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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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同盟中的各国政府既致力于镇压威胁着它们的革命精神，同样也致力于镇压使它们得以恢复的民族主义精神。奥地利没有从民族运动中捞到任何好处，1809年后便一直阻止它的复兴，自然充当了镇压的先锋。对1815年最后协定的任何不满，有关改良或变革的任何愿望，都被定为叛乱罪。这种制度用时代的邪恶势力来镇压良善的力量，它所招致的反抗，先是起于复辟时代，至梅特涅下台而消失，后又兴起于施瓦尔岑堡的反动统治，至巴赫和曼陀菲尔统治而结束。这种反抗源于全然不同的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的结合。在持续不断的斗争中，民族权利高于一切权利的思想逐渐获得了统治地位，成为现在革命中的主要动力。
第一场自由主义运动，即南欧烧炭党人所发起的运动，没有特定的民族特征，但是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波拿巴党人的支持。其后的几年中，1813年的各种对立思想登场亮相，一场在很多方面反对革命原则的革命运动，开始为自由、宗教和民族权利而斗争。这三个方面的结合体现在爱尔兰的骚乱中，也体现在希腊、比利时和波兰革命者的身上。这些曾为拿破仑所亵渎并起来反抗过他的力量，又开始反抗复辟时代的政府。它们一直受着刀剑的压制，后来又受到条约的压制。民族主义原则给这场运动增添的是力量，而不是正义。除了在波兰之外，这场运动在各地都取得了胜利。再后来，当解放之后出现了废除协定的呼声，当泛斯拉夫主义和大希腊主义在东正教会的支持下兴盛起来的时候，它蜕化为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概念。这是针对维也纳协定的抵抗运动的第三阶段。这协定的脆弱性在于它没有能够根据民众的正义观或至少是一条道德准则满足民族主义的或立宪的愿望。这两种愿望本来是互相对立的，其中一种可以用作对抗另一种的屏障。在1813年，人民最初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合法统治者起而反抗征服者，他们不愿受篡位者的统治。在1825年至1831年的期间里，他们决心不受异族的不当统治。法国的制度常常优于它所取代的制度，但是对法国人所先行使的权力，还有一些更重要的要求，民族主义的斗争首先表现为争夺合法性的斗争。在第二阶段，这种因素就不存在了。没有一个流亡君主领导着希腊人、比利时人或波兰人。土耳其人、荷兰人和俄国人并不是作为篡权者而是压迫者受到攻击——是因为他们统治不当，而非因为民族不同。随后就是这样一个时期，它的说法很简单：民族不应当受到异族统治。权力即使是合法获得的，行使的方式也很有节制，仍被宣布为非法。民族权利就像宗教一样，在过去的联盟中发挥着部分作用，曾经支持过争取自由的斗争，现在民族却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要求，它只为自己说话，它提到统治者的权利、人民的各种自由和保护宗教，只是拿它们当借口。如果它不能和它们结合在一起，它为了获胜就不惜让民族牺牲其他事业。
梅特涅是促成这一理论的一个主要人物，他在这方面的作用仅次于拿破仑；因为复辟时代的反民族主义特征在奥地利最为显著，民族主义发展成一种理论，有悖于奥地利的统治。拿破仑只相信自己的军队，鄙视政治道德的力量，却被这种力量打倒。奥地利在统治它的意大利属地时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意大利王国亚平宁半岛的整个北部统一在了一个国家之下。法国人在别处压制民族感情，但他们为了保护在意大利和波兰的势力，却鼓励这种感情。当胜负之数转变的时候，奥地利便借助法国人培养的这种新情绪反对法国人。纽金特在向意大利人民的声明中宣布，他们应当成为一种独立的民族。这种精神服务于不同的主人，起初帮助摧毁了那些旧式国家，后来帮助将法国人逐出国土，再后来被查理·阿尔贝特利用来掀起一场新的革命。它服务于截然对立的政治原则和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党派，它可以和一切事物相结合。它最早反对民族对民族的统治，这是它最温和、最低级的形式。后来它谴责任何包含着不同民族的国家，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完善而严谨学说，即国家和民族必须共存共荣。密尔说：“政府的边界应当与民族的边界保持大体一致。一般而言，这是自由制度的必要条件。”＇3＇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经历中，追寻到这种思想从一个模糊的愿望发展为一种政治学说的基石的外在历史进程。这个给予它生命力的人就是居塞伯·马志尼。他感到烧炭党运动不足以对抗政府的措施，便果断地把自由主义运动的基础换成了民族主义，以此赋予它新的生命。正如压迫是自由主义的学校一样，流放是民族主义的摇篮；在避难马赛时，马志尼就想到了“青年意大利”这个主意。波兰的流亡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成为每一场民族运动的斗士。因为对他们而言，所有的政治权利都包含在独立的思想之中。无论他们之间有多大分歧，独立是他们共同的愿望。1830年以前的文学作品也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想。马志尼说：“这是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两大流派之间激烈冲突的时代，这场冲突同样可以真实地视为自由的拥护者与权威的拥护者之间的冲突。”浪漫派在意大利为不信教者，在德国为天主教徒，但是他们对两地的民族主义史学和文学都起到了相同的促进作用。但丁在意大利的民主派那里和在维也纳、慕尼黑及柏林的中世纪复兴运动的领袖们那里，都被视为伟大的权威。但是无论是流放者，还是新派诗人和评论家的影响，都没有扩展到民众之中。它是一个没有获得民众同情和支持的宗派，是一种建立在学说而非苦难基础之上的密谋。1834年，他们在萨伏依举起造反的旗帜，提出“统一、独立、上帝和人道”的口号；人民对这些目标感到迷惑不解，对其失败也漠不关心。但是马志尼坚持不懈地进行宣传和鼓动，把他的“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扩展为“青年欧洲”（GiodneEuropa），并于1847年建立了国际民族联盟。他在联盟成立的致词中说：“人民只明白一种观念，即统一和民族独立的观念……政府形式绝不是个国际问题，它仅仅是个民族问题。”
1848年的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地实现民族目的，却在两个方面为日后民族主义的胜利做好了准备。第一个方面是，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的权力，实行一种新的、更严格的集权统治，没有给自由留下任何希望。当这种制度确立之时，正义便站在了民族的愿望一边。在马宁的努力下，这些民族愿望以一种更完善和更高级的形式复兴了，在十年的反动时期，奥地利政府未能把依靠武力的占有转变为根据权利的占有，也没有用自由制度来创造让人忠诚的条件。它的政策从反面刺激了民族主义理论的发展。1859年，这种政策使法兰西斯·约瑟夫失去了所有的积极支持和同情，因为他在行动上犯下的错误，要比他的敌人的理论错误更加明显。然而，民族主义理论获得力量的真正原因在于第二个方面，即民主原则在法国的胜利以及欧洲大国对它的认可。民族主义理论包含在主张公意至高无上的民主理论中。“人类中的任何一群人，如果没有决定他们应和哪一个群体结合在一起，任何人都无法知道他们还应当自由地做什么了。”＇4＇一个民族就是这样形成的。为了形成集体意志，统一是必需的；为了表达集体意志，独立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人民主权的概念而言，统一和民族独立比罢黜君主和废除法律的权利更加重要。因为人民的幸福或国王的民意基础可以防止这类专制行为的发生。但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民族不可能一直允许它的一部分属于外国，或者整个民族被分裂为同一血统的若干国家。因此，民族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划分政治世界的两条原则：否定民族权利的正统统治和肯定民族权利的革命行动；基于同一理由，它成为后者反对前者的主要武器。
在探索民族主义理论现实可见的发展过程时，我们也打算观察它的政治特征，评价它的政治价值。促成这种理论的专制统治既否定民族统一的绝对权利，又否定民族自由的权利要求。前者是民主理论的产物，后者则属于自由理论。这两种民族主义的观点分别对应着法国和英国的学说，实际上代表着政治思想中对立的两极，它们仅有名称上的联系。在民主理论中，民族主义的基础是集体意志永恒至上，民族统一是这种意志的必要条件，其他任何势力都必须服从这种意志，对抗这种意志的任何义务都不享有权威，针对这种意志的一切反抗都是暴政。在这里，民族是一个以种族为基础的理想单位，无视外部因素、传统和既存权利不断变化着的影响。它凌驾于居民的权利和愿望之上，把他们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纳入一个虚幻的统一体；它为了满足更高的民族要求，牺牲他们的个人习惯和义务，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压制一切自然权利和一切既定的自由。无论何时，只要某个单一的明确目标成为国家的最高目的，无论该目标是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国家的安全或权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还是对一个抽象观念的支持，此时国家走向专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惟有自由要求实现对公共权威的限制，因为自由是惟一有利于所有人们的目标，惟一不会招致真心实意反抗的目标。为了支持民族统一的要求，即使一个在资格上无可指摘、政策宽厚而公平的政府，也必须加以颠覆，臣民必须转而效忠于一个与他们没有情感联系、可能实际上受外来控制的权威。另一种理论除了在反对专制国家这一点上，与这种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将民族利益视为决定国家形式的一种重要因素，但不是至高无上的因素。它有别于前一种理论，因为它倾向于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倾向于和谐而不是统一；因为它不想随心所欲地进行变革，而是谨慎地尊重政治生活的现存条件；因为它服从历史的规律和结果，而不是服从有关一个理想未来的各种渴望。统一论使民族成为专制和革命之源，而自由论却把民族视为自治的保障和对国家权力过大的最终限制。被民族统一牺牲了私人权利，却受着各民族联合体的保护。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像一个共同体那样有效地抵制集权、腐败和专制的趋势，因为它是在一个国家中所能存在的最大群体；它加强成员之间在性格、利益和舆论上一贯的共性，它以分别存在的爱国主义影响和牵制着统治者的行动。同一主权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当于国家中教会的独立。它可以维护势力平衡，增进结社，形成共同意见给予臣民以约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现在单一权威的笼罩下四处蔓延的奴役状态。同样，它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集团，形成并集中起强大的政治意见和非主权者意志的义务观念，以促进独立的发展。自由鼓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又提供了保护自由的组织手段。所有那些支配人际关系、调整社会生活的法律，皆是民族习惯多样化的结果，是私人社会的创造物。因此，在这些事情上不同的民族各不相同，因为是各民族自己创造了这些法律，而不是统治着他们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中这种多样性是一道牢固的屏障，它抵制政府超出共同的政治领域侵入受制于自发规律而非立法的社会领域。这种入侵是专制政府的特征，它势必招致反抗并最终产生一种救治手段。对社会自由的不宽容是专制统治的本性，其最有效的救治手段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民族的多样性，同一国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对自由的一个验证。它也是文明的一个主要促进因素，它本身即是自然的、上帝规定的秩序，比作为近代自由主义理想的民族统一体现着更高的进步状态。
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就像人们结合在一个社会中一样，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条件。生活在政治联合体中较次的种族，可得到智力上更优秀的种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种族通过和更年轻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复兴。在一个更强大、更少腐败的种族的纪律之下，由于专制主义败坏道德的影响或民主制度破坏社会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组织要素和统治能力的民族，能够得到恢复并重新受到教育。只有生活在一个政府之下，才能够产生这种富有成效的再生过程。国家就像个促进融合的大熔炉，它能够把一部分人的活力、知识和能力传递给另一部分人。如果政治边界和民族边界重合，社会就会停滞不前，民族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境地，它同不和同胞交往的人的处境没什么两样。两个人之间的差别把人类联合在一起，不仅是因为这种差别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处，而且因为它用一条社会或民族的纽带使社会结合在一起。使每个人都可以从他人中找到自己的利益。这或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政府之下，或是因为他们属于同一种族。人道、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促进。
异教以自己的独特性来肯定自身，而基督教以民族混合为乐事，因为真理是普遍的，而谬误却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在古代世界，偶像崇拜与民族特性形影不离，圣经中用同一词来表示这两种现象。教会的使命就是消除民族差别。在它享有无可争议的最高权威的时代，整个西欧遵从着相同的法律，所有的著述使用着相同的语言，基督之国的政体表现为一个单一的权威，它的思想统一体现在每一个大学。古罗马人扫除被征服民族的众神而完成征服，查理大帝仅凭强行废除萨克森人的异教仪式，便打败了他们的民族反抗。在中世纪，从日耳曼族和教会的共同作用中，诞生了一个新的民族体系和新的民族概念。民族和个人的自然属性皆被改造。在异教和未开化时代，民族之间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风俗、语言、性格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异。而根据新的法律，它们拥有着许多共同的事物，使它们彼此隔阂的古老屏障被清除了，基督教所教导的新的自治原则，使他们能够生活在共同的权威之下，且不必失却他们所珍视的习惯、风俗或法律。新的自由观使不同民族共存于同一国家之内成为可能。民族不再是古代的那种民族——同属于一个祖先的后裔，或繁衍于一个特定地域的土著，仅仅是自然和物质的存在物，是一个道德的或政治的共同体，它不是地理学或生理学意义上的单位，而是在国家的影响下，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它源于国家，而非位于国家之上。一个国家可能在时间的进程中创造一个民族，然而一个民族应当构成一个国家则有悖于近代文明的性质。一个民族是从先前独立的历史中，获得了它的权利与权力。
在这个方面，教会赞同政治进步的趋势，尽力消除民族之间的隔阂，提醒它们彼此之间的义务，把征服和封地赐爵看作提升落后和沉沦民族的自然手段。但是，尽管它承认根据封建法律、世袭权利和遗嘱安排产生的偶然性结果，因而对民族独立毫无贡献，但是它怀着建设完善的利益共同体的热情去保护民族自由免受统一和集权之害。因为同一个敌人对双方都构成威胁：不愿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