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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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测细菌的踪迹。我们用25立升的桶采集水样。一旦装满了水，这样大小的桶就 很沉重。因此，为了运送它们，我们需要某种运输工具——在医院中没有比轮椅更为易得的 运输工具了。我们到处拦截轮椅。虽然我们尽可能地谨慎从事——我们不愿让医院职员和病 人知道我们的目的——但偷窃轮椅无论是多么暂时性的行为，也不能逃过人们的注意。
“晦，把那个东西拿回来！”我们会听见人们在我们背后叫嚷。
我们干脆假装没听见，飞快地跑走。
从水里分离细菌是困难的。尽管如此，马尔科姆干得非常出色。首先他必需将每个桶里 全部25立升的水通过一个过滤器，然后他必须将过滤膜上残留的沉积物注射到豚鼠身上， 看他们是否感染上退伍军人病病菌。当时这是唯一的做法。
可是，为什么要对水管系统感到如此强烈的兴趣？很简单。美国研究人员认定空调系统 是退伍军人病的来源。虽然在牛津我们能够证明在淋浴室里也能找到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但 证据仍然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们如何搜索，在金斯敦医院找不到空调系统， 我们也并未真正想找出一个这样的系统，归根结底，英格兰既潮湿又寒冷。不错，我们确实 发现一个用于手术室的空气冷却系统，但是三位得病的患者无一进行过手术。
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个从爱丁堡乘英国铁路（火车）来旅行的学生。作为暑期临时 工，在医院清洗地板。他在顶层干活，那里窗户洞开，因此他也许曾暴露于装在房顶上的通 风系统的排出物中。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火车上受到感染。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得不到现 有证据的支持，当其他患者感染这种病时，没有一个和通风系统有任何接触。因此，我们也 被迫排除这一假设。最后，我们发现12例，大多数是在医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 一个婴儿，这是婴儿感染退伍军人病的第一例。实际上，是婴儿的母亲作出的诊断。孩子曾 经进过这所医院，不久便出院。之后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时孩子得了肺炎。当孩 子又被送进医院时，这次是英格兰北部海岸一个避暑胜地的一家医院。医生不能断定哪里出 了问题。最后这位母亲问道：“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退伍军人的玩意儿？”向公众宣传是有好 处的。
不仅我变得熟悉建筑工程的秘密，我还有机会认识大气生物学领域里的一些事情。大气 生物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当时生物战争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时， 要检测我们难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于空气中，我们从波登（Porton）请来了二战时期的专 家来检验空气样品。虽然30年内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却有一台很好的小机器用以 在医院的房顶上向大气中吹气泡。他们想弄清气泡是否会飘进上层的窗户，那里有精密的检 测系统可以记录下它们的存在。显然是没想用这台机器来指示空气的流动，不管它的目的如 何，这项试验难得有机会进行。它们不是在一个天然多风的、像英格兰这样的岛上进行的。 不出所料他们的数据没有说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亲属在当地电视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发的消息便为大众知 晓。电视台播放了对一位门诊医生的电视采访报道。在表面上友好谈话的掩盖下，记者开始 对那位门诊医生进行查究，向他提出难题，对此他显然是毫无准备的。他的陈述被断章取 义，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认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观点。例如，那位门诊医生纯粹出于疲 劳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镜头。当它出现在电视的画面上时，看来好像他是在对门诊工作中的疏 忽作自觉有罪的回答。
传媒记者煽起被激怒的亲属在医院门外举行集合；因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参加。尽 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验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围，试图向这帮人解释为什么患者会死去。事 实上，我们向他们保证，医院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我们的医生们恰当地诊断和处治了患 者，而我们则竭尽全力处理感染源。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我们从未作出诊断，就不 会有控诉，因为首先无人知道任何关于退伍军人病存在的情况，那些病例被简单地标明为 “肺炎、病源不详。”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惩罚的一例。
医院工作人员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经常向他们重复保证，以平息他们 的忧虑。我们尽力使他们相信，进入医院大楼护理病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他们逐渐 克服了恐慌。在许多方面，工作人员和病人认识到我们正在切实采取一些措施，成功地重新 树立了信心。然而我们无法使所有的人都高兴。仍然有一些人要我们对这种疾病负责，仅仅 因为我们告诉他们存在着这种疾病。
同时，马尔科姆继续从我们给他的水样品中培养退伍军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检验结果还 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能够确定感染的来源。一天晚上，戴维·哈琅值班，对护士们抱 怨病房热水供应不足作出回应。他到设备间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设备间是向整个医院供 应热水的。那里有三个大圆筒，即液体加热装置。当时只有一个装置在运转，供应热水。第 二个是空的——关闭起来待修。第三个停着待用。他打开那个停用的加热器的蒸气供应阀以 增加热水的流量。当蒸气将水加热时，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将各个层面的水翻动混合，然后进 入热水供应系统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 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 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 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 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 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 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 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 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 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 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 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 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 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 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攀升时，我 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 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 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 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 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 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 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 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 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 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 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 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 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 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 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 Warrell）领 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 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 （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 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 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 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 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 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 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 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 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 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 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 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 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 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 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 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 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 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 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 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一一连同来 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 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 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 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 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 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 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 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 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 血管系统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影响。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关，有证据证明血小 板在埃波拉感染中会受影响。内皮细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衬里，并将血液和血细胞保持在 血管内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变得容易渗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细胞，基本上，埃波 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内壁细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 （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 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 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 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 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 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 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 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 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 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 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 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 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 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