…　Page　64…

世界到底有多平　



　　　　　　地球始终是椭圆的，所以任何一种地图都是不可能完美。换一种投影方法，就会得出一张不一样的世界全图；无聊哪一张，　

　　　都有它不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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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戏的规则　



　　　足球也许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但他们的确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形式与规则，例如把一场球赛分成上下半场。十九世纪初叶，从哈罗公学　

到伊顿公学，从牛津到剑桥，几乎没有一家学校的学生不玩足球。问题是他们不只没有共通的玩法，甚至连足球和橄榄球的区别也还没开　

始区分清楚。于是一遇到校际比赛，你用脚踢，我用手接，大家闹得不可开交，混乱非常。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那就是　

将球赛划成上下两截，上半场依你的规矩，下半场就按我的来。　

　　　在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里头，除了奥巴马那动人的胜选演说之外，我觉得麦凯恩的认输演讲也绝对不容忽视，那可能是近年同类讲　

辞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麦凯恩告诉他的支持者，这次失败“是我的错，而非你们的”；还压制倒采，极度宽宏地呼吁大家要支持奥巴　

马，说“他是美国总统，我的总统”。他没有否认双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对手胜出的意义与民主的真谛，认为这一次选举证明了每　

一个公民都不该忽视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响力。最令人动容的，是麦凯恩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忘慰问刚刚失去外祖母的奥巴马。为他的演　

讲加上了一个格外有人味的注脚。　

　　　这篇演讲极为特出，但它的基调却不罕见。在所有以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国度里，大选落败的那一方总是要致电对手道贺，总是要　

发表一次落落大方的退场感言。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惯例。麦凯恩的演讲固然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　

格调（“格调”，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这是多么陌生的字眼呀！），但这种个人风格的美善其实来自于背后一个客观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要　

尊重游戏规则。既然大家都下场参与了民主普选，就该明白“愿赌服输”的道理；只要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规则本身提出异议，而　

且跟着它一路玩下来，便要接受这场竞技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输打赢要。　

　　　为什么出来的结果明明不合己意，却还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反悔覆盘呢？原因绝不仅止于风度尊严等人格因素，还包括了更深层也更真　

实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足球规则制定和普及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假如当年那些学生只想关起校门自己跟自己踢球，他们用得　

着发明上下半场这种点子吗？假如那些不同的学校只想办一次校际比赛，以后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话；他们还用得着约束自己去服从规则　

接受结果吗？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须　

和其它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意义　

上讲，选举乃至于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我们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自由　

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涨，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　

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　

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　

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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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