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是某位公主的一份嫁妆。欧洲大陆在18世纪对这种集体权利受到遗忘状况一言不发，因为专制主义者仅关心国家，自由主义者仅关心个人。教会、贵族、民族在那个时代的时髦理论中没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们未受到公开的攻击，它们也就没有创立什么理论来维护自己。贵族阶层保有其特权，教会保有其财产；王室利益压倒了了民族的自然倾向，消解了它们的独立性，然而又维持着它们的完整。民族情绪最敏感的部分并没有受到伤害。废黜君主世代相传的王位，或者吞并他的领地，被认为是侵害了所有的君主国，被认为因其亵渎了王权的神圣性质而给臣民提供了一个危险的范例。在战争中，由于战事无关乎民族，所以无需唤起民族感情。统治者之间的彬彬有礼与他们对于下层的傲慢和蔑视是相一致的。敌我两军的指挥官互相致词，没有憎恨，没有激情，战斗以壮观而高傲的队列形式展开。战争艺术成为一种优雅、博学的游戏。各君主国不仅通过一种自然的利益共同体，而且通过家族关系联结在一起。有时候，一份婚姻契约可能开启一场持久战，而更多的时候，家族关系阻止了侵略野心的萌生。当宗教战争于1648年结束之后，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获得一项继承权或某块属地，或为了反对某些国家，它们的政治制度使自身被排除在王朝国家的公法的管辖范围之外，被置于不但不再受到保护，而且令人生厌的地位。这些国家是英国和荷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荷兰不再是一个共和国，英国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在共和45年的失败结束了王位之争。然而，有个国家仍是例外，有一个君主，其地位并不为国王们的礼法所承认。
只要王位是通过婚姻或继承获得的，王国的关系网和正统观念就可保证它的稳定，而当时的波兰无此保证。在王朝专制主义时代，没有王室血统的君主，人民所授予的王位，都被视为反常和暴乱。波兰的制度由于有这种性质，它便被排斥在欧洲体系之外。它刺激了一种无法满足的贪欲，它使欧洲的统治家族不能够通过与它的统治者联姻以求江山永固，或不能够通过请求或继承以获得它。哈布斯堡家族曾与法国波旁家族争夺西班牙和印度群岛的统治权，与西班牙波旁家族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与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争夺帝国的统治权，与霍亨索伦家族争夺西里西亚的统治权。为了获得半个意大利和德意志，对立的王室曾经发动过战争。但是对于一个不能凭借婚姻或继承对之提出要求的国家，任何王室都无望捞回损失或增长权势。由于它们不能永久性地继承，它们便用阴谋取得每次选举的胜利。在同意支持站在它们这一边的候选人之后，波兰的邻国终于制造了一个最终毁灭波兰国的傀儡工具。在此之前，尚未有任何一个民族被基督教强国剥夺其政治存在的权利；不论怎么忽视民族利益和愿望，它们仍注意掩饰蓄意歪曲法律所造成的不公。但是瓜分波兰是一次不负责任的暴行，不仅公然践踏民心，而且违背公法。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大国被控制，整个民族被它的敌人瓜分的局面。
这个著名的事件，老专制主义的这次最具革命性的行径，唤醒了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潮，沉睡的权利转化为迫切的愿望，模糊的情绪上升为明确的政治要求。埃德蒙·柏克写道：“任何一个明智或正直的人都不会赞同那次瓜分，或在思考此事时不会预见到它将给所有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2＇此后，便有一个民族要求统一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如同一个灵魂四处找寻一个肉体，藉以开始新的生命。人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呐喊：各国的这种安排是不公正的，它们的限制是违背自然的，一个完整的民族被剥夺了组成一个独立共同体的权利。在这一权利要求能够有力地对抗其敌人的压倒性势力之前，在它于最后一次瓜分之后获得了力量克服长期的被奴役习惯和消除由于先前的混乱人们对波兰的轻视之前，古老的欧洲体系逐渐崩溃，一个新的世界兴起了。
把波兰人变成赃物的旧专制政策有两个敌人——英国的自由精神和以其自身的武器摧毁了法国君主制的革命理论；它们以相反的方式反对民族没有集体权利的观点。当前，民族主义理论不仅是革命最强大的助手，而且是近三年来各种运动的真实本质。然而，这是一个不为法国大革命所知的新生的联盟。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部分是个顺理成章的结果，部分是对这场革命的反叛。正像忽视民族分裂的理论受到英法两种自由主义的反对一样，坚持这种做法的理论显然也来自两处不同的泉源，分别体现着1688年或1789年的特征。当法国人民推翻他们头上的种种权威，成为自己的主人时，法国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因为众意难以确知，不易取得一致。维尔尼奥在就审判国王展开的辩论中说：“唯有大体上体现着人民意志的法律才具有约束力，人民享有批准或废除它们的权利。人民一旦表示他们的愿望，什么国民代表机构，什么法律，都必须让路。”这种观点将社会消解为自然的因素，有可能使国家分裂，造成一种有多少共同体便有多少个共和国的局面。因为真正的共和主义，就是在整体和所有部分中实行自治的原则。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例如希腊，瑞士、尼德兰和美国，只有通过将若干独立的共同体结合为单一的联邦，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主义。因此，一个庞大的共和国若不建立在联邦制的基础之上，必定导致一个城市的统治，如罗马和巴黎，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雅典、伯尔尼和阿姆斯特丹。换言之，一个庞大的民主国家必定或是为了统一而牺牲自治，或是用联邦制来维持统一。
历史上的法兰西随着在数百年中形成的法兰西国家一起衰落了。旧政权被摧毁了，人们以厌恶和警惕的目光看待地方权威。新的中央权威需要按照新的统一原则去建立。作为一种社会理想的自然状态，成了民族的基础。血统代替了传统；法兰西民族被视为一个自然的产物，一个人种学而非历史学上的单位。有人以为，统一体的存在无需代议制和政府，它完全独立于过去，能够随时表示或改变它的意愿。用西哀士的话说，它不再是法兰西，这个民族蜕变成了一个陌生的国家。中央权力所以拥有权威，是因为它服从全体。任何分离都违背民意。这种具有意志的权力，体现为“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the Republic One and Indivisible）。这个称号表明，任何部分都不能代表全体——在国家之上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权力，它有别于并独立于它的成员；在历史上它第一次表达了抽象的民族的概念。就这样，不受历史约束的人民主权的概念，孕育产生了独立于历史之政治影响的民族的概念。它的形成源于对两种权威——国家的权威和传统的权威——的舍弃。从政治上和地理上说，法兰西王国是漫长历史的一系列事件的产物，缔造了国家的力量，也形成了疆域。大革命对于形成了法国边界的因素和形成了其政府的因素，却一概予以否定。民族史的每一处可被除去的痕迹和遗物——政府体制、国土的自然区划、各社会阶层、团体、度量衡和历法，皆被仔细清除。对法兰西有限制作用的历史影响受到谴责，它不再受这种限制的约束；它只承认大自然所设的限制。民族的定义是从物质世界借来的，为了避免疆域的损失，它不仅变成一种抽象定义，而且成了一个虚构定义。
在这场运动的人种学特征中包含着一条民族原则，它是一种共同看法的来源，即革命更频繁地发生在天主教国定而非新教国家。事实上，革命多发生在拉丁族而非条顿族，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一种民族冲动。只有当需要排除外来因素和推翻外来统治时，才能唤醒这种冲动。西欧经历了两次征服，一次是罗马人，一次是日耳曼人，也两次从侵略者那里接受了法律。每一次它都与征服民族相抗争。尽管两次伟大的反抗因为两次征服的特征不同而各异，但都有帝国制度的现象发生。罗马共和国竭力压制被征服的各个民族，使它们成为一个单一而顺从的整体。但是在此过程中，行省总督权威的增长颠覆了共和政体，各省对罗马的反抗帮助建立了帝国。恺撒的制度给予附属地以史无前例的自由权和平等的公民权，结束了民族对民族、阶级对阶级的统治。君主制受到欢迎，被当作抵制罗马民族的傲慢和贪婪的保护伞。对平等的热爱，对贵族的憎恨和对罗马所输入的专制制度的容忍，至少在高卢人那里，形成了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但是有些民族的生命力已被残酷的共和国所扼杀，它们无一具有享受独立或开创新历史的必要素质。根据一种道德秩序来组织国家并建立社会的政治能力已经衰竭。在一片废墟之上，基督教领袖们找不到一个民族可以帮助教会度过罗马帝国的崩溃时期。给那个日益衰落的世界带来新的民族生命的，是毁灭这个世界的敌人。蛮族像季节性洪水一样把它淹没，然后又退去。当文明的标志再次浮出水面时，人们发现，土壤变得深厚而肥沃，洪水播下了未来国家和新社会的种子。新鲜血液带来了政治意识和能量，它体现在年轻民族支配衰老民族的能力之中，体现在有等级的自由权的确立之中。与普遍的平等权利不同，对这种自由的实际享有，必然是与权力相伴随，而且就等同于权力，人民的权利取决于多种条件，而其首要条件就是财产的分配状况。世俗社会成为一个分层组织，而非诸多原子无固定形态的结合。封建制度逐渐兴起了。
自恺撒至克洛维的五个世纪中，罗马帝国的高卢人彻底接受了绝对权威和无差别平等的观念，以致他们无法再接受新的制度。封建制被视为外来物，封建贵族被视为一个异邦的种族，法兰西人民普遍反对它们，到罗马法和国王的权力中寻求保护。绝对君主制借助民众的支持向前发展，这构成法国历史的一个持久特征。中央权力起初是封建性的，受到臣属的豁免权和大领主的制约，但是专制愈深，就愈被民众所接受。镇压贵族和清除中间权威，成为国民的特别目的，这个目的在王冠落地之后得到了更有力的推进。13世纪以来一直努力限制贵族势力的君主制度，最终却被民众推翻。因为它的步伐过于缓慢，而且无法否定自己的根源，不能有效地摧毁它所起源的那一阶层。所有这些事情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独有特征——渴求平等，憎恨贵族、封建制以及与之相关的教会，不断追随罗马异教范例，镇压君主势力，颁行新法典，与传统决裂，以理想制度取代各种族在相互作用下共同形成的一切制度——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反抗法兰克人入侵的一种共同类型。憎恨贵族甚于憎恨国王，厌恶特权甚于厌恶暴政；王权倾覆更多是因为它的根源而非它的腐败。没有贵族关系的君主制，即使在最不受控制的时候，在法国也深受欢迎；然而，重建王权，并以贵族力量限制和约束它的努力没有成功，因为它赖以存在的古老的条顿人传统——世袭贵族制、长子继承制和特权，已不再被容忍。1789年思想的实质并不是限制最高权力，而是废除中间权力。在拉丁族的欧洲人中，这些中间权力，以及享有这些权力的阶层，源自蛮族。那场自称自由主义的运动，实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倘若自由是它的目标，它的方式应当是建立独立于国家的强大权威，它的蓝本应当是英格兰。然而它的目标是平等，如1789年的法国所示，它致力于摒弃源自条顿族中的不平等因素。这是意大利、西班牙与法国共奉的目标，由此形成了拉丁国家的天然联盟。
革命领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运动中的民族主义因素。起初，他们的理论似乎完全与民族主义观念相对立。他们教导说，某些普遍的政治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他们的理论主张不受限制的个人自由，主张意志超越于任何外在制约或义务之上。这种观点明显与民族主义理论不合，因为后者主张某些自然因素决定着国家的性格、形式和政策，于是某种命运便取代了自由。因此当解放变成镇压、共和国变成帝国的时候，民族感情并不是直接从包含着它的那场革命中发展而来的，而是首先表现为反对那场革命。拿破仑通过攻击俄国的民族主义、鼓励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压制德国和西班牙的民族主义而创造了权力。这些国家的君主或是被废或是被贬，一种具有法国根源、法国精神和作为法国工具的行政体系建立起来了。但人民抵制这种变革。抵抗运动受到民众支持，而且是自发产生的，因为统治者们疏于镇压或无力镇压。这场运动是民族主义性质的，因为它直接反对的对象是外来的制度。在提罗尔、西班牙，以及随后在普鲁士，人民并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动，而是自发地行动起来，努力将革命法国的军队和观念驱除出国土之外。人们意识到那场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因素，并不是由于它的兴起，而是由于它的征服。法兰西帝国公然竭力反对的三种事物——宗教、民族独立和政治自由——结成了一个短暂的联盟，它所掀起的强大反叛导致了拿破仑的覆灭。在这个值得纪念的联盟的影响下，一种政治精神在欧洲大陆觉醒，它坚持自由，憎恶革命，致力于恢复、发展和改良衰落的国家制度。这些思想的鼓吹者是施泰因和格雷斯，洪堡、缪勒和德·迈斯特尔。他们既痛恨旧政府的专制统治，也痛恨波拿巴主义。他们所坚持的民族权利受到二者同样的侵害。他们希望通过推翻法国的统治恢复这些民族权利。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并不支持在滑铁卢之役中胜利的那派势力。因为他们已经懂得把他们的学说和法国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了。在英国的荷兰王室辉格党人（The HollandHouse Whigs）、西班牙的亲法分子、意大利的缪拉党人（the Mumtists）以及莱茵联盟（the Confederation of Rhine）的支持者们，将他们的爱国主义融化在他们的革命激情中，为法国势力的衰落感到惋惜。他们惊恐地看着解放战争（the War of Deliverance）所产生的陌生的新势力，因为它们既威胁着法国的统治，也威胁着法国的自由主义。
但是在复辟时代，要求民族和民众权利的新希望破灭了。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所关心的并不是民族独立形式的自由，而是法国制度模式的自由。他们一致反对要求建立政府的民族。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乐于牺牲民族权利，就如同神圣同盟为了专制主义的利益乐于镇压民族权利一样。不错，塔列朗曾在维也纳声明，在所有的问题中应当优先考虑波兰问题，因为瓜分波兰是欧洲所经历的第一位的最大恶行，但是王朝利益取得了胜利。所有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政权都恢复了属地，唯独萨克森国王例外，他因忠诚于拿破仑而受到惩罚，然而在统治家族中没有代表的那些国家——波兰、威尼斯和热那亚——没有得到恢复，甚至教皇为摆脱奥地利的控制而恢复公使权也颇费周折。为旧制度所忽视的民族主义，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所压制的民族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就在维也纳会议上遭到重创。这个萌发于波兰第一次被瓜分、由法国革命为其奠定理论基础、拿破仑帝国促使它短暂发作的原则，终于由于复辟时代长期的谬误，成熟为一种严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