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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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最需要几只带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来跑去，那会引 起一些注意。国会才会明白这些病毒确实存在。”
突然间玩笑成真，我们明白，一旦消息传出，新闻界会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 很可能记者们把小型摄影机和微型录音机也带到了会场，这更增加了会场紧张的气氛。
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避免出现混 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 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 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 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 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 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 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 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 “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积 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 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分胜任，而 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度要小得 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类。实际上，这没 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 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样，我们想 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 ——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 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 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苏是 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Steve 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 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 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处理的动物 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 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 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 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际的描述。 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人一种事态失控 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 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动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书小姐身上。即使 与一块感染了的猴细胞组织呆在同一房间里，也肯定不会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险的人是 那些与生病的动物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向与会者保证我们要把这些人识别出来，对他们 进行密切的观察。 很自然，人们想知道一旦他们患病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告诉他们， 万一有人患了此病，他们将在费尔法克斯县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我强调指出，医院的医 务人员已做好准备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说，毕竟我们已确认在非洲即使那些与这种病和 将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紧密接触的人们，传染率也仅大约百分之十。在那些长期看护重病 人的人群中，危险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险来自伤口或感染了 血的一种仪器的针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员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且在 报告的病例中都与伤口、抓伤及针棒无关。另外，我在苏丹见过成排的将死去的病人，在 扎伊尔看到过这种病传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识 和经验去接受挑战，扭转危机。
我在海萨顿工作时遇到的最理智的人当数达尔加德博士，他是负责猴子的兽医，同 时，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他为动物担忧，同时，他得考虑它们感染 人类的可能性。他还不能忽视此次事件对他赖以生存的实验室的财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 任何事件中，雇员们都保持了镇定，至少，他们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闻界 和议员们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按照他们与任何动物或动物细胞组织接触的程 度自己组成各危险群。
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否埃波拉会通过空气传播展开了大量讨论。每当埃波拉现形的时 候，这个灰毛怪就会露头。有关人类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学提供的证据，包括1976年， 1979年和玛尔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对许多病人的治疗是在通 风条件差的茅屋中进行的，从他人身上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 别是与他们的血液、尿、呕吐物或下泻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过烟雾传播的，罗 伊·巴伦和我在扎伊尔就会被传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发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 因为接触了一头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轻人带回家中。同样，是接触了被感 染的动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鲜肉是流行的诱因。确实，由于有了对此传播途径的了解，才使 艾伦·乔治（Alain Georges）和来自朗丝国际医学研究中心（Le Centre l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们得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了，但你无 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 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 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 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 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 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都受 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可能的，但 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 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 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 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 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这并不是我 最关心的，我们曾经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过病毒者的综合名单分类。按照他们接触的程 度，把他们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类，然后对各类进行观察。我们确保每天与名单上的 人接触以便掌握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检测他们是否发烧。
此外，我还要保证准备好适当的药品和病房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病人提供医疗。我们的 工作方针与在芝加哥时的一样，病人将被正规医院接收，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顾，可能还 包括隔离护理技术。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热病人需要最高质量的医疗 护理，这一点除非病人能比较容易地得到，特别是得到监护，否则就谈不上。第二，病人 很难住进四级高控病房。在为病人寻找医院就医期间会丧失宝贵的时间，而且更多的人将 在运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热患者难以承受运送时的颠簸，因为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很脆 弱，有发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险，搬运会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医务人员也许 不能保持三级护理的高标准，除非他们每天练习。如果大城市的医院没有这些设备，有些 事情就很难办。
我有证据支持我的观点，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热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况下被送 进了伦敦一些医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们康复后也没有得到诊断。在没有隔离 护理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阿兹基韦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 热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级医院与他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受感染的。
我和费尔法克斯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阿兰·莫里森博士（Dr。 Allan Morrkon）以及监护小组的医务入员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仔细听我讲述对他们面临 危险的估计，并听我解释他们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了应付不测，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搞来一个移动式实验室配有检测第四级病毒病原体的设备。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 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给任何病例检测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时做出诊断。库卡负责在必 要时做试验。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顿的一个动物饲养员早上去上班时发烧，并开始呕吐。在气氛高度紧 张的猴子实验室里，这足以使人们拉响警报。病人被急送医院并收进了监护室。医务人员 按常规接收病人。使用了我们建议的保护措施并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 刻意识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传统形式的 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个显著症状是突然发烧、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你会立即感到 生病了，而这个病人没有任何这类症状。
但是，也许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得为这 种病的不同表现做好准备。在2。1小时之内，库卡的一系列呈阴性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 的印象。不是埃波拉。这时病人退烧了。据我猜测，那人的病是焦虑所致。考虑到雷斯顿 的环境。我不责怪他。
亚洲病毒引起的骚动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觉察到隔壁特殊病原体分部一个小办公区乔的办公室内发生 了不寻常的事。弗雷德和乔在一起。听声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动。我好奇，想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就探头向屋里张望。他们看见了就让我进去。
“罗塞尔将军刚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给弗雷德打来电话”。乔说。“彼得说 他在雷斯顿一个实验室的一些病猴身上发现了看来很像埃波拉或玛尔伯格的病毒，就在华 盛顿附近。”
我很了解彼得·贾林。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迪特里克堡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研究拉沙热 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华盛顿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现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说。我开始思考。这也并非不可能，以我们对玛尔伯格病 毒一无所知来说。假如它以前出现过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弗雷德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转述着拉塞尔将军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活，显然，他们是在培养死猴 身上的细胞组织时发现了大量的丝状病毒。
“猴子是从哪里来的？”我问道。我等待他说出乌干达这个地方，从那里进口的猴带 有玛尔伯格病毒。
“菲律宾”，弗雷德答道。
“菲律宾？”
“可是”，我说，“带有这种病毒的猴子都是来自非洲，菲律宾不应出现猿出血 热。”
弗雷德和乔都表示同意，他们也一直为此表示疑惑。不过，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能力， 我们应重视他的活。假如他说他在菲律宾的猴子身上发现了丝状病毒，可能他确实看到 了。另外，他还告诉弗雷德他证实猴子务身上带有猿出血热病毒。这样看来，那死猴是受 到了两种病毒的合并感染引出的血热病毒和丝状病毒，都应只存在于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当时正在华盛顿的郊区。
第二天弗雷德和乔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会见军队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当他 们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后，他们坐下来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对策。乔决定由史蒂 芬·奥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顿，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 况。当乔决定了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转向我说：“苏，我们不知道这些猴子是在哪里被 感染的。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以便追索它们的来路并找出它们与非洲接触的任何线索。”
事情趋向复杂比了，我想。我们开始给熟悉的人打电话，也许他们了解一些世界各 地猴子的运输情况。这些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马尼 拉开展由“疾病控制中心”举办的实地流行病学训练规划的马克·怀特（MarkWhite）， 还有德国和苏联的科研人员。也许他们能证实死猴是从他们国家出口的传言。马克对我们 尤为重要，因为受感染的猴来自菲律宾。乔说服他尽可能调查在马尼拉的猴子实验室，看 看能否了解到一些有关猴子和饲养员的情况。有幸的是马克的流行病学专家组里有几个兽 医，这正是他们喜欢干的工作，不幸的是当时菲律宾正处于困难时期，叛乱者在许多农村 地区打仗，使得马克旅途艰难。
我也和荷兰航空公司派驻纽约的货运部经理广泛交谈。他给了我很大帮助。原来猴子 是1989年10月从马尼拉运来的。随着线索的展开，我们发现在马尼拉有四个猴子贸易 商，这只病猴来自四个贸易商之一。它们被装在荷兰航空公司正常飞行的飞机货仓里运进 来，还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开办的一家动物旅馆过了一夜。另一种我们无法肯定的说法是一 些被运到美国的猴子在飞行途中周围环境过热，这些都是指同一批动物吗？事实证明，它 们是从另一条航线被运进来的，温度过热不会给带有丝状病毒的猴子不良影响。在正常情 况下，约有百分之五进口的猴子会在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