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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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事业也受到另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的影响，她就是希拉·谢洛克（Same Shei1a Sherlock）。是她引导我通过了实习医生。她相貌威严，对人要求严格，她因为对引起黄胆 性肝炎在国际上所持的立场而以黄色皇后的绰号著称。在她的管辖下，根本不允许出错。她 秉性古怪，才华出众，可能会是《爱丽斯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笔下创造出来的人物。有一次 她参加她的住院医生们组织的一个圣诞节聚会，她径直走到盛着混合香甜饮料的大酒钵前 面。那是一个放满干冰的大色谱箱。为的是使它放出诱人的雾气。住院医生们一时都沉默 了。
她先品尝了调制的饮料，然后撅撅嘴皱起眉说：“酒味不够”，她转身对一位住院医生 说：“孩子，到我桌子底下把一瓶威士忌酒拿来。这酒是一位病人为了感谢而送我的礼 物。”酒瓶一到手，她就把酒倒进大钵，统统都倒进去了。这次聚会结果开得很好。
我很幸运与特丽莎·泰特（Teresa Tate）成了好友。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有着一头淡 黄色的头发。她出身有钱人家，还曾与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一同上学。因此她进医学 院并非为了将来的生汁。而是出于她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的志愿。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挡得住她。当我们两人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这 使谢洛克夫人非常高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领导偏爱妇女甚于男人的唯一一次。
有一次，特丽莎和我忽发奇想，用彩色蜡笔在病人的记录纸上做标记：红色代表血红蛋 白，黄色代表胆红素（bilirudin）。胆红素是引发黄疽病的。我们把结果贴在病人的床脚一 端。谢洛克夫人党得这样做挺好，并让年长的住院医生们看。她大声说：“瞧，孩子们，事 情就该这么做！”（她总是称呼男士们为“孩子”。）“现在你们可以看见发生什么事情 了”。我们的同事们真正喜欢我们两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们那种咬牙的样子。
医务实习期后。我必须当六个月的外科往院医师。但外科不适合我的性格，外科医师好 像并非真正需要用脑子办个。他们老是开刀。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在另外的方面。自从我在 谢洛克夫人手下工作、护理肝炎病人起，我就对病毒着了迷。因此当我一旦完成了外科注院 医师的任务之后，就自然而然地到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PHIS）（Public Health Laboratory Service）去工作，那里是英国一个病毒学训练的好地方。
问题是那时候病毒是科学的灰姑娘。医学界对病毒并不认真对待，因为他们认为病毒并 非引起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不管怎样，“没有办法对付病毒”。在那些日子里，把 公共卫生的重点放在疾病的预防上是一种陌生的观点。你等待患者得病，然后设法去医治 他。此外还广泛地相信现代药物已经战胜了像小儿麻痹症那样的疾病，一位同行甚至为我的 兴趣而责备我，他坚持认为我专攻病毒性疾病是很“不恰当的”。他说我需要深入研究的是 细菌学一一像他所做的那样一一那一定会提供我成为一个病毒学家所需的一切知识。然而， 不知怎么，我坚信他是错的，而且，在这点上，大多数人是错的。我坚信病毒学将成为一门 有发展的事业。
病毒学、管道和埃波拉病毒
1978年我完成在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硕士学位学业之后到了牛津（Oxford）。 在那里我受雇于拉德克利夫医院（RadceiffeHospital）的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一有可能 我就要求转入病毒学。人家告诉我，那里没有空额。失望之余，我将目光转向另一方向，并 找到一个职位，跟鲍勃·米切尔（Bob Mitchell）一同工作。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细菌学家 和教师，在邻近的邱吉尔医院（Churchill Hospital）指导该院的细菌学实验室。我的最高上 级是约翰·托宾（John Tobin），他是公共卫生实验室主任和病毒学主任。约翰年纪五六十 岁，行动迅速、热诚、诙谐，有点自行其是。哪里有新东西，他就出现在哪里，双目略微瞪 大。他以坐在实验室的橙子上来自动手，做点技术工作为乐。凡愿参加的人。他都乐意吸收 进来同他共同工作。我是那些志愿者之一。约翰是第一个教我病毒学的入。
“在病毒学中”，他对我说，“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得快。”
那时我们正准备组织培养物，——长在试管里的细胞一—必须十分小心不使它们感染细 菌和真菌。那是个好主意：速度起作用。我们用萤光抗体检验法一乙乙种叫做免疫萤光 （IFA）的技术一乙来检测乙种新发现的微生物，即引起退伍军人病——退伍军人肺炎的微 生物。约翰并不糊涂；对他来说退伍军人病是或不是乙种病毒，没有什么差异。真正要紧的 是那是新事物。不管怎样。病毒学家使用免疫萤光技术要比细菌学家来得多。它确证或量比 引起感染的微生物的抗体或抗原，那种萤光染料使你能看见微生物，因为它在一定波长的紫 外线下会发黄光。抗原把抗体当作“外来”入侵者的物质。这些可以包括病毒、毒素、配伍 禁忌的血液、细菌或器官移植体。这些东西存在于人体刺激免疫系统，后者又转而制造出保 护性抗体来对抗他们。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人类早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当时最讨厌的抗原之 一当然就是退伍军人病。它同1976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退伍军人会议的参加者中间神秘地 爆发的致命肺炎有关。虽然那次爆发已经过去两年，约翰是英国第一个研究该细菌的人。鲍 勃·米切尔也积极参与。于是我们三人就合作进一步研究这种疾病。
我们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后进行。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时左右，当实验室技术员 将要回家的时候，约翰便来找我说：“苏，让我们来发萤光吧！”别人或许以为这是乙种很 怪的邀请，但我对此热烈响应。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丢开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养物，同 他们一起工作到深夜。我们之所以在业余时间做这些，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员们会担心和不 高兴。他们会想我们在干什么？把他们的生命置于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险之中？而且 他们会想还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军人病更易致病？这就是我的“追猎第四级病毒”生活的开 始——处理别人认为危险的东西！
然而我不在乎这种危险。我估计，只要我正确对待所研究的微生物，并遵循合理的预防 措施，我就会是安全的。此外，我对约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长时间了，并且 知道怎样对付它们。
我们所做的关于退伍军人病的工作开始有收获了。约翰和我被请去向临床呼吸疾病小组 作报告。我们讲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着重在症状。医生们常常把退伍军人病误诊为常见 的肺炎而从来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确知这种疾病的传染要比人们想像的更为 广泛。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的这种疾病即将直接出现在邱吉尔医院的病房 里。而将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的人正坐在听众席上。他是乙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名叫马 丁·缨尔斯（Martin Muers）。
我们作报告的几天以后，马丁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正从拉德克利夫医院打电话。那医院 位于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学中心，就在我们的山脚下。
“我将对乙位做过肾移植的患者做支气管窥镜检查”，他说，然后又加上：“我想她也 许患了退伍军人病。需要做些什么来检验一下？”
“请你从肺部深处（越深越好）取一个任何能取得的样品，注意在取出的过程中避免污 染”。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无疑，马丁是在揣摸怎样才能满足我提出的规格要求。我提 出一些建议。然后他说：“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一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晚了。实验室技术员已经回家了。我透过窗子看见马丁骑着自 行车朝山上走来。他带了一支10毫升消毒离心机管。管里有三条支气管窥镜小管。好极 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将它们剪开。”我说。
我将烧瓶放在安全柜里——等我想好用它们来做什么。我需要的东西就在这些小管子里 的某个地方，但是怎样把它取出来？我不能脚地将管子割开，因为那样会使它感染到分散在 管子外壁上的各种各样的呼吸道里的细菌，这些细菌会长满在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上，我就会 找不到它。这种管子有一个极细的开口，而我没有更细的东西可以伸进去。管内的东西大 粘，不能用一支消毒过的皮下注射针将它吸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小管比任何我手头有的针 要长。我要的是乙种既长且细并且无菌的东西，可以用它伸进管内吸出其中的东西。
因此我自己来做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将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灯上加热，然后等它在火 焰中变红时，将它拉长到我能做到的最细的程度。我不得不试做几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 后才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我终于得到一根细长、极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细到能够插进那支 气管窥镜小软管里。我走到放样品的柜前，打开风扇以保证适当通风，再戴上一副手套。我 打开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无菌钳将一根小软管取出，然后将小管两端剪掉，插入我的细玻 璃管，慢慢地将它推进去。
成功了！
我设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东西。然后将它放在鲍勃·米切尔和我于同一天制备的退伍 军人病菌的培养基上。这种培养基是微红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乙种加入了铁、维生素和少许 血液的半固体状的琼脂冻制成的。如果粘糊状的样品在培养基上长出一些带黑色晕圈的东 西，那么我们便找到了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踪迹。
三天之后，情况看来令人失望。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但是我为至少没有出现污染而感到 欣慰。鲍勃·米切尔比我有经验，注意到培养基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肉眼似乎没有任何 变化——只是在一滴粘状物下面出现了一小点棕色。他拿起培养盘用光线透射上面的琼脂让 我看。看见了！可以勉强看出一道微小的晕圈围绕着比它更微小的在粘状物下面的针尖一样 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这是在美国之外、在一个活着的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第一 例退伍军人疾病的病菌。我们高兴地把马丁请来。
“祝贺你”，我喊道。“你抓到它了！那是退伍军人疾病的病菌，给他用红霉素吧。” 这是治疗退伍宰人病症的首选药物。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项工作，即弄清楚那位患眷是怎样感染的。约翰和鲍勃成功地阐明 了患者可能是从肾移植室的淋浴间里感染的。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菌 株。我欣慰地报告，病人经成功地使用红霉素治疗，康复了。
几个月后，我调到伦敦南部一个叫吐汀（Tootin）地区的圣乔治医院从事一项真正属于 病毒学的工作。可是，好像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求婚者，“退伍军人病”总是跟随着我，也许 是我总带着它。我肯定是这样受指责的。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区医院（Kingston upon Thametq District Hospital）建立病毒学服务机构。细菌学总技师马尔科姆·史密斯 （malcolmSmith）找来对我说，他正为日常工作之外无事可于而厌烦。
“现在开办病毒学服务工作，我很想找点新工作做，”他接着说。
因此，我把自己的退伍军人病菌株和约翰·托宾给我的试剂，连同我从邱吉尔医院偷运 出来的培养基一并给了他。我对此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人们害怕接近退伍军人病病菌。但马 尔科姆不在乎。我把内装致命病菌的试管递给他，并说：“略，马尔科姆，配好制剂，看你 能否发现一例退伍军人病。”有谁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
两星期后，我正在金斯敦医院参加一次会议。门打开了，我们停止了说话，抬头看见了 马尔科姆的脸。他高兴地笑着。
“我找到了一个！”他胜利地宣布。
“找到一个什么？”我问道。
“一个退伍军人病的病例。”他答道。
他挥舞着夹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之间的一张纸片。那是一份实验室报告。他把我给他的 微生物培养起来做成了显微镜载片用来检验一位肺炎患者的血清。结果显示出退伍军人病病 菌的高滴定量抗体。他是在查阅了几份实验室检验申请书之后，发现一个病例的描述，似乎 像退伍军人病，然后才找到那个患者的。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打电话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那位 负责治疗的住院医生。当时那位住院医生说：“什么是退伍军人病？”
“没关系”，马尔科姆答道。“只需给我送些血清来。”注院医生送来了血清。
我立即与伦敦北部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总部的传染病监测中心的克里斯·巴特利特 （Chris Bari1ett）联系。克利斯是当时英格兰有数的几位流行病学家之一。前些年我在牛 津时从他那里学到过许多东西。他听了这个消息时，同我一样兴奋，但同时他倾向于采取保 守态度：毕竟只是一例，不能说明出现爆发。我们决定对此病例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再作 定夺。
一星期后，马尔科姆又来到我在金斯敦的办公室，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我又有了两个病例！”他说道，显得非常得意。
听上去他像是又抓到一只孔雀的猎手，所有三个病例可能都是从我们的新医院大楼里感 染的。正是这样。
“好，马尔科姆，”我说，“我想我们真的已经碰上了一次爆发。”
我又一次电话告知克里斯·巴特里特。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克里斯说，“我马上就 来。”
突然间，我成了一名侦探。疾病爆发的起源在那里？传播的方式是什么？我很快意识到 一项传染病调查工作包含比组织培养和病原体更多的东西。它也可以包括工程学。我正要学 习一所医院的管道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第一件事：没有明显的空气调节系统。美国人说退伍 军人病来自空调系统，但我们没有任何空调系统。那未就老老实实地囱到画骨板上去吧！指 导我查看蓝图和运营一所医院的技术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哈琅（David Harper）的工程师。 没有他不愿意为克里斯、马尔科姆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一段管子我有兴趣检验的话，他只 是简单他说：“好，大夫，”于是将他的巨大身躯钻进管子下面的某一特殊管组去采集我要 求的水样。我学到一件事情是一所大的公共机构的设计比你所想像的更为缺乏规则。虽然这 所建筑是新建的，但并不是每一件东西都安装得妥贴。当我回头去检查蓝图时，发现大多数 管道的走向与设计不符。这点使工程师们感到惊讶不亚于我。因此，戴维带着我们考察了管 道系统，到处收集样品，只要我们认为什么地方可能存在不流动的水。
一星期两次我参加工程师会议，我变得如此地沉浸于他们工作的那些螺母和螺栓之中， 以至于——毫不夸张他说——有一次我不得不制止自己向他们建议在某处找到一个单向阀。
为了检测细菌的踪迹。我们用25立升的桶采集水样。一旦装满了水，这样大小的桶就 很沉重。因此，为了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