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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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 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 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 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 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 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 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 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 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 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 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 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 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 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 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 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 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 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 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 遣返英国。
我们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相当轰动。这使我们惊奇。其所以那么轰动，原因之一是我们 给会议带来了新信息。直到那时，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是，退伍军人病完全是通过空调器感染 的。我们告诉他们，退伍军人病病菌能够在热水器和淋浴喷头中生长。另一原因是，具有像 珍妮那样专长人才是罕见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响还因她年轻、金发和美貌而 增强。
那天晚上我和乔通了电话。他说来接我，但又说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没进城了。”他说。
他驾驶一辆破旧的鸿达牌轿车（这辆车后来被称为“乔车”）设法找到了我。
他来到旅馆的大厅，作自我介绍，然后带我去参观“疾病控制中心”，我兴奋极了。 “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我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规模之大，对它的人员 那样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深感惊讶。在乔的办公室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病毒性出血热的 病理生理学。这是今后我们多次各自或共同还要涉及的题目。他谈到的每个问题都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好的听众，又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正是我需要的科学的反 馈。
自然，我急于告诉乔我在波登刚刚完成的实验。
我们有数据证明，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在显微镜下看来遭到破坏之前很久便失去了它们的 功能，我解释道。“我已经基本上证明，猴子的死亡是因为它们的循环系统不能保持其自身 的完整性。”
用简单的话来说，血液没有凝结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有止血功能的血小板不起作用了。 因此结果可以想见。先是血液不会凝结，然后它通过血管的遭到损害的衬里渗漏到外面。患 者于是多处出血，肺和各种组织被从血管漏出的血液浸泡成浆状物。奇怪的是，虽然不管疾 病对循环系统有多大损害，它并不破坏器官本身，同一种常见的被一些电影和畅销书所散布 的错误的概念恰恰相反，生命器官并没有像有一位作者形容的一样被液化或变为大杂烩。事 实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神秘之处是无论用肉眼或在显微镜下加以观察，那些器官显得相对 地完好无损。仍然有很多看上去健康的组织保留下来。事实上，有时你知道患者死去的唯一 方法是因为在你面前有一具死尸。
我所建议的是即将死亡的患者的灾难性的崩溃，是功能性的，而非生物化学性的——就 是说，并没有细胞的破坏。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病发生得如此地快，和如果患者痊愈的话，为 什么痊愈得也如此地快。如果我们能使患者度过危险阶段，那么康复将是完全的。这就让我 们有机会想出办法来对付埃波拉病。
乔对我的发现极感兴趣。他曾经见到过许多患者迅速地完全康复，但不能弄清其原因， 而现在我提出了一个较好观点来解释病毒性出血热症的细胞学和病理学。乔曾在西部非洲进 行过大量的尸体解剖，他在要弄懂这种病毒如何行事的努力中一再陷入困境。
这种关于致命疾病的深入讨论自然地刺激了我们的食欲。乔请我吃饭，我欣然从命。
第二天我离开亚特兰大去访问设在马里兰州费雷德里克（Frederick）的迪特里克堡 （Fort Detrick）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在门口一位士兵接待我，坚持留下我的护照 才让我进去。我见到了卡尔·约翰逊（KarI Johnson）和C·J·彼得斯（C·J·Peters）。 后者是疾病评估部主任，是个举止文雅的人。虽然我说不清楚他是否记得我所做的工作，但 他确实提到了它。我在访问中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吉恩·约翰逊（Gene Johnson），军队中 研究埃波拉病的人，也是负责他们正在进行的猴子实验的科学家。他告诉我他将要“完全地 解决这个病理生理学问题。”我对此感到怀疑。他的方法给我的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主 要依靠尸体解剖。我想假如患者一旦死去。发生的那些关键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不会留下什 么痕迹的。
1983年11月我再次和乔相遇。他是从扎伊尔回来途经伦敦的，他是去进行扎伊尔的第 一次艾滋病调查的。他到达伦敦后找不到我。显然是戴维·辛普森给错了电话号码。经向查 林·克罗斯（Charing Cross）旅馆查询，他继续努力寻找我。当乔下定决心去做什么事情 时，他不会让任何东西把他挡住的，当然不会被英国电话系统难倒。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我。 鉴于他所遭遇的麻烦，也因为他对我的工作所表现的兴趣而感到荣幸，我愉快地请他出去吃 了一顿美餐，整个后半夜我们坐在我在温布尔顿（Wimbledon）起居室的地板上兴高彩烈地 谈论科学，直至凌晨，第二天我送他去机场，他搭乘回亚特兰大的班饥。在他正要登机时， 他说：“你一定要到亚特兰大来，在拉沙病人前重复你的埃波拉病实验。”
那是在我们打赌的时候。我告诉他，拉沙病的秘密可以在血小板中找到。
“不，”他说，“拉沙热病例中血小板是正常的。”
我们一致同意打赌的赢家将得到一瓶好酒。
一直到1984年我才有机会要求得到这瓶酒。同技师希拉·米切尔（Sheila miichell） 和唐纳·萨索（Donna Sasso）一起，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套间里做了一次有关 拉沙病的实验。我得到同我预言相同的结果。乔非常雅致地承认了这点并请我出去午餐。作 为一个宽厚的胜利者，我不在乎分享这瓶酒的一小口。
英国式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
这只猴子抓住我的手并撕破我外面的那只手套。现在我第一次感到害怕了，这只猴子四 天前已在扎伊尔染上了埃波拉病毒。
我诅咒，但声音被防毒面罩捂住了。我怀疑乔夫是否听到了，但即使这样他也立刻意识 到所发生的一切。他能够辨别出来。1976年在同样情况下，他自己也偶然受了感染——侥 幸死里逃生活了下来，讲述他的故事。
他那事故发生在1976年后期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乔夫正和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当 时他正用在扎伊尔分离出的原本埃波拉病毒给老鼠注射。要做这项工作，他必须用大姆指和 手指夹着一个极小的老鼠，同时用一支很小的装满活的病毒液的针注射在老鼠身上。乔夫进 行这种工作已多年，未发生任何问题。我知道没有别的病毒学家像他这样能以如此出色的灵 巧手法来从事这种试验。但瘟疫仍在扎伊尔蔓延，对他们都有压力。注射针滑落，刺进了他 的大姆指，针里装满高浓度的埃波拉病毒，它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质之一。
他很快脱去手套并查看是否有渗透。发现没有渗透，他又查看姆指并挤压它，看看是否 有任何血迹。也没有。他在氯气消毒剂中洗了手，没有更多可以采取的措施了。他就和一位 和他共同工作的矮而胖的威尔士病毒学家厄尼·鲍恩（ErnieBOwen）讨论了可能发生感染 的问题。（厄尼就是那个打开戴维·辛普森的匣子发现那六只死蝙蝠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一 件“可能但未实现的事”。乔夫带上一付新手套做完了他的工作。
做完这天工作后，他即向行政方面汇报了这次事故。当时正是首次发现埃波拉病毒的时 候，因此对这种疾病怀有无可掩饰的惊慌和恐慌。这里还夹杂着通常围绕着这些传染病的， 有时几乎近于歇斯底里的骚动情绪，蒙蔽了那些缺少经验时人们的判断力。科学家们则保持 冷静，但这种骚动氯气影响了在实验室里组成的处理次要事件的委员会。委员们本人从不做 任何有危险的工作，不真正接触病毒，也谈不上有任何关于病毒学方面的经验。尽管如此， 他们总是告诉那些研究埃波拉热的科学家们，应该做些什么。当知道这次事故的情况后，委 员们召开了会议并经过什细考虑，得出结论，认为既然手套没有破裂，皮肤也没有任何损 伤，那么就不需采取任何措施。
因此乔夫回到索尔兹伯里（Salisburv）的家中度周未。星期一他回来工作，感觉良好。 星期二傍晚，他带小儿子去看索尔兹伯里大教堂附近的射箭比赛。那天晚上他不能入睡。他 感到剧烈的头疼并发烧。
星期三早上他拖着病体去上班。他向每个人承认他病了。他这样一宣布便造成了混乱。 那一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坐着，同时每个人都在想该怎么办。后来下午他被送到伦敦北部的科 佩特·伍德（Coppett wood）热病医院并放在隔离罩中。从那时起，乔夫就对自己的病失去 了记忆。他告诉我，他的生命中缺掉了那两个星期。
给他注射免疫淋巴疫苗，就像在金沙萨时给传染上埃波拉病毒的马英嘉（mayinga）一 样。还给他服用整个英国所能供应的干扰素一乙乙种天然抗病毒药物，但还要看在人类出血 热的疾病中是否有效，虽然从理论上讲它应有抗病毒的效果。几天来他在死亡边缘上徘徊， 但终于活下来了。这或许是由于他得到细心护理，或者由于干扰素，或淋巴液或只是由于他 自己内在的力量。后来当我们利用他的血小板作试验对照物时，我们就开玩笑他说，它们的 作用是多么强有力。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活下来的原因。当然，他还得到了远比非洲偏远 角落里茅草屋中能得到的更好的医疗条件。
有时喝啤酒时，我们总要逗他，假模假样地多方诱使他做“重新挑战”试验。我们说， 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是否有任何人会在受到埃波拉病的第一次袭击之后产生免疫性。有趣的 是，他总是拒绝这种为科学作贡献的机会。
当乔夫到波登·当重新工作时，委员会决定对此次事故进行调查。乔夫和厄尼被召出 席。当乔夫把事件复述之后，被指派的安全事务官员对他说：“如果你知道危险，为什么不 将你的姆指切除呢？”
他说这活是认真的。
即使许多年以后，那个安全官员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他似乎认为你不可能总是非常小 心谨慎的；在他看来，宁可把科学家们同实验室里的一切全都放进高压消毒锅里消毒，也不 去冒让埃波拉病传播的风险。
因此我现在正处在几年前乔夫的境地。当我把被猴于抓住的手挣脱出来时，想到的第一 件事情是乔夫当年的那番遭遇。是否我也要经受他经历过的折磨？我扯下外面的手套并察看 里面的手套。裂口看来没有透过第二层。为了彻底弄清这一点，我将里面的一付手套灌满 水。它不漏水，我的皮肤上也没有受损伤，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是安全的呢？乔夫当时也 注意到没有渗漏。当然，猴子的爪上要远比刺进乔夫姆指的针头上所带的病毒要少。
这一切发生在位于英格兰南部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这是英国唯一的这类设 施。这所实验室建在索尔兹伯里大平原中部一座小山上，是一座有几幢宽大的水泥和砖结构 建筑的，重要的国家综合研究所的一小部分。它构成一幅居高临下的景象。第4级病毒实验 室原本属于英国陆军，在二战期间进行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绝密试验。其研究工作的重点主要 集中在空气生物学——即用某种形式的飞行器散播传染性生物物质的可能性。
乔夫和我在一个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维和我得到资助购置了一台实验所需的血液学 （血液分析）仪器。真的，我们的工作带有高度的即兴意味：乔夫和我学着每件事都亲自动 手。
我于1982年来到波登·当。不久即同乔夫一起从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为实验 有时要求我们连续工作六小时，我很幸运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们两 人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目的是要在我们以前发现的病毒损害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现 象的基础上找出医治埃波拉病毒的办法，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医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 我们也可以将结果应用到人类感染此病的患者。我当时又重新采用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菌 株，因为这种病毒实际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发致命的疾病。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 1976年袭击扬布库并夺去三百条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达90％。乔夫就是感染这种病毒而 又侥幸活下来的。
虽然我们不愿这样利用猴子做试验，但这是获得所需的、有关这种病的情况的唯一途 径。事实上，今天所掌握的关于埃波拉疾病的过程的知识大部分得自乔夫和我在波登当工作 时进行猴子实验所得的结果。
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样品；无论如何，应当进行一次血液试 验。当我们检验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时，发现它含有四级埃波拉病毒。这相当于每一毫升血液 中含有一千个病毒粒子。病毒的数量是很大的。
现在我必须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五天的镜中自我观察，看是否出现 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断地吞咽，看喉咙是否疼痛发炎；五天中一直怀疑太阳穴的一次 迟钝的跳动是否意味着头痛的开始。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状。然而，我更多地是愤怒 甚于害怕。乔夫和我都不认为我真的感染了。尽管如此，却难以原谅我的大意。我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