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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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确定性，并不能抵消政府天生的压迫和滥用权力的趋势。相反，正是这种任期的不确定性，与在这样的统治下必定先于党派更替而发生的激烈的党争相结合，与其说削弱倒不如说是加强了压迫的趋势。……这表明了这一条款必然具有的特性是，它旨在防止任何一个利益集团或利益集团联盟利用政府权力牺牲别人的利益以扩充自己的权势。……做到这一点的方式也只有一种，即通过一种政府组织——如果为此目标而必要的话，也包括社会的组织——通过区分和分散政府的权力，让每个部门或利益集团通过各自适当的代表，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能够一致行使他们的表决权，或能够对法律之执行行使否决权……这样一种组织，与选举权相结合，事实上构成了立宪政体的要素。其一，通过使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对法律的受众负责，防止治者对被治者的压迫；其二，通过使任何利益团体或利益团体、阶层、等级、社会一部分人的联合组织不可能获得排他性权力，以此阻止它们中任何一方压迫另一方。……正是这种消极的权力，即阻止或牵制政府行动的权力——不管对它可以如何称呼，否决、提出异议、拒绝执行、制约或权力平衡——事实上构成了宪政。……消极权力创造宪法，而积极权力创造政府。……必然的结论是：哪里数量上的多数独占政府，那里就没有宪政，因为宪政意味着界限或限制；……因此，数量上的多数如果不与共存的多数相结合，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改化成专制政体。任何形式的立宪政体相互之间在结构和特性上的相似性，较之于它们各自与即使是本阶级的专制统治之间的相似性，要大得多。……因此，政体之间的重大而广泛的区别，不在于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或多数人统治之间的区别，而在于立宪统治和绝对专制统治之间的区别。……共存多数的统治高于数量多数的统治的优势之一——这一点也强有力地表明了它的民众化特色——即，他们放心地赞成更大范围的选举权。在这样的政体中，选举权可以安全地扩展为每个成年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只有极少数的正常的例外；但是在数量多数的统治中，如果扩展到这样的范围，就会使政府最终被社会中更为无知、更有依赖性的那部分人所控制。因为，当社会变成人口兴旺、富裕、优雅和高度文明的社会时，贫富差距将变得更为显著，无知无靠之人的数量，与社会其余人相比将会更大。……共存多数的政府倾向于团结社会，让它的利益团体不停地分化和对立，而数量多数人的政府倾向于把社会分成两个冲突的部分，让它的利益集团不断地自然团结起来和趋同。……数量的多数因为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它有着遍及各方的相同利益，肯定会通过它必然要采取的措施，把社会分成敌对的两部分，它们在法律的形式下不间断地相互争斗。……把条件平等变成自由的要素，将会破坏自由和进步。原因在于，条件的不平等既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进步不可或缺的因素。……正是在进步征途中占先者和落后者之间的这种条件的不平等，强烈地促使前者保持他们的地位、后者奋力赶上前者的队伍。这给予进步以最大的推动。……这些重大而危险的错误，源自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即一切人生而自由平等。没有根据和错误的观点莫此为甚。……在绝对的民主制中，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党派冲突几乎永不能以妥协而止息。作为反对派的少数人，其目标是剥夺多数人的权力，而多数人的目标则是保持权力。它是双方为赢得一切而从事的斗争，一场必须决定哪一方应为统治者，哪一个应为服从者的斗争。……因此，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比绝对民主政体更容易确立立宪政体的形式，这是个首要的原因。”＇56＇
这些话写于卡尔霍恩生命中的最后岁月，在他逝世后出版。这些思想虽然成熟于后来关于奴隶制的论战期间，但在1828年到1833年的税法辩论期间，在从拒绝执行发展到退出联邦的早期阶段，它们便一直指导着他。即使许多对他持异议的人也普遍认为，北部自私而不审慎的政策，证明了他的反抗是正当的。莱格里（Legare），这位美国政治家中最具才华的学者和后来的大律师，在1831年群情激昂的时刻，在南卡罗来纳作了一个纪念7月4日的演说，他说：“政策的制订者们要对这一不幸事态，对可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间接责任。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已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使我们成为统一的民族，也使我们成为纷乱的民族。他们使这些州的联邦成为热爱和虔诚崇敬的对象，他们又使它的功效变成了在十分开明的人们之间的一个争论话题。……对于在目前并不繁荣的情况下，如此沉重的税赋在我们的人民中激起的义愤，我并不感到奇怪。……如果在某种保护体制之下，国家的一部分为无休止的寻求特权和保护而反对另一个部分，那么除非运用专制权力，是不可能把大国团结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的。”＇57＇
布朗森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记者，同时也是卡尔霍恩坚定的同党，在1844年支持他竞选总统。我们相信，如果他当选，布朗森将成为其内阁成员。在他著名的《评论》杂志最早几期的一期中，布朗森写道：“卡尔霍恩先生的理论虽然毫无疑问是论述联邦宪法的正确理论，但它仍不够充分。……事实上，它没有阻止联邦政府那些不平等、不公正和压迫性的政策。1833年，南卡罗来纳奋力争取到一次妥协；但那个可憎的政策在1842年又复活了，至今通行无阻，没有哪个州再做提出异议的努力……如果恰当地判断，各州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以在其领土内废止这个讨厌的税法，并禁止其国民或公民服从它。……协议各方是平等的，并不存在公认的仲裁者，因此每一方当然可以自行决定废弃协议及补救的措施和方式。”＇58＇
总统杰克逊将军对于卡尔霍恩其人其言都抱有强烈的厌恶。他发誓他要以叛国罪指控他，他将被吊死在比吊死哈曼更高的绞刑架上。深夜，他这位副总统的一份宣布国会法令无效的声明送到了他手里，他在一阵狂喜中把政府的法律官员从床上叫起来，说这算不算是一件终于该处以绞刑的事件。他颁布了一道宣言，谴责拒绝执行原则和南卡罗来纳的行动，干练地草拟这份宣言的人是国务卿利文斯顿。在立法史上，他作为路易斯安娜条约的作者而闻名于世。那天的第一个演说者韦伯斯特，尽管不是行政权的支持者，但承担了在参议院回击卡尔霍恩的任务。时间一到，他便被总统马车从住处请出。他这次演说被视为他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说，联邦之友认为它是对州权的决定性打击。麦迪逊已接近其漫长职业的终点，写信祝贺这位演说者，其中的话却应被视为警告：“它摧毁了拒绝执行权，而且必然加快脱离权的放弃。但由于混淆了任意脱离权和因不可忍受的压迫而脱离的权利，使这一打击没有切中要害。”脱离权仅仅是异议权之外的选择。基于宪法让后一原则失效，南部便失去惟一可能的保护，无法摆脱不断增长的多数暴政，因为拒绝执行权的失败与纯粹民主观的最终胜利是同时出现的，这时少数人的权利没有保障已成定局，多数权力不受约束得到确立。卡尔霍恩精心设计的理论，是把联邦从其宪法缺点中拯救出来的一次最真诚的努力。按照宪法的字面意义质疑它是否合法是无用的，因为它与自杰斐逊以来发展出的精神肯定是相互矛盾的。韦伯斯特可能是法律最正确的解释者，而卡尔霍恩才是联邦真正的捍卫者。甚至联邦主义者也做出过危险的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当没有法律救助时，脱离是完全正当的。利文斯顿提出的观点是，“假如法案是少数人的法案，在其执行时无法提交最高法院裁决，假如这一法案根据州的观点证明了退出联邦的风险的合理性，那么这种最后的极端措施便可立即付诸实施。”＇59＇
克莱的传记作者揭示了拒绝执行权和脱离权之间的密切联系，尽管他没有看到，前者不是后者的后果而是它的替代。“拒绝执行权的最初想法无疑仅限于一州在其司法管辖权内使联邦法律或法规无效，而并未思及彻底脱离而独立。然而，鉴于拒绝执行在实际运作中很难在脱离前悬崖勒马，于是，赞成最初有限意义上的拒绝执行权的人，后来开始大胆地主张脱离权。”＇60＇
实际上，尽管南卡罗来纳的要求被否定，它仍然胜利了。税令被撤消，抵抗者的领袖克莱提出一项妥协法案。它被视为一个很大的让步，所以尽管韦伯斯特表示反对，卡尔霍恩还是接受了它，并且它得到了实行。但那个罪恶的日子，那场最后的危机，只是被推迟了。国家的精神走上了一个使它不可能得到恒久制约的历程；肯定会出现新的机会，使人能够再次断言公意万能，让行政权表现出对它的彻底屈服。新一轮论战已经开始，它从此使从1828到1833年动摇联邦的问题相形见绌。商业问题并未解决，从克莱妥协法（Clay’s promise Act）到1861年默里税会期间，经济对抗和北部一方扩张利益的决心从未停息；1837年，杰克逊在他的告别演说中，为这个充满了他的名字的时期描绘了一幅阴郁而令人沮丧的图画。“很多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为获得沉重的贸易税，为使税收超过公共服务的真实所需而不断努力；国家已经感到了他们联合影响的有害后果。他们成功地得到一项税收，承担这一最具压迫性义务的则是社会中的农民和工人阶层；他们成功地建立起无法在国会被授予的权力范围内得到有效利用的国库；为了把这种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税收体制强加于人民，到处都在提出国内发展的奢侈计划以浪费金钱和获取支持。……依赖于此，滥征国税以及把让你们承担超出政府经济需求之外的税赋的计划，至今未被放弃。为了加重税赋和建立充盈的国库而团结起来的各种利益集团是如此强大，下的赌注是如此之多，所以不可能在斗争中甘拜下风。从事大型制造业的公司和富人，需要高额税以增长他们的收益。精于权谋的政客们会支持它的，因为他们要博得这些人的支持，要获得挥霍的手段，要收买其他方面的势力。……内讧的形成，自由受到威胁，都是由于你们内部，由于贪婪，由于腐败，由于受挫的野心，和对权力的过度渴求。”＇61＇
杰克逊本人应对国家政治状态中许多最可悲的事负责。民主化倾向始于杰斐逊统治下，在杰克逊任期内达到其顶点。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这方面的极大变化。纯粹民主需要官职的迅速轮换，其原因在于，既然一切人对于公职的权力和收益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必须认为他们对此几乎有着平等的资格，不需要长期经验（以致在雅典公职是用抽签的方式分配），因此应当让尽可能多的公民连续参与行政管理。它取消了治者与被治者、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加强前者对后者的依赖。起初并未认真考虑这种轮换。华盛顿在八年中只辞退了九名官员，亚当斯只更换了十名，麦迪逊五名，门罗九名，约翰·昆西·亚当斯时只有两名，原因是这二人缺乏特定的资格。杰斐逊当然喜欢公职的轮换，当他为了给支持者提供空缺而更换39名公职人员时，引起一场暴风雨般的愤怒。杰克逊在继任更年轻的亚当斯之后，立刻便更换了176人，而在他总统任期的第一年，共有491位邮政长官丢掉了自己的职位。埃弗雷特先生所言极是：“可以说，对于宪法限制的尊敬明显下降，是这个时期政治倾向的普遍特色。一方面是在宪法解释中有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混观点，另一方面有关被人民的绝对多数送上权位的总统所代表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含混观点，占了上风。”＇62＇
这正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期，他做出了以下判断：“当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在美国遭受不义时，他可向谁求助？向公共舆论？正是它形成了多数。向立法机构？它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它。向行政权？它被多数任命并作为它的消极工具提供服务。向政府军队？它不过是武装起来的多数。向陪审团？它是被授予发现事实的权利的多数。在一些州，法官本人即是被多数人选举的。无论你承受多么邪恶或不合理的政策，你只能服从。”＇63＇一些杰出的美国人非常同意他对事情发生过程的批评和先见。1818年司通理写道：“一群新人正在崛起，他们将统治这个国家。他们是哗众取宠者；他们野心勃勃，但与其说是为了官职的荣誉，不如说是为了它的收益；他们蛊惑人心，玩弄原则，追求的不是公正，而是一时的庸俗喝彩。严重的、极为严重的危险是，这些人将攫取民众的大量支持，从而将统治这个国家。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在有生之年就会看到，我们大多数最好的制度将化为灰烬。”＇64＇
以下的段落来自他论宪法的结论：“在制宪会议中不止一次几乎要毁了联邦的致乱因素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在尖锐和激烈程度上有了难以估量的增长。……在这些情形下，如果联邦一旦瓦解，再制定一部整合全境的新宪法是不可能的。我们将分裂为几个国家或邦联，在权力和利益上相互对抗，太过傲慢而不能容忍伤害，相邻太近而不能缓解或打消报复之心。在1834年2月18日，他论及杰克逊的执政：“我对一个无法隐瞒的事实感到耻辱，即尽管我们生活在共和制的形式之中，实际上却是处在一个人的专制统治下。”几年后，1837年11月3日，他告诫马蒂诺小姐说，她过高地评价了他的国家：“你忽略了一个堕落的权力授予者的可怕影响和这种官职任命的专断体制，它在我们中间已经造成了如此广泛的恶劣影响，有可能摧毁我们公民自由的一切保障。……我想你本应认识到，在共和国中也可以实行一种像任何形式的君主制之下一样不可抗拒和具有破坏性的专制统治。”
南部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想法与这位新英格兰法官如出一辙。卡尔霍恩说：“我不在意政府的形式是什么，如果政府是不受限制的专制政府，那么无论它是在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手中，它都一钱不值。……这些政策破坏了两派之间的平衡，而政府通过把这种制度中的所有权力集于一身，正在使它的性质发生剧烈的改变。……曾是立宪制的联邦共和国，如今事实上变成了如同俄罗斯独裁者一样绝对专制的国家，它表现出和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绝对政体一样的专制倾向。……这个政府以及控制其所有部门的北方派不断增长的权力，造成了这一过程。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才产生了一种印象：几乎没有任何限制阻止政府为所欲为。”＇65＇同一时期科贝特写道（尽管他指的是一个更早的日期）：“我在宾夕法尼亚共和制政府下生活了八年。我要声明，我认为那是世人所知道的最腐败最专政的政府。……我充分目睹了共和制政府，这使我确信它徒有其名不值一文。”＇66＇钱宁谈到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即欧洲自由主义对于美国共和主义的影响：“自从我们的革命以来，我们一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愿意信仰我们的自由制度，他们在几乎不受限制的公民选举权中看到了动乱和崩溃的萌芽。当煽动家们成功地激起无知大众的热情，获得了职位与权力时，这些反大众的一派也壮大了，而在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