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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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力陈这些不同意见以抵制所有不赞同各州独立的方案。
他说：“他认为各州人民已经把他们的权力给予他们各自的立法机关，不解散政府就不能收回这些权力……乃请一般公民批准一个新的政府，将会使他们重新回到自然状态；这个过程必然导致州政府的解散；人民为了州的目标而把权力委托给一些人；没有这些人的同意，人民没有权利这样做。”＇19＇在向马里兰会议汇报宪法由以产生的过程时，他说：“如果我们违背委托给我们的目标，视自己为能工巧匠，过分骄傲以致不去修正我们原来的政府，而是彻底破坏它，建立我们自己的新体制，那么不久即可看出，新体制有着与旧体制一样的缺陷，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如果制宪会议的成员按相同的原则行事，不是修改与更正制宪会议的缺陷，而是彻底毁灭它，提出很快便会发现一点都不比过去两种更好的第三个体制，那就会发现必须再召开一次制宪会议。而这样一来，我们也许永远只能是统治上的幼儿，永远只能承受不正确不完善体制的种种不便。”＇20＇
这一点非常明显，以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为首的联邦主义者为了最明智和最智慧的目的，宣传着自从那时起一直威胁着合众国的观点，给予民主派一种不可抗拒的工具以及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然而马丁却在支持着一种事实上远为保守的政策，尽管他的观点更具革命性，尽管他引证的是诸如普里斯和普里特莱这类政论权威作者。这一论战尽管在实质上与最终破坏了合众国的那一次一样，但在形式上，在影响上却是如此不同，以致于当对立派别的利益或原则占上风时，他们的立场就发生了倒转。这一重大的宪法争论的结果是，州在参议院中按单位代表，而人民在众议院中按人数代表。这是三个重大妥协的第一个。其余的是这样两项法律：贸易管理被转移到中央权力之下，而奴隶贸易只被容许20年。在这两个问题上，即在贸易管理和奴隶制的延续上，利益的分歧后来更为严重。正是这两个问题不时使合众国的存续出现危机。杰伊起初并未被觉察到这一点，当时他写到“上帝乐于赐给这块联结在一起的土地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繁衍于同样的祖先，说着相同的语言，共信同一种宗教，信守同样的政体原则，在风俗习惯上也极尽相似。”＇21＇在同一本出版物的另一部分，麦迪逊描述了这些联结纽带的弱化逐渐带来的灾难：“在文明国家里，土地利益、制造业利益、商业利益、金融利益以及许多更小的利益是必然会发展起来的，而且在不同的感情和见解的驱使下，必然会使人民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对这些各种各样相互争竞的利益的调整，构成了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也蕴含着必要和日常的政府活动的党派精神。……当一派是由多数人组成时，民主政府的形式使它能够为了自己的统治欲望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对于共和国至关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反对统治者的压迫，也要保护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反对其他人的恶行。在公民的不同阶层中必然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数人因为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少数人的权利将得不到保障。反对这一弊端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在共同体中创立一种独立于多数人，即独立于社会自身的意志，二是让社会包含着众多不同类型的公民团体，使全体人民中多数的联合即使不是办不到，也极不可能。在一个自由的政府中，必须像保障宗教权利一样保障公民权。在后一种情形下，它体现在利益的多样性上，在前一种情形下，它体现在教派的多样性上。”＇22＇麦迪逊为新宪法中的保障提出如此荒谬的理由，只能由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他是在按其本来面目向人推荐它，他必须最好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汉密尔顿最热心的事业，就是建立他认为君主制——一种不能成为多数人工具的权威——所特有的权利保障。“共同体中有一种永恒的意志是不可或缺的。……首先打算确立就是这个原则，必须有一种永恒的意志……在政府中应当有一条能够抵抗公众潮流的原则。”＇23＇
这也正是司通理法官说出以下言论时所要表达的意思：“我要说明共和制政府中的基本真理：少数人拥有不言而喻和不能让渡的权利；多数人不代表一切，少数人不是一钱不值；人民不可为所欲为。”
韦伯斯特抱有同样想法，但他对实际状况持乐观的观点，他说：“另一条原则同样真实而确切，而且根据我对于事物的判断同样重要，即人民常常自我克制，他们约束自己的权力，他们决心保障他们所建立的制度不被简单多数的突然冲动所破坏。”＇24＇
钱宁如下的论述更接近这个真理：“多数人应当统治的教条作为一种直觉在大众中传布，他们从未想过在实践中它应受到多大的修正，它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原则的控制。”＇25＇事实上，完全缺少这种把法律置于人民的专断意志之上、防止它成为最高权力的规定，使制宪会议中那些最伟大的政治家对他们成功而杰出的工作产生了绝望。杰斐逊告诉我们，华盛顿就是这样：“华盛顿对我们政府的持久性没有坚定的信心。华盛顿被这种信念影响，即我们最终必须以某种与英国宪法相似的事物结束工作。”
汉密尔顿通过自己的著述，为宪法的通过做出了比其他人更多的贡献。他在会议上宣布，“他的观点比其他人离方案更远”，接着他解释了他对已经获得的保障持什么看法：“先生们说我们需要摆脱民主的威胁。但是提供的手段是什么？一个民选的议会被一个民选的参议院制约，而这两者被民选的行政长官制约。”＇26＇
他说：“除了无政府状态外，很少还有别的原因能够让一个辽阔而组织良好的共和国失去自由，而蔑视法律正是通往这种状态的捷径。……虔诚地尊重宪法是生死攸关的原则，是维持自由政府的力量。……它借以行动的手段要么是法律的权威，要么是暴力。假如前者被摧毁，后者必然取而代之。而凡是在暴力成为政府的常用手段的地方，自由也就寿终正寝了。”＇27＇可以从以下段落中看到他的预见力：“好的行政机构将赢得人民的信任和爱戴，甚至能够使政府持久存在，超出了这部提议中的宪法允许这个如此大的国家所能达到的程度。然后它有可能完全战胜州政府，通过把大州划分成较小的地区使它们彻底沦为附庸。……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在若干年之内，有关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界的争端，以及大州在这种争端中的份量，很可能会导致合众国的解散。这似乎是最可能的结果。……可能的弊端是，联邦政府将过分依赖州立法机关，过多地被它们的偏见所左右，过于顺从它们的情绪；而各州会利用它们所掌握的一切权力侵害国家的权威，直到合众国被削弱和解散。”＇28＇
结果证实了汉密尔顿的担心，事件的进程一如他所预言。他坚决与之奋战的民主观点，在法国革命期间迅速赢得了市场。杰斐逊在撰写独立宣言时，便倾心于和卢梭及潘恩相似的观点，在抽象的人权中寻求自由的来源。他带着满脑子的平等和人民主权的教条从法国回来。他在总统竞选中击败亚当斯，使他得以把这些原则贯彻于权力之中，从而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特性。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主政时，联邦主义者对宪法的解释和执行，使行政权如汉密尔顿所设想的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处在民意之上。州立法机关是惟一制衡这一优势的力量，于是杰斐逊所创立的民主党作为给予人民权力的手段，便竭力捍卫它们的权利。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一种与此表面上矛盾其实内在相符的做法是，他在人民直接主权的理论指导下，否定了让各州控制行政行为的权利。他把总统视为一种绝对独断权力的代表和代理人，不承认任何对自己的行为的限制。他使自己受制于公意，即使公意与他自己的观点抵触；他不允许对公意有任何违抗。他的行动就像是多数人百依百顺的工具和少数人的绝对统治者，就像是被授予了专制权力，但又没有自由意志。
这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法国革命的原则：“Les gouvenements qu’elle a fondes sont plus fragiles，il est vrai，mais cent fois plus puissantsqu’aucun de ceux qu’elle a renverses；fragiles et puissants par les memescauses．”（它所建立的政府很脆弱，这是真的，但它比它推翻的政府要强大一百倍。脆弱和强大都是同一原因造成的。）＇29＇
因此杰斐逊认定每一种可能反对或限制人民主权的权威都令人厌恶，特别是州立法权和司法权。在谈及法官们独立行动的一件事时，希尔雷思说：“杰斐逊对于此种行为——这确实巩固了他的反对法官和法庭的强烈偏见——感到愤怒。事实上对他来说，它们是两个可恨的对象，因为它们是联邦主义者手中暴政的工具和他本人行使权力的障碍。”＇30＇
他的政府观见于雷伊纳为他撰写的传记第378页：“只有体现其治下的民意并加以贯彻的政府才是共和制的。……每一代人都独立于前一代人，正如前一代人独立于所有此前的各代人一样。因此就像他们一样，每一代人都有权为自己选择他们认为最有可能推进其福祉的政府形式……为了人类的和平和福利，每隔十九或二十年，宪法应提供一个采取这种行动的神圣机会。……死人没有权利。……这个世俗的地球和其上的一切东西，都属于目前活着的这一代居民。……多数人有权推选会议代表，制定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宪法。……独立只能赋予人民大众。”杰斐逊用这些信条推翻了美利坚的共和主义，从而也推翻了共和国本身。
希尔雷思对1801年杰斐逊就职时两种体制的斗争描绘如下：“从党派界限清楚划分的那一刻开始，反对派就已拥有数量上的优势，惟有联邦党人超凡的精力、智慧和实践技巧与之对抗。在华盛顿伟大而受人尊敬的名望以及无与伦比的影响力的支持下，他们得以支撑八年，度过一场艰苦卓绝的和不确定的斗争。联邦党以华盛顿和汉密尔顿为领袖，表现出经验、审慎、实践智慧、纪律、保守的理性和国家的本能。反对派以杰斐逊为首，表达着国家的向往、愿望、理论——其中有不少热情而不可行——特别是它的感情、它的好恶、它对于限制的不耐。联邦党人在狭小的地区占有优势，在这些地方，集中的人口造成并有助于维持制度的复杂性，以及对社会秩序的尊重。随着人们有了更加密切的接触，此二者成了生存更为绝对必要的因素。反对派的极端民主观在所有更广大的地区获胜，那些地方人口分散，个人对奴隶家庭拥有专制权，从而使社会处于不成熟状态。”＇31＇在多数没有义务，少数没有权利，凡是能做到的就属合法的原则之下，出现各种措施，使合众国一部分人的权利和利益受到最专制的压迫，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因为对于他们不存在任何保障和救助。联邦党人深感忧虑，以致于汉密尔顿在1804年写到：“杰斐逊的偏激观点和对弗吉尼亚的抱负的嫉妒，在新英格兰地区是对良好原则的并非微不足道的支持。但这些事情正在导致一种意见，即合众国的分裂是有利的。”＇32＇
杰斐逊已为这种危险提供了事例，他在与布尔上校竞争总统职位时，就把自己的当选归功于这些危险。他在1801年2月15日写给门罗的信中说：“如果允许他们通过一项法律，把政府置于行政长官手中，他们必定会阻止选举。但我们认为最好一劳永逸地、公开和坚定地宣布，一旦那样的法律获得通过，中部各州便会武装起来，一天也不会屈从于这场阴谋。”
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促使杰斐逊将他的原则付诸实践。他所采用的方式使东北部各州大为恐慌。在拿破仑柏林条令和英国议会条令的影响下，他决定颁布对所有美国船只的禁运令。他给国会送去一份紧急咨文，参议院在关起门来辩论了四个小时后，批准了这项措施。众议院的辩论也是秘密进行，但持续了好几天，而且为取得分组表决常常延至深夜。法案于1807年12月22日通过。在这件事上听不到公众的声音，那些受法案打击最大的人们大惊失色。这为政府秘密和快捷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事例，但这种政府通常并不以这些特性著称。禁运令对于新英格兰拥有船舶的州是重重的一击。其他各州受此影响甚小。汉密尔顿说：“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似乎把它的各行业分为不同的阶层。有海运的州和无海运的州。北部可以恰当地称为海运州，南部似乎既不拥有海运工具，也不拥有航海精神。条件的不同自然导致利益和对外贸易观点上的差异。”＇33＇
于是，这条法律，在北部那些州招来一片怒斥。马萨诸塞的昆西在众议院宣布：“让新英格兰人民离开海洋，就像不让江河奔流人海一样不合情理。他们不相信任何这类法律的合法性。他可能被告知法庭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但在法庭上裁决了一个问题是一回事，在人民面前裁决它是另一回事。”＇34＇
即使从司法观点来看，制定这种法律的权利也是很可怀疑的，这件事是司通理第一次参与公共事务，他说：“我认为禁运令是在宪法之下走到了立法权极限的法案。它处于宪法的最边缘。”＇35＇（34）
后来在南方派手中变得十分重要的州权原则或州拒绝执行的原则，在这件事上因为北部的利益而得到了清晰的表达。康涅狄格州长却穆伯尔召集立法会议，他在开幕词中称，在紧急关头，当国家立法机关逾越其宪法权力时，州议会有权利和责任“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与联邦政府所称的权力之间插入他们的防护盾牌。”＇36＇
他们更进一步，准备从合众国退出，而这给了反对派后来在十分相似的场合加以效仿的先例。伦道夫警告行政机构，它们正在很快地重蹈诺思勋爵的覆辙。＇37＇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国会宣称，已经出现退出的决定。他劝告说，“禁运令持续的时间过长，肯定会受到暴力抵抗，州立法机构，甚至州司法机构，都会支持这种抵抗。……多年来，它们的目标一直就是解散联邦和建立一个分立的邦联。”二十年后，当亚当斯成为总统时，这一陈述的真理性受到质疑。那时形势已经转变，南部正在否决国会为东北部诸州的排他性利益而立法的权利，而其自己则积极地从获利角度支持联邦当局。重要的是，不应相信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毋需证明，他们正在反对的原则，也就是他们自己开创的原则。亚当斯于是在1828年10月21日发布一道声明，重申他原来的宣言。“人民不断地受到鼓动对它进行暴力反抗，而一个又一个陪审团宣告违犯者无罪，其理由是，面对合众国地方法院的庄严裁决，它是违宪的。公众出版物公然挑动联邦的分裂，有人打算并提议在纽黑文举行新英格兰诸州的代表会议。”司通理那时写的信，证实了这些话的真实性。他说：“我十分满意，即这种动向不会和不能被新英格兰所容忍，并会招致直接的反叛……这儿仍不断地流传着有关马萨诸塞反叛的故事。我自己的印象是，如果他们敢做的话，军方会使他们清醒，但它将不会付诸实施……州的分离已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