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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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上卡蒂阿图都在发高烧，她的丈夫阿布杜尔（Abdul）非常关心，于是去找药剂 师。在附近找一位药剂师没有问题。因为采矿使这个地区比较繁荣，人们有钱吃药打针。这 位药剂师还兼医生，因为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给了阿布杜尔4片治疟疾的氯哆，让他叫他的 妻子立即把这些药都服下。
卡蒂阿图还能把药片吞下去，但难以不让它们吐出来，因为她感到恶心。第二天，阿布 杜尔认为药片起作用后他的妻子就会开始好转，因此像平时一样去了矿井。但是，当他傍晚 回来时，显然，一切都未好转。她的烧没有退，要说有什么变化的活，她似乎烧得更烫了。 现在她的喉咙非常疼，并已开始呕吐。她说她太难受了，什么也咽不下，甚至喝一小匙水都 要吐。阿布杜尔决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玛医院。他想要知道真主为什么要惩罚他？
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阿布杜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难道他不是每 天至少祈祷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吗？无论怎么说，如果真主允许的话，他明天就带 妻子去看医生。医生有白人的药，他会知道怎么办。她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尔帮他妻子准备好，带她乘坐早班的波达一波达车来到25英里外 的潘古玛。那一天的波达·波达车是一辆尼桑小卡车，后面有长板凳。阿布杜尔设法在紧靠 驾驶室板凳上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两个座位，心想这一路就不会像坐在两边的凳子上那样震 得格格地响。
这时，卡蒂阿图已痛苦万分。疼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袭击着她的背部，慢慢钻进了她 的腹部。她感到恶心，她的喉咙痛得很厉害，甚至连自己的口水也咽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 尽，但这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腹部绞痛。她想，这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她的预产期至 少还有两个月。
每当尼桑车颠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时后面已挤满了24名旅客，还不算坐在 车顶上的四个人。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农产品，还有一只山羊和几只鸡。最后，她实在忍受不 了了，于是开始呕吐，用衣服的底层接住呕吐物。司机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 会停车。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图沉默不语，不想惹出什么 麻烦推迟他们到达潘古玛医院的时间。
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继续在通往潘古玛的崎岖不平道路上歪歪倒档地颠簸着，呼吸着汗 臭和呕吐物的气味。沿途要停车，旅客要上上下下，车子一共开了三小时。
他们到达潘古玛时，卡蒂阿图瘫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来。阿布杜尔告诉了司机病 情，他同意把车一直开到医院门口，让他们在那里下车，由于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布社尔只 得把她背了进去。虽然卡蒂阿图已不大知道周围的情景，但她还知道绞痛变成了挛缩，修女 们很快地、和蔼地接待了她，把她直接送到了产房，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很快了解了她 的病史后，助产士马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可怕的病，但对 一个将要生产的妇女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根据她苦痛的经验，助产士知道卡蒂阿图子 宫里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产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过很好的训练，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从一个构架上 悬挂一块布用作临时屏障，将卡蒂阿图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提醒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这里 有一位患拉沙热传染病的病人。但那是仅有的隔离措施，人们没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图全身疼极了。除了疼痛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肚子疼，背疼，肌肉与喉咙都感 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顾不上。她为什么得忍受这一切，按照放在腋下的体温表，她的体温 现在已超过华氏104度。你不能将体温表放在舌头下面量体温，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于什 么，有人可能会将它咬成两段。通过直肠量体温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敞开的病房 里，腋窝下的体温——一称做腋下体温——的读数通常比中心体温低1至2度。所以。如果 腋下温度的读数为华氏104度，那么，卡蒂阿图的体温就会高得给生命带来了危险。
几小时过去了，卡蒂阿图的阴道开始出血。她挛缩的次数减少了，后来停止了。对他腹 部的检查结果表明婴儿的心跳越来越慢。助产士估计卡蒂阿图怀孕只有二十七周，婴儿非常 小，没有什么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国也没有能够照料早产婴儿的新生儿中心，他们只 有等死，所以助产士不愿引产。
卡蒂阿图的病情继续恶化。她的手与脚正变得冷冰冰潮腻腻的，她的血压在下降，渐渐 进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里积满了肺液——成人呼吸窘迫综合证，它常伴随着 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她可怜的丈夫站在床边看护着她。对他来说，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别 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他或周围发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O型阳性，而她 是B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都没有为此建立的血库。要得到血，唯一的办 法就是找一位血型相同的、愿意输血的亲戚或朋友，或者找一位愿意献血的陌生入。当阿布 杜尔和卡蒂阿图为了发财来到钻石矿时，他们离开了他们大家庭的大多数成员，但他在潘古 玛有许多熟人。所以他立即匆匆去找他的朋友。他想，至少会有一个人与她的血型相同，愿 意为他垂死的妻子输血。他找了三小时，后来才找到一位自认为可能是B型血的朋友。他 们一起回到医院检查他的血型，如果一切顺利，就可安排输血。
但现在，卡蒂阿图已完全昏迷，严重休克，休克时，血压非常低，以致无法测到。发生 这种情况时，脑子和肾脏得不到充分供氧，结果它们都开始失去功能，同时卡蒂阿图在继续 出血，虽然血流得慢，量也不特别大，但它在不断增多。助产士已听不见胎儿的心音。
助产士认为这时该去请医院院长爱尔兰修女艾琳（Eileen）了。修女艾琳很快作出决 定。她们必须立即引产。婴儿也许已经死了，但除非她们把他弄出来，否则母亲也必死无 疑。她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能及时地帮助产下婴儿。所以修女艾琳叫护士们开始给卡蒂阿图 输液，当阿布杜尔带着新鲜血液回来时，就马上给她输血。
为了引产，护士为她注射了催产素，然后将卡蒂阿图匆匆送进了产房，以便能更好地观 察她的病情。为了将她的血压升高，又给她输了液。输液使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助产士 惊恐地看到卡蒂阿图的嘴唇开始发青。
阿布杜尔上气不接下气地拿着一袋他朋友刚输完的血出现在产房。很快对血液进行了检 查以确定血型是否相符。必须抓紧时间。现在孪缩正在加快。产房内没有人谈论失去的孩 子，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不幸中的万幸，卡蒂阿图还不知道周围发生的一切。
胎儿出来了，混身是带着血的羊水。小东西是灰色的，一动也不动。护士们迅速把他包 在一块布里，然后又赶忙照看母亲。助产士大专心了，以致在接生死婴时竟忘了戴手套。
过了一小时，卡蒂阿图的体温急剧下降，现在是华氏95度。她的呼吸在加快，嘴唇仍 是青的，手脚比以前更冷了。助产士注意到卡蒂阿图的手和手臂有些抽动。这是一个危险的 信号。几分钟后，她全身几次抽搐。她呼吸困难，当她大口大口吸气时，她大声咕嗜着。
卡蒂阿图无法长期挣扎下去，她已经没有力气了。疼痛未能征服她，但发烧和分娩的过 度紧张使她难以支撑下去。她现在已经休克，心脏衰竭。她的身体逐渐僵直。她叹息了几 下，磨难过去了。护士用床单慢慢蒙在她的身上，疲备不堪地离开了产房。
该由助产士把这一消息告诉阿布社拉。
他无法接受这一死讯。他怎么能接受呢？
这真的是真主的旨意吗？他曾经相信把妻子交给白人医生后，她就会得救。此外，他还 付了一大笔钱。但是，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怎样，她死了。根据伊斯兰教的习 俗，现在他要花更多的钱把她的尸体带回通戈矿区，在日落之前进行安葬，他怎样安顿他的 两个小女儿呢？他的父母没有住在塞拉利昂，所以不能照顾她们。没有人为她们做饭，没有 人提水。没有人能像卡蒂阿图那样高兴地把家务做好。他感到凄凉和迷惑，感到非常孤独。 他想，也许该回到邻近的几内亚的家里，但是一旦回去了，他干什么呢？那里没有工作。对 像他那样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人来说，他将一无所有。
迈克尔·普赖斯（MichaeI Price）是来自英国的一位普通医生，1985年来到塞格布韦 马医院工作，原因之一是他渴望冒险，另一个原因是宗教信仰，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感到应该 为人类服务。迈克尔是一个安静的、自省的人。在诊所、在手术室或在产房，工作都很在 行。最近他感到沮丧。无论怎么努力，他总在失去像卡蒂阿图这样的病人。他想知道，为什 么拉沙热要这样狠毒地摧残孕妇。他对这种病能够做些什么？他开始研究这个问题。
他证实，怀孕期间受拉沙病感染的妇女，他们怀的胎儿十个有九个会死在子宫内。我们 也知道胎盘是病毒生长的工厂。实际上，“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已经表明，受到感染的母 亲的胎盘是拉沙病毒最集中的档地方。根据这些发现，迈克尔决定对他碰到的每一例浓毒性 流产（妇女因发烧引起的流产），都要进行试验，看是否患有拉沙热。他还研究了一系列过 去怀孕晚期发烧的病例以及胎儿非自然死亡或是人工流产的病例。
研究资料令人吃惊。一个个被诊断为受到细菌感染或患有虐疾或伤寒的病人，结果都患 有拉沙热，这是一个重大发现，但带来的问题却更大。迈克尔加倍努力，他给每个孕妇以极 好的妇科方面的照顾，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如果一位妇女自然流产，他会把她带到手术 室，把子宫弄干净，并进行止血。他甚至为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剖腹产。他非常清楚他所 经历的风险，因此总是要戴两副手套。
我们对迈克尔收集的资料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前6个月，患拉沙热的妇女与没有怀孕的 拉沙热病人的情况一样。她们当中许多人会失去婴儿，但她们自己通常能存活下来。只有在 她们怀孕的晚期，大约在怀孕26至28周以后，情况才会有根大变化，那时，几乎所有的婴 儿都会死亡，而且更多的母亲也会死亡。迈克尔对72名妇女进行了研究，几乎每一病例 中，婴儿都不能成活一这并不令人奇怪——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只要母亲生下了孩子（不论 是自然流产或是人工流产），她的存活机会比胎儿留在体内时要大得多。
人们对这些可能性没有不同意见。胎儿存活的机会不到百分之十，但取出胎儿后，妇女 的存活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对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引产以挽救她的生命，这很快成 了标准做法，特别是考虑到婴儿通常不可能成活。也有少数例外。在有些病例中，迈克尔对 患有拉沙热的妇女进行了剖腹产手术，有时候还设法挽救了婴儿。治疗的进展如此显著，如 果卡蒂阿图晚病三年，并由迈克尔对她进行治疗，她至少有机会活着走出医院。
重访恩扎拉
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年后，1979年7月晚些时候，我回到了亚特兰大，准备回“疾病 控制中心”工作，并在亚特兰大享受家庭生活之乐。但没有机会。我很快听到可能是埃波拉 再次爆发的消息。我们是通过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得知有关这一流行病的消息的。对于具体 情况只有一星半点的信息。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又包括了恩扎拉。就是这个恩扎拉在1976年 出现了埃波拉，也是为了这个恩扎拉，我曾从扎伊尔对它进行了史诗般的旅行。附近一个名 叫延比奥的城镇也受到波及。我们听说有几个病人已经死亡。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无人 知晓。首都喀土穆的苏丹政府远在恩扎拉的北边，它再次实施了强行隔离施，禁止到这一地 区旅行。显然，除了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难外，它还进一步限制了信息，因为 喀土穆已实行了全部禁运，控制货物出入传染区。
根据以前我们对这一致命的、暴发性的疾病的经验，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反应。 这意味着在接到世界卫生组织通知后的24小时内，我们的小组一定得起飞。幸运的是我们 在星期四晚上接到了电话，让我们星期五傍晚准备飞往日内瓦。那样我们就有时间在星期六 早晨会见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同事。但首先，我们有几个间题要解决，很重要的一点是要 确定我们到底要到哪儿去。我们有一张绘制得不好的有关这一偏远地区的旧地图，我们掸去 了上面的灰尘，并试图确定延比奥在恩扎拉的哪个部位。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最有经验的人员刚刚去了约翰内斯堡，这使我们的问题复杂化了，令人啼笑皆非的 是，他们正在参加一个重要的有关出血热的会议，就剩下我们少数几个人：我和我能招募到 的能够参加这一小组的其他人。
我找到了莱尔·康拉德（1yle Conrad），他是流行病研究项目办公室外地工作服务部主 任。莱尔有一张宽阔的、带着笑容的脸和凌乱的灰色胡子，使我想起了阿门宗派中的农民， 我猜想莱尔能吃苦耐劳的特点是在南科达他州农村的严冬里锻炼出来的。甚至在“疾病控制 中心”呆过时间不长的任何一位流行病学家都知道莱尔。他1969年参加过尼日利亚最早的 对拉沙热的调查，因此懂得情况的紧迫性。我问他是否能找一个合格的人与我同去，这是一 个要付出极大代价的任务：他或她得适应性强，有冒险精神、愿意忍受原始的、可能是危险 的条件。这个人还要能马上启程。
我认识莱尔·康拉德已经多年。他的马厩里总有一匹马，需要赛马的时候就用它。他还 有超人的本领，能使别人干他想要干的事情。莱尔和我都很清楚，如果我们挑选的人未经好 好审查，后果不堪设想。1976年，一位E1S（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去扎伊尔，中途经过 大西洋时，认为出血热不是他的专长，就回去了。他有权这样做，因为合同中没有要求他与 像埃波拉那样的热病毒的发生作斗争。他拖了这么久才把疑虑告诉我们，这真是太糟糕了。 另外。我需要一个人接替我，主持由我在几内亚组织的对该国全国拉沙热情况的调查工作。 我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找一位会说法语的人。他们派来了一个资历不到两年的流行病情 报所的官员。我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卫生部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这位新招来的人。他穿着一 件T恤衫、一条皮短裤和一双长统靴，腰带上还挂着一把大刀。我穿着我通常穿的短袖衬 衣，可能系了一条领带。他原来是个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他念的书太多，要么家庭里 有政治怪僻，因为我后来知道他的姐姐在伦敦为托洛茨基运动工作，几内亚当时正由一个假 冒的共产主义政权领导。这个政权煞费苦心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