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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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浆的疗效之一是在短时间内能提高抗埃波拉的抗体滴定度，这意 味着一旦使用了血浆就不能再把抗体的出现当作良好的诊断指示器。一般认为是血浆中的抗 体杀死了病毒。换言之，对一个使用了免疫血浆的病人来说，当你测量其人的抗体时，你不 知道那是谁的抗体。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在给免疫血浆之前我们已来了血，所以我们无法发 现埃波拉的抗体。这可能意味着她还处于发病初期，这就比较好，或者说，这告诉我们，她 没有感染上埃波拉，这也比较好。但是，我比较肯定这个可怜的女子的确得了埃波拉。
第二天，当我测试她的抗体时，我满意地看到，她以前没有抗体，现在仅在比8的稀溶 液中就能看到她血浆中的抗体已稍有上升。这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她已有了某种东西可以 与病毒作斗争了。坏消息是在她的牙床周围开始出血，她的粪便中也有了血。现在要是能救 活她，那可真是奇迹。
奇迹没有发生，在我们费力把她从树丛里抬出来的两天后，她死了。如果说血浆起作 用，在这个病例中并没有得到证明。
所以我想，我的情况怎么样呢？在我的体内，这种可怕的疾病是否在逐步发展呢？
还有理由抱着希望。那个老妇人——她的命运和我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情况已经有了变化。现在她正坐着，在友好地交谈。现在她看起来不像患过埃波拉。她太健 康了，太高兴了，即使少数已经康复了的病人也没有这样快地能坐起来，这样欢乐。现在我 的赌注是，她可能得了别的病。于是我怀着很大的期望，从她身上取了血样。毫无疑问，她 在康复。如果她没有抗体，那么，一开始她就没有得过埃波拉。这一次，我没有推迟试验她 的血清。事实上，我是急于要看到在这一抽样中细胞像什么。
我决定单独做这件事。当我走进西蒙的实验室时，我尽可能地保持镇静，我的手心是湿 润的，我的心在砰砰地跳。我将马上知道结果了，我曾经看过许多阳性控制血清，因此可以 毫无问题地判断出阴性血浆。
我使自己坚强一些，仔细地看着玻璃片，首先检查阳性和阳性控制，一切都很好。实验 在进行。老妇人血清中的细胞又一次呈现出墨绿色，呈阴性。她从来就没有患过埃波拉，我 也从未受到过感染。
要形容我当时如释重负的心情是困难的。我暗暗地欣喜若狂，感到我好像刚刚又一次获 得了生命，又一次有了自己的未来。我一做完其他血清检验，就冲出了实验室。我要告诉罗 伊，我想用一大瓶苏格兰酒庆祝一番。但在出事故的那天晚上，我们把酒都已喝光了。
苏的故事 那是1983年夏天我到扎伊尔调查金沙萨的艾滋病情况的前几个星期。当时我正要会见 一位将以许多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我的生活的研究人员。我曾从戴维·辛普森（David Simpson）那里听说过她。戴维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调研员，曾于七年前积极参 与对苏丹埃波拉疫病爆发的调查。他写信告诉我关于一位对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感兴 趣的英国妇女。她名叫苏珊·费希尔·霍克（susan Fisher Hock）。她瘦小但精力极为充 沛，善于以清晰的语言表达思想感情。她有一头红色卷发和金雀斑。她在亚特兰大受美国全 国退伍军人疾病大会（National Legionnaires“ Disease Conference）邀请发表她对退伍军人疾 病（legionella pneumophila）细菌在英国的热水系统中传播的新数据时，给我打过电话。她 在报旨中指出：一旦在英国发现退伍军人症时，她认为这不可能来自空调系统。寒冷潮湿的 岛国是不常用空调的。因此她开始在别处寻找细菌来源。
我不明白这种研究工作同病毒性出血热症的发病原理有什么关系。但我很快就明白了。
我了解到，除关于退伍军人疾病的研究外，她已经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town）的第 四级病毒实验室对埃波拉病毒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显然她正热衷揭示这种病毒的种种神秘。 当她告诉我关于她所做的埃波拉病在猴子身上的感染试验时。我感到震惊。她同从事研究工 作的同事们的工作条件令人吃惊，基本上她们能够依赖的唯一的保护是用来清除空气污染的 一些高效粒子，一件相当于大号睡衣的隔离服和一个面罩式呼吸器，而她能够在这样的环境 下从事研究而不受感染，则更为惊人。
苏正在进行的试验是空前的。“疾病控制中心”对此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埃波拉病毒和拉 沙病毒作用于人体的方式极为相似，当她回来参加大会时，我们同意她应尽早到“疾病控制 中心”来进行一系列有关拉沙热症发病原理的试验。我向她保证，新的工作环境将对她的生 命会有所改善，我在下午的退伍军人疾病大会上同她分别。
奇怪的是，1976年我在苏丹的同一项调查工作是苏卷入病毒学研究的间接原因。她在 这个领域里的兴趣是由戴维·辛普森引发的。1978年，她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 （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攻读硕士学位，听了辛普森的讲课。那 次讲课对她是一个转折点。还是让苏来讲她自己的故事吧。
戴维当时正在波登·当从事出血热病毒的研究工作，那是英国唯一的热试验室，可以供 他继续进行他在乌干达荒漠中开始的病毒性疾病研究。他是对分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 作出贡献的一批科学家之一——也许是他应得的最大荣誉。我对出血热并非一无所知。我听 说过戴维也曾研究那神秘的绿猴病（玛尔伯格病）（Marburg）；我也知道与此有关的埃波 拉病毒看上去很像，长丝状、卷曲和缠绕的玛尔伯格病毒，是能致人死亡的疾病。这种病毒 如此神秘和凶暴，使我想起科幻小说《安德罗美达菌株》（Andromeda Strain）中虚拟的来 自外星球的疫病。它来自何处？何以具有如此致命的毒性？我要进一步了解它。这种病毒实 际干了些什么？为什么患者染上它便迅速死亡？
我清楚地想起戴维·辛普森的讲课。我听过戴维讲述他1976年在扎伊尔调查埃波拉病 毒的经历。
我们的飞机经过滑行停在朱巴（Juba）机场的停机坪上，准备把东西都卸下来。麻烦的 是我们的装备大多。女工政府坚决相信防毒面具的效用，这种传统的信念无疑是二次大战中 皇家空军的英雄范例所造成的。然而，在战斗中适用于飞行员的东西，并非对解剖埃波拉病 毒死者尸体时你脸部最需要的东西。你发疯似地淌着汗水，几乎看不清你的动作。但我们别 无选择。当我们着陆时，飞行员回过头来对我们说：
“要交着陆费，请替我们付吧”，说着，就将我们连同我们所有的装备扔下飞机，立即 飞走。
戴维是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埃波拉病毒研究小组在苏丹的主要调查员之一，他是一个 才华横溢具有吸引力的讲师，但同时又有点自行其是，靠头脑和毅力在人生道路上一帆风 顺，而他确实有毅力。我怀疑他从未仔细准备讲稿，可是他的讲课水平总是一流的。也许因 为他是爱尔兰人，具有传奇的爱尔兰人天赋的口才，说起后来令人不得不信服。但是吸引我 去听课的既不是戴维的赃力，也不是他的深刻的智慧。真正引起我的好奇心的是他在世界各 地探寻病毒的经历。
我们终于来到喀土穆，对当局控制放行感到焦虑。但是我们不能前进。我们无法动弹。 我们在丛林中找上有关官员的门，但是他们坚持说毫无办法。马里迪周围已经建立起一道防 疫线，没窄任何进出该城的交通，每个人都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告诉我，无法找到愿意运送 我们的人。他们不愿或不能帮助我们。
于是，晦，你看！紧要关头出现了解围的人。如不是上帝自己，也是他的代表，降临现 场。你猜，谁来到朱巴机场了，不是别人，正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他有自己的飞机。 原来英国圣公会在苏丹南部被围困的人群中有一大批追随者。他是去南方帮助那些信徒而途 经此地的。显然，对于当地政府，主教是比我们更为重要的人物，因此没有人会干涉他，不 让他“飞到任何他想要去的地方。于是，我们找到大主教请求搭乘他的飞讥。他说：”当然 可以，来吧！“
我至今不能肯定他是否完全理解这场突然爆发的瘟疫的全部意义，或者他自信有上帝保 护，而全然不顾瘟疫的危险。
戴维接着谈他在马里迪的调查，在那里他找到一所被弃置的医院，该院的许多工作人员 死于埃波拉病疫，其他人员则躲在各自家中，但疫情仍时有发生，他就在空地中间解剖尸 体。他最后来到恩扎拉（Nzara）镇。他爬到一座棉纺厂的屋顶去抓蝙蝠，希望能在其中的 身上找到引起埃波拉病的病毒。他将这只死蝙蝠装在箱子里送回波登，由一位名叫厄尼·鲍 恩（Ernie Powen）的研究人员将它打开。没有人告诉厄尼箱里装的什么，因此当他发现那 六只蝙蝠时很是惊讶。遗憾的是，波登的研究人员在蝙蝠身上找不到埃波拉病毒的线索。但 就我而言，这与本题无关。当截维继续往下讲时，我唯一想到的是：这正是我想要做的事 情。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才作出这个决定，并用了更长的时间才真正参加和戴维所描述的那 样一项调查工作。然而，我总是一个后来者，在我的道路上有许多障碍，远比我想象的要 多。
1943年8月，我出生于英国的登比（Denby）市。当时正是酷热的长夏，该市正在遭受 唯一的一次空袭。母亲说过在我出生前采集黑毒的事。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在英格兰北部 通常黑毒要到八月底才成熟。我最初的记忆是当敌机在头顶上飞过时，我仰躺在通向防空掩 蔽体的楼梯上的情景。
当我11岁时，我被送到威尔士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那好像被放逐一样——真正 完全的隔离。我在那里度过的6年时间，是一生中最不愉快的日子。为了排遣孤独感，我贪 婪地阅读我能找到的一切散文、小说和诗歌。我学音乐、弹钢琴和风琴。
当我以英文、法文和历史都是A等的成绩毕业时，我发现自己已在人生道路的分水岭 上。父亲和母亲迁居巴黎近郊，因为父亲将在枫丹白露（Founfainebleau）的北约总部 （NATO）工作。于是我得有机会在巴黎大学（Sorbonne）读书并有过几次真正的旅行。
在法国和意大利消磨了两年之后，我逐渐显现出掌握外国语言的能力和向往异国他乡的 情绪，我下打算回到寒冷、潮湿和灰漾漾的英国，但是我要谋生。到这个时候，我实际上已 把自己当作一个地中海人了。我再也不能使自己适应故土的生活。我同一个年龄比我大的人 结了婚，他到处旅行，特别是非洲。
我自己要旅行的激情并未随结婚而消逝。相反，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越发强烈了。27 岁那年，我觉得一定得采取某种行动了。我决定要做一些人们曾经告诉我，像我这样已婚妇 女，特别是有一个孩子的妇女做不到的事情。我要成为一名医生。
不管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的对妇女不宜学医的偏见，我上了当地的技术 学院，选读物理、化学和动物学等课程，以便能达到医学预科课程的要求。也许那些主管人 以为这些课程足以便我生气而放弃我的脱离常轨的道路。诚然，我坐在15岁男孩坐的最后 一排的未位，熬过了艰难的第一学期。尽管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他们已经学过两年物理，这 意味着他们知道所有的答案，而我则一无所知。
然而我下定了决心。我尽量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下课后就去接汉娜（Hannah），然后 回家，准备晚餐，并料理家务。只有这一切都做完了，我才能坐下来做家庭作业。这也并不 容易。1967年那时还没有袖珍计算器，而我又耻于让人知道我已经忘记了对数运算了。因 此，整整一个学期，我都用长长的乘法和除法运算，写得满纸都是，就像《阿丽斯漫游奇境 记》小说中的老鼠尾巴，直到我哥哥可怜我，送了我一把计算尺。
无论处于何种困境，我总是能够在A级物理和化学课中门门得A分。我想这样的成绩 足够使我顺利进入医科学校。当时对妇女是有限定名额的，接纳的限额为所进班级人数的 15％，而大多数成功的女孩子是从高级私立学校毕业的化学专业学生。即使如此，我相信我 仍能进得去。我给所有我能想到的每一所医学院的院长写信，所有的回音都是一样的：我被 认为是“不合适的”；有一所学校直截了当地让我回到厨房水池旁边去。同时，我看到医学 院接收比我年轻、学习成绩差的男同学入学，原因是橄榄球打得好。
值得欣慰的是，有一个例外：皇家自由医学院院长费朗西丝·加德纳夫人（Dame Frarces Gardner）出于好奇，约我面谈。我们谈话之后，她同意接收我，尽管这样做明显地 违反招生委员会其他委员的意愿。于是她提出一条不可违背的条件：我必需出具丈夫的信 件，保证他在我结束四年学业之前不与我离婚。他照办了。
加德纳夫人嫁给一个名叫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i）的好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古 怪的人，他的名字令人想起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其实，曾有谣传他是理查德·戈登 （Richard Godon）的喜剧小说《家庭医生》（Doctor in The house）中的古怪外科医生兰斯 洛特·斯普拉特（lancelot Spratt）爵士的原型。他常常拒绝在外科手术教室中进行手臂消 毒，虽然十分合理的，他自己从来没有不进行消毒就做手术。他走进手术教室，穿上一件大 号的塑料工作裙。为向他的学生演示一项外科技术，用带血迹的棉花球取出一大套钳子，利 用这套钳子在围裙的正面阐明他的论点。他的腰围很大，因此有足够的地方进行演示。有一 次乔治·奎斯特在开车（他开车不稳）将我从一所医院送到另一所医院的途中告诉我说，有 一个（唉，也许不足凭借的）传说，说他曾经给钱让正在建造一所新医院的工人们喝啤酒， 鼓励他们坚持罢工。他说他不赞成新建筑。
我抱着相当程度的忧虑进入医学院。我肯定我会处于一群很聪明的男生中间，他们将彻 底胜过我。此外，在路上来回还要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注在离伦敦50英里的地方 ——这就耗费了我一天的大部分时间。但是我感到能够进医学院学习是一种殊荣，因此我不 在乎不能满足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对我的要求。我非常幸运有家庭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我的 能力甚至使我自己也感到惊呀。而且我后来竟能在交通车上大量地阅读。唯一的问题是当我 取出我的解剖学书藉——特别是当我翻到有关性的片段时，同车的穿着细条子工作服的人所 表现出的惊奇。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甚至把盛放着一具真正的骷髅的盒子放在我头 顶上方的行李架上，但愿它不致于掉下来将所盛的东西散落地上。有人告诉我，如果出了这 样的事故，根据不知何时制订的“解剖法”，我将会被抓起来。这条法律就是为了制止任何 与医药有关的东西不当地惊吓公众而制订的。
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