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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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变成了他们的常见的品质，并且，在我们的想象中，习惯如此强有力地把这种品质
同这种生活状况联系在一起，以致我们非常容易轻视这样的人，他的个人气质或处境使
他不能获得这种品质。我们嘲笑一个城市卫兵严肃而又小心谨慎的面部表情，它和他的
同事们的面容大为不同。那些同事似乎常常以自己行为方式的一成不变为耻，并且不是
出自自己职业的风气，喜欢装出对他们来说决非出乎本性的轻率的样子。无论我们惯常
在某一可尊敬阶层的人士身上看到的举止是什么，在我们的想象中，这种举止是如此密
切地同这个阶层联系在一起，以致无论什么时候见到这个阶层的人士，我们都期望见到
这种举止，而如果未见到便觉得缺点什么。我们感到窘迫和为难，不知道自己如何去谈
论那种品质，它显然像是一种与我们曾经想加以分类的那些品质不同的品质。
　　　　同样，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容易使生活在这些时代和国家中的大多数
人形成不同的性格，人们怎样看各种品质，认为各种品质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责备或称
赞，也随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那种受到高度尊敬的文明礼貌，在俄罗斯或许被认
为是带女人气的谄媚奉承，在法国宫廷里或许被看成是粗野和鄙俗的风尚。那种定购和
俭朴，在一个波兰贵族身上会被认为是过分节省，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公民身上就被看
成是奢侈浪费了。每个时代和每个国家，把那种能在受人尊重的那些人中间通常见到的
品质，看成是适中的特殊才能或美德。而且，当这种变化按照不同的环境使不同的品质
或多或少地习惯于它们时，他们有关品质和行为完全合宜的情感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在文明国家中，以人道为基础的美德得到比以自我克制和对激情的控制为基础的那
些美德更多的培养。在野蛮和末开化的国家中，情况完全相反——自我克制的美德得到
比有关人道的那些美德更多的培养。在文明和有教养的各个时代到处可见的那种歌舞升
平和幸福安宁，使人很少有机会磨炼出对危险的轻视和忍受劳累、饥饿和痛苦的耐心。
贫困可以轻易地避免，因此，对贫困的轻视几乎不再是一种美德。对享乐的节制已没有
多大的必要，心儿可以随意放松，并且在各个方面尽情满足出乎本性的各种爱好。
　　　　在野蛮人和未开化的人中间情况完全相反。每个野蛮人经受了某种斯巴达式的训练，
并且，为环境所迫，能经受各种艰难困苦。他处在持续不断的危险之中：经常遭受极度
的饥饿，每每由于生活资料匮乏而死亡。他的环境不仅使他习惯于各种困苦，而且教育
他不屈服于困苦所引起的各种激情。他不可能期望他的同胞因这种弱点而表示同情或纵
容。在我们能更多地同情别人之前，我们自己必须处在某种程度的舒适安闲之中。如果
我们自己受到痛苦极为严重的折磨，我们就无暇顾及邻人的痛苦；并且所有的野蛮人为
满足自己的欲求和急需而奔忙不已，不会太多地注意他人的欲求和急需。因此，一个野
蛮人，无论他的苦难的性质是什么，并不期望从周围的人那里得到同情，因而他不愿因
让人们知道他的一丁点弱点而暴露自己。他决不许自己的激情——无论它如何狂暴和激
烈——扰乱他那面部表情的平静，或行为举动的镇定。有人告诉我们，北美的野蛮人在
一切场合都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并且认为如果自己在任何方面表现出被爱情、悲痛或
愤恨所左右，将有损自己的尊严。他们在这一方面的高尚行为和自我克制出乎欧洲人的
意料。在一个一切人的地位和财产都相等的国家里，可以期望双方之间相互倾慕是结婚
时唯一要考虑的事情，并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享受。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
的婚姻毫无例外地都是由父母决定的，而且，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年青的男人会认为，
如果自己对某个女子流露出丝毫超过对别的女子的爱情，或者不表现出对什么时候同谁
结婚这些问题十足的冷漠，那将是一辈子丢脸的事情。在富有人性和教养的时代普遍地
加以纵容的对爱情的向往，在野蛮人中间被看成是最不能原谅的女人气质。即使在结婚
以后，双方似乎也以在如此卑鄙的需要的基础上结合为耻。他们不住在一起。他们只是
在暗中相见。他们仍然各自住在自己父亲的家里，在所有其他国家里都被允许而不会受
到责备的两性的公开同居，在这里被认为是最下流的和不像男子汉的淫荡。野蛮人不仅
仅是在这种令人喜欢的激情上发挥无限的自我控制能力。他们常常在同胞们众目睽睽之
下以极其冷漠的态度忍受诽谤、指责和最大的侮辱，而不表示丝毫的愤慨。当一个野蛮
人成为战争的俘虏，并且像通常所发生的那样，从他的征服者那里听到被处死刑的消息
时，他不露声色地听着，而且在忍受最可怕的折磨之后从不悲叹，或者说，除了对敌人
的轻蔑之外，不显示什么别的激情。当他被军人们吊在慢慢燃烧的火上时，他嘲笑那些
折磨他的人，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之中有人落在他的手里，他会用比这更别出心裁
的方法去折磨他。在他身上最柔软和最敏感的一切部位被灼痛、烧伤和划破达数小时以
后，为了延长他的痛苦，刑罚常常暂停一下，他被人从火刑柱上放下来。他利用这个间
歇谈论各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询问国家大事，似乎不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处境。在旁边
观看的野蛮人同样地无动于衷，似乎如此可怕的景象并未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影响。除
了在他们加剧其痛苦的时候，几乎不去看一下那个被俘的人。在其它时刻，他们吸着烟
草，以任一平常的事情来取乐，似乎没有发生这种可怕的事情。每个野蛮人，从幼年时
起，就知道要为这种可怕的结局作好准备；他为了这个目的创作了他们叫做死亡之歌的
歌曲，这是一首在他落入敌人之手并且在敌人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之中死去时所唱的歌
曲。其内容包含了对折磨他的人的睥睨，并且表达了对死亡和痛苦的极度蔑视。他在一
切重要场合唱这首歌，当他出发去打仗时，当他在战场上遇见敌人时，或者，当他在什
么时候想表示自己已在思想上对这种可怕的不幸作好准备，并且任何事情都不能动摇他
的决心或改变他的意志时，他都唱这首歌。对死亡和拷打的同样的蔑视盛行于所有其他
的野蛮民族之中。没有一个来自非洲海岸的黑人在这一方面不具备一定程度的高尚品质，
这种品质常常是他那卑劣的主人所不能想象的。命运女神对人类实行的绝对统治，从来
不比下面这种情况更为残酷，那就是：使那些英雄民族受欧洲监狱里放出来的残渣余孽
的支配，受那些既不具备自己祖国、也不具备征服国美德的坏人的支配，他们的轻浮、
残忍和卑鄙，十分公正地使他们受到被征服者的轻视。
　　　　野蛮人国家的习惯和教育要求每个野蛮人具备的那种超人的、百折不回的坚定，并
不要求在文明社会里养育的那些人也具备。如果后者在痛苦中抱怨，在贫困中悲叹，听
任自己受爱情摆布或为愤怒所困扰，他们很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人们并不认为这种软
弱会影响他们的某些基本品质。只要他们不让自己激动得干出任何违反正义或人道的事，
那么虽然他们面部表情的平静或他们的谈吐和行为的镇定多少会受到干扰和破坏，失去
的只是一点声誉。一个对其它激情更为敏感的富有人性和文明的人，可能更容易同情某
种激昂振奋的行为，更容易原谅某种略微过火的行动。当事人意识到这一点；确信自己
的判断公正，从而纵容自己强烈地表露出自己的激情，而不那么害怕因为暴露自己强烈
的情绪而遭到人们的轻视。我们敢于在一个朋友面前表露强烈的情绪，而不在一个陌生
人面前表露这种情绪，是因为我们期待从前者而不是从后者那里得到宽容。同样，在文
明民族中，得体这类准则容许比在野蛮民族中得到认可的更为激烈的行为。文明人以朋
友般的坦白相聚交谈；野蛮人以陌生人般的保留态度相聚交谈。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两
个欧洲大陆上最文明的民族，在自己对一切都感到满意时所流露的那种情绪和高兴劲儿，
首先使碰巧在他们中间旅行的那些陌生人感到惊讶，这些人在感觉比较迟钝的人中间接
受教育，不能理解这种热情的表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从未见过类似的表现。一个年
青的法国贵族在被拒绝编入一个军团时，会在全体朝臣面前哭泣起来。男修道院院长达
·波斯（Du　Bos）说，一个意大利人被判罚款20先令时所表现的情绪，比一个英国人得
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时所表现的更为强烈。西塞罗在罗马的优雅之风达到顶峰的时候，会
怀着满腹的伤情愁绪当着全体元老和全体人民的面哭泣起来，而不感到降尊纡贵——因
为很明显，他必须在每一次演说结束时这样做。在罗马早期和未开化的时代，按照当时
的行为方式，演说者或许不会表现出自己如此强烈的情绪。我想，如果西庇阿家族、莱
列阿斯和老加图当着公众的面流露如此脆弱的感情，会被认为是违背本性和不合宜的事
情。古代的那些武将能够显示自己的地位、庄重和良好的判断，但是，据说他们对那种
卓越和热情洋溢的演说却感到陌生，这种演说是在西塞罗诞生之前不久由格拉古兄弟、
克拉苏和苏尔皮西乌斯率先介绍到罗马来的。这种成功或不成功地在法国和意大利盛行
已久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只是在最近才开始介绍到英国来。要求各文明民族和野蛮民族
实行的自我控制的程度之间的差别极大，致使他们各自按照这种不同的标准来判断行为
的合宜性。
　　　　这种差别引起了其它许多并非不重要的差别。一个多少有些习惯于听从天性倾向的
文明人变得坦率，豪爽和真诚。相反，被迫抑制和隐藏各种激情表现的野蛮人必然养成
虚伪和掩饰的习惯。所有那些同亚洲、非洲或美洲的野蛮民族有交往的人都注意到，他
们都是同样难以理解的，并且当他们有意隐瞒真情时，没有哪种查询可以从他们那里获
知真相。他们不会被那些巧妙的问题诱入圈套。拷打本身不能使他们供认任何他们一点
儿也不想讲的事情。一个野蛮人的激情，虽然从未通过任何外部情绪表达出来，却隐匿
在受害者的心里，尽管他的愤怒已达到最强烈的程度。虽然他很少显露出任何愤怒的迹
象，但是，当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复仇欲望时，他的报复总是残暴和可怕的。最小的
侮辱都会使他陷入绝望。他的面部表情和谈吐确实还是平静和从容自若的；但是他的行
动常常是极其凶猛和狂暴的。在北美那些到了最易动感情的年龄和比较胆怯的女性中间，
在只是受到母亲轻微的责备时，除了说一句“你不会再有一个女儿了”以外，不表露出
任何激情，也不说别的什么，就去跳水自尽的人，并不少见。在文明民族中，一个男人
的激情通常不是这样狂暴或猛烈。他们常常吵吵闹闹，但很少造成伤害；而且通常似乎
只指望使旁观者确信他们这样激动是正确的，并得到他的同情和赞同，做到这一点，他
们就满足了。
　　　　然而，习惯和风气对人类道德情感产生的所有这些影响，同它们在其它地方产生的
影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原则所造成的判断的最大失误，并不同一般的品格和行
为有关，而是同特殊习惯的合宜或不合宜有关。
　　　　在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生活状况中，习惯引导我们去赞同的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不
是至关紧要的事情。从老年人和青年人身上，从牧师和官员身上，我们都期待着真理和
正义；我们正是在瞬息即逝的事情中，寻找他们各自品质中的明显特征。关于这些，如
果我们留意，也常常可以看到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即有一种习惯已经教导我们赋予
各种职业的品质的合宜性，独立于习惯之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抱怨说，
天然情感的反常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不同民族的行为方式要求在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品
质方面具备不同程度的同一品质，但是，可以说甚至在这里也会发生最坏的事情。那就
是，某种美德的功能有时被扩大，以至对其它一些美德有所损害。波兰人中间盛行的那
种质朴的殷勤好客，或许对节约和良好的秩序有所损害；荷兰人中间得到尊重的节俭，
或许对慷慨和亲密关系有所损害。野蛮人所需要的勇气减弱了他们的人性；或许，文明
民族所需要的灵敏感觉有时也会损坏他们刚强的坚定性格。一般说来，在任何民族中产
生的行为风格，常常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最适合于那个民族的处境的。勇气是最适合于一
个野蛮人的处境的品质；灵敏的感觉是最适合于生活在非常文明的社会中的那些人的品
质。因此，即使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能抱怨人们的道德情感全面败坏。
　　　　因而，习惯所许可的对行为的自然合宜性的最大背离不是在一般行为方式方面。至
于某些特殊的行为方式，习惯的影响往往是比较严重地损害良好的道德，它也可能把严
重违反了有关正确和错误的极为清楚的原则的各种特殊行为，判定为合法的和无可责备
的。
　　　　例如，还有什么比伤害一个婴儿更野蛮的行为呢？这个婴儿的孤弱无助、他的天真
无邪、他的惹人喜欢，甚至引起了敌人的怜悯，不饶恕这个婴儿的性命，被认为是一个
狂怒和残酷的征服者的最凶暴的行为。那么，一个父亲若伤害即使凶暴的敌人也不敢伤
害的那个幼小的婴儿，对于这个父亲的心肠我们必然会有什么想法呢？但是，遗弃婴儿，
即杀害新生婴儿，是几乎在全希腊、甚至在最有教养和最文明的雅典人中间都被允许去
做的事；无论什么时候，父母的境况使他们难以把这个婴儿养大，从而把他遗弃在外任
其挨饿，或者被野兽吃掉，都不受到责备或非难。这种做法可能始于最野蛮的未开化时
代。人们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熟悉了这种做法，对这种习惯做法始终如一的承袭，
妨碍了后代的人去察觉它的残暴。我们现在发现，这种做法盛行于所有的野蛮民族，最
原始和最低级的社会肯定比其它的社会更加原谅这种做法。一个野蛮人的极端贫困，常
常是这样一种贫困，他本人常常遭受极度的饥饿，他常常死于生活资料匮乏之中，对他
来说同时维持自己和自己孩子的生命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他在这种情况下抛弃自
己的孩子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一个人在逃离无法抵抗的敌人时，会丢下自己的婴儿，因
为后者妨碍他逃命。这个人肯定会被人原谅，因为，如果他企图救出这个婴儿，他所能
得到的唯一安慰是和婴儿同归于尽。因而，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允许一个父亲去判断
他能否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对此，我们不应当深感意外。然而，在希腊社会晚期，出于
模糊的利益或便利上的考虑而允许发生这种事情，这是决不能原谅的。延续下来的习惯
在这个时候如此彻底地认可这种做法，以致不仅世人松弛的行为准则容忍这种暴虐的特
权，而且甚至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