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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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最著名的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希尔一霍克，是一对一辈子追猎　与研究病毒的夫妇。他们以研究诸如爱滋病等病毒而成为世界最顶级的病毒学家。在美国，　他们的名字与总统克林顿同样成为公众的热点。因为，人们甚至已经把解脱未来厄运的希望　寄托在他们身上……
　　他们以其疫病调查员的身份几乎踏遍了非洲、欧洲、南美、亚洲。不论是在战乱烽起、　难民流离、饥饿贫穷、环境恶劣的国度里，还是在灯红酒绿的“文明”都市，他们都置身于　一条特殊的战线上，与人们看不到的，却是疯狂肆虐吞噬人类生命的死神——超级病毒进行　着殊死的博杀。曾几何时，他们险些丧命于病毒的魔爪。在他们战斗的旅途上，充满着凶　险、屈辱、神秘、误解，当然也有理解与合作。
　　他们追猎并与之搏杀的病毒，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第四级病毒”。这是世界上　最顶级、最神秘、最凶残要命的病毒。
　　关于这对夫妇与病毒进行殊死战斗的故事，曾被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棘手地带》而传遍　世界。而这本《第四级病毒》，则是由这对夫妇自己写成的“亲历记”。在这本书里，我们　看到的不仅是人类所关心的生命杀手，诸如爱滋病毒之类的“第四级病毒”是如何产生、源　于何处、特征怎样和如何吞噬人类生命的科学论述，也不仅是这两位“前线科学家”那充满　荆棘的追猎病毒之旅以及那些充满神奇令人惊心动魄的故事，更有的是他们那种为解救人类　生命苦难与浩劫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那振聋发喷的呐喊：
　　——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城市，爱滋病毒携带者的比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十，而那里的“自　由女子”则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爱滋病毒携带者。
　　——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人口的激增过剩与城市膨涨，社会秩序的混乱与道德沦丧，经　济贫穷与文化落后，都是爱滋病得以生存和蔓延的温床。
　　——在过去的十年来，爱滋病毒正尤如决堤的祸水，在世界上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顺流　而下。
　　——科学的进步可以把人类送上大空，但是如果不解决人口过剩与落后贫穷，那么，所　有的人类科学成就都将在病毒的横流中变得毫无意义！
　　——如果我们不能及早设法，很可能，人类在20世纪末享有的将不是健康、平静，而　是凭吊。
　　我们看惯了那些深入敌人营垒的侦探故事，而《第四级病毒》把我们所带入的却是与我　们人类每一个生命都极为相关的、人与病毒的侦探与搏杀，这是没有硝烟但却更为酷烈的战　争！
　　难怪，这本书一问世就风靡了美国、欧洲、台湾和日本，其真谛或许就是“没有不关心　人类命运的人，就没有人不读此书。”
　　前言
　　本书是我们追猎“第4级病毒”（level一4virus）过程中经历的故事。“第四级”是在　实验室里进行分离、实验微生物组织结构时安全隔离分级的最高等级。第四级病毒给人类造　成致命的疾病，并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不可救治的。其中最著名、危害最大的病毒要数　埃波拉（Ebola）病毒和拉沙（lassa）病毒。它们对公众造成一种特殊的迷惑，而对我们这　些研究它的人来说，则提供了神秘复杂的病毒世界的隐约迹象，我们只不过刚开始去了解而　已。
　　本书的目的在于向感兴趣的读者阐明这些危险的微生物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在医院、　在自然界、在实验室中一一的性能和作用。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表达出我们对在最简陋　的医院里就医的病毒性出血热患者的关注，以及我们探查僻远丛林或沙漠中的病毒潜藏地，　或在“防护服”内工作，或在电子显微镜下窥寻一种新的病毒的诸多情况。我们邀请读者加　入我们这一追猎一一从扎伊尔（Zaire）内地深处到塞内加尔（Benegal）和南非的荒无人烟　的地区，直到金沙萨（Kinshasa）和长拉奇之类的繁华城市。
　　我们的记叙并不意味是对病毒或病毒性出血热的全面完整的研究。它只是对我们过去三　十年来的工作和见闻经历的描述。书中出现的每个人员都是真实的，我们描述的每一事件都　是确实发生过的。我们仅仅把患者的姓名改变了一下，为的是维护他们的权益。
　　我们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我们原以为可以战胜　那些小小微生物的战斗还远未结束。每当我们似乎取得一点胜利的时候，一场新的战役，一　种新的病毒，新的疫情又发生了，我们便立即转移到新的战场。
　　推动所有那些第四级病毒出现的因素是什么？我们须要弄清楚。那就是我们人类自身，　那些微小的病毒潜藏在黑暗的角落里，并未想伺机侵袭人类。而是我们人类干扰了它们栖身　的自然环境。如果听其自然，不去触动它们，它们会静静地生存于自然界中，与其自然宿主　保持生物平衡。由于人类侵袭了它们生存的环境，从而人类也就成了它们的受害者。不管表　面现象如何，其实病毒是很少自动“出现”的。情况是人类人口过剩，聚居地区扩张，人类　的活动侵犯了它们藏伏之地，迫使它们暴露了出来。人类并不适合于出血性热病毒的寄生，　人不能供养病毒长期生存。相反，对于病毒，人是没有出路的宿主，人死了，病毒也与之俱　亡。
　　除少数例外，病毒性出血热是最贫穷的人的疾病。有人由于砍伐了原始森林或猎杀了一　头野兽而感染了病毒，从而流行开来，引起连锁感染。这是现代的一种现象。有讽刺意味的　是，正是西方的医药实践（它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扎根）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这些疾病的传　播。也许是哪位医生给一个感染了病毒的患者做了手术，或者用污染过的针头给另一位病人　注射，于是病毒便这样传播开来。这并不是责怪西方医药。由于西方医药的成就，使许多人　的寿命延长了，千千万万的儿童免于夭折。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只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却　没有接受这一文化中的其他重要方面。病毒之所以能够如此蔓延，其重要原因在此：忽视培　训、忽视安全措施，终于酿成灾难。
　　第三世界的手术室里，配备的是学历有限、培训不足的医务人员，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　件下施行外科手术，反复用同一注射器和针头为各种病人注射。在西方，病人若因此遭到不　幸，便构成医疗失当案例而受到控告。但在第三世界，迫于穷困，缺乏教育，他们不得不这　样做，其结果，许多病人死亡，医务人员也感染而死亡，最后威胁到整个社会。在这样的情　况下——这种事例大多了！一乙医生们非但不能治愈疾病，反而成了疾病传播的帮手。广为　人知的埃波拉疫病的流行，绝大部分便是这样造成的。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病毒，并非第四级病毒，它们倒真是人类的病原体。我们人类是它　们的天然宿主，它们要来侵占我们。显然，我们人口越多，我们的生活空间越拥挤，这些病　毒就越容易传播，造成像艾滋病、传染性肝炎等疾病。这些病毒的威胁，由于人的行为，如　反复使用同一针头，不经化验就输血，等等，也大大增加了。
　　我们研究了病毒性出血热，逐渐认识到病毒性疾病的出现，这一问题，不能只在医药和　科学的范围内来考虑，我们对于人口过剩、贫困，以及不能控制的城市化等社会问题也必须　同时加以考虑。我们请本书读者记住人类在这些传染病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开　始处理人口过剩和贫困这些问题，结果我们将会把20世纪末作为健康和稳定的时期而怀念　不已。我们将向您展示：在病毒世界里，我们是进袭者。
　　我们都以第一人称写作此书，因为我俩都是亲身经历者。约瑟夫·麦克科密克　（Joseph　McCormick）撰写他所最接近的事件，本书序曲和前十二章是他的手笔。苏珊·费　希尔。霍克（Susan　Fisher一Hoch）也直接讲述她的故事，本书第十三章以后的二十二章都　是她写的。我们相信真理常常是一个观点问题，我们对同一事件时常互相补充各自的见解。　《第四级病毒》是一部双重纪事。
　　屋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医学博士苏珊·费希尔。霍克，医学博士
　　序曲
　　恩扎拉（Nzara），1979
　　当我和罗伊·巴伦（Roy　Baron）在恩扎拉着陆时，天已快近黄昏了。夜晚并未缓解炎　热。热气跟我们飞机在朱巴（Juba）起飞前一样。苏丹（Sudan）南部的湿气吸尽了我们身　上的每一滴汗水，简直没法凉下来。
　　因为驾驶员只能靠视力飞行，他们不得不在这同一政府的招待所里过夜。我跟我的同事　都在这里住宿过。他们并不高兴。想到要在这个致命的传染病流行地区逗留一夜，他们不禁　胆战心惊。但是又别无办法，除非他们冒险马上一口气飞回喀土穆（Khartoum）去。
　　这一耽搁于我倒是有利，给我提供了极好机会：这样他们便能替我找些东西到喀土穆去　交给美国大使馆运回美国。他们不知道我托他们带去的包裹里装的是些什么。如果他们知　道，肯定要拒绝携带，因为（如果我的预感正确的话）包裹里装的正是他们急想逃离的埃波　拉病毒（The　Ebola　virus）。
　　他们并没有受感染的任何危险。我知道怎样包装好病毒样品，机组人员不会遭到感染　的。当我告诉他们要请他们带一包东西回喀土穆时，他们实际上是很乐意带的。我们需要尽　快把病毒样品送到亚特兰大（Atlanta）“疾病控制中心”（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一　CDC）我们的实验室去，以便确定这次疫病爆发的原因。今天有许多更快速更灵敏的检测　手段，有的甚至在采样现场就可进行，但是在1979年那时候，唯一能够确定埃波拉病毒的　办法，只有验明特定的抗体或从培养的细胞和组织中分辨出这种病毒来。仅凭临床观察是不　够的。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人的平均寿命不到50年，传染性疾病到处皆是。许多不同的感　染，看起来像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如高烧、头疼、腹痛，咽喉疼等，也可能是流感　发作的征象。即使明显的出血症状看来很像埃波拉病毒感染，也难以确诊一定就是。如果我　们弄清楚了这就是埃波拉病毒，还有一问题仍需解答：它与1976年流行的疫病是否同一菌　株？或者是另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菌株？
　　我们决定当天夜晚就在延比奥（Yainbo）（距恩扎拉不远的一个市镇）的一所临时医院　里检查病人，我和罗伊一放下行李，就准备好从病人身上采取血清样品需用的器械。获得这　些样品只不过是战斗的一半；我们还得保存好它们。首先，我们得从病人身上抽血，然后将　红血球细胞同含病毒的黄色血清分离，将取得的这些血清样品冷冻在我们从喀土穆一路带来　的干冰之中，最后包装运寄。
　　我们到达这家医院后，看到的是昏暗灯光下一座泥土垒砌为墙、茅草为顶的房子，没有　窗户，几个人聚集在进口处的外边——原来他们是屋内临终病人的家属，他们脸上的表情极　为悲痛。罗伊和我穿上防护套服，看起来很像是美国空军的跳伞服——只不过我们这些跳伞　服是用白色塑料膜制成的。然后又戴上防毒面具。它们不仅使人热得难耐，又十分笨重，还　常常把病人吓得要死，如果埃波拉病毒没先把他们病死的话。
　　在茅屋里，迎接我们的是一派十分阴惨的景象。在那盏小煤油灯闪烁不定的灯光下，我　们看出大约有十一、二个病人，都是成年人，躺在泥土地面的草席上，有的痛得直翻腾，精　神错乱，徒然地挣扎着想逃脱病毒对他们身体的侵蚀。还有些人僵直地躺在那里，喉咙里呼　喀呼嘻的响声，兆示着他们已经临终了。赤道夜晚的极端酷热将我们置于无情的控制之下，　防护套服和防毒面具使我们更加难受，我们汗出如雨，几乎难以呼吸。
　　为了检查每一位病人，我必须手持煤油灯，跪在地上进行。罗伊则帮助整理我采集到的　血液样品。在这以前，他从未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过，更少目睹埃波拉病毒这般肆虐。因此，　这一定使他大力震惊。
　　明显地出血，在埃波拉热病早期并不常见。但是轻微的出血，例如眼底出血，倒是常　见。我必须审视病人的眼白、检查鼻腔和牙龈，寻找出血的症状。皮肤出血的微小斑点、瘀　斑，是个重要的迹象。可是在皮肤黝黑的非洲人身上却不易看出，即使条件再好也煞为困　难。凭借一盏煤油灯的昏暗光线是不可能的。一个细小的疹子在某些病例中也同埃波拉病毒　相关联。但是在这样昏暗的灯光下，我是不能指望看出它的。然而，只要看一眼这些病人的　喉部就能获得可以信服的证据。经过五天潜伏期和发病两三天以后，埃波拉热会使患者喉咙　肿起，疼痛难忍，甚至连唾液也不能咽下。看看那喉咙情况，就知道了。它就像汉堡生牛肉　那样地鲜红，黄色浓汁从扁桃腺内不断地渗出。
　　埃波拉热的另一症状是直肠出血。但是，若非明显出血（经常并不明显），就很难确　诊。要么询问患者家属，要么化验粪便和血液，而由于逻辑的以及文明的理由，这类检查通　常是很难做的。
　　我们好像在中世纪黑暗时代进行医疗工作，没有调光机、没有血球计数、没有血液培　养、没有辅助诊断的设备条件，唯有依靠我们自己受过的训练和经验。可是我们仍然努力进　行，一个病人一个病人地检查着。
　　每一个病人显示出来的情况都是一种不同的挑战。其中有三人已经精神错乱，手足乱　动。我只得请护士或病人家属帮助把住病人手臂，才能抽血。检查了以后，我便确有把握地　断言至少有七人染上了埃波拉病毒，对其余病人我还没有十分把握，他们患的可能是其他疾　病。我们的职责是马上把那七位患者隔离，然后尽最大努力予以救治。
　　三个小时后，一切都办好了，这时已近半夜十一点了。我已经差不多二十个小时没有睡　觉，真累极了。工作还没做完，还得把血清同红血球细胞分离。“疾病控制中心”的技术人　员一定要生气的（他们要生气也是对的），如果他们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样品中混有溶解了的　红血球细胞的话。因为那将要影响他们检验的精确。这里没有电，我只得想法临时凑合。幸　好我有点先见之明，来时带了一台陈旧的手摇离心机。可是它只有两个吸取器，一次只能做　两个样品。我共有十二份样品要分离，每一对试管大约总要摇上十分钟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　分离。我至少要摇上整整一个小时才能做完这十二份样品。然后我还得把它们一一等分，用　签条标明，包装起来放在干冰里。很快我就发觉我已筋疲力尽，不可能一口气摇上十分钟，　中间要时时停下来喘口气。
　　我工作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干这活，不能让任何人参与。　因为，一个试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于过度疲劳可能注意不到而被洒溅到身上。何必又　让别人来冒此危险？我只戴着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纸做的防户套服，天太热了，不能　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镜的，觉得无需再戴护目镜。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尽量仔细用　心，不过这并不意味我就没有危险。我几乎随时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觉。如果受了感染，不到　潜伏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