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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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够比拉蒙纳和弗罗斯查默案件发展的实际过程更好地说明这一真理。他们是两个最著名的恰当例证，他们是两种对立错误的写照，正是由于这些错误，有关教会权威和自由的正确观念，被罩上了一层障眼的薄雾。拉蒙纳的书信和弗罗斯查默后来的著作，提供了一种就使所有那些人有所警觉的启示：他们由于无知，或是由于胆怯或信仰的虚弱，对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和谐产生了绝望，他们或是认为一个必须屈从于另一个，或是认为两者应彻底分离各行其是。其中拉蒙纳选择了前者，弗罗斯查默选择了后者，一方夸大了权威的权利，另一方则导致极端的独立主张，这使得他们殊途同归。
当拉蒙纳衡量科学的兴衰、观点的繁多、理论的混乱和冲突时，他开始怀疑人类对真理的所有检验的有效性。在他看来，科学基本上受着法克服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由于对它的方法的无知，他认为这些方法只能获得一种或高或低的可能性，而不能给出一个严格的证明，或在混乱的意见潮流中分离出沉积于其中的真正知识。他拒绝承认有这样一个领域：在其中形而上学可以谈论绝对的确定性，由历史和自然科学建立的标准可以既非权威亦非命令，学派的学说与教会的利益都没有干扰的权力或躲避的权利。在他看来，这些科学呈现着一种混乱，不可能通过任何内在的自我发展达到秩序与和谐，它们需要一种外部指导的行为以驱散其黑暗和消除其不确定性。他认为，无论多么严格的研究，都无法让知识的任何部分名符其实。除了有赖于人类的普遍传统，被罗马教廷永无谬误的判断所记录和支持的确定性之外，他不承认任何确定性。他向那至高无上的普遍的权威交付所有权力，所有的问题都向它求教。他利用这个权威的手段消除人类智力范围内的所有歧见，处置一切争执，解决科学问题，调整国家政策。
他相信，在罗马教会的专制主义中寻求信仰保护的极端的教皇至上论，是天主教体系的根本原理。在他的眼中，所有拒绝它的人们，包括其中的耶稣会成员，都是越山主义者（Gallicans），而越山主义是基督教观念的腐败。＇2＇他在1820年11月1日写到：“如果我的原则受到拒绝，我看不到其他有效保护宗教的手段，看不到对我们这个时代不信教者的辩言的断然回答。这些原则怎样会对它们有利呢？它们只是伟大的天主教格言的发展，quodsemper，quod ubique，quod ab omnibus．”朱伯特在谈到他时十分公正地说，当他为了只保留权威的基础而破坏了人类确定性的所有基础时，他也摧毁了权威自身。引导他混淆人的因素和罗马教会中神的因素的信念，注定要受到最严厉的检验，而他对教皇永无谬误的夸大，证明了是他的宗教信仰的致命伤。
1831年在巴黎是买不到《罗马每日祈祷书》的。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到拉蒙纳赞扬罗马的努力将受到法国大多数主教与牧师以及圣撒阿皮斯学院反对的程度。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措辞过于强烈，以致不能被他用来表达对那些拒绝他的教诲和阻挠他的目的的人的憎恶。他责骂主教们是愚蠢的信徒，并且难以置信地盲目，超过了天生的愚昧。“耶稣会会员，”他说，“是grenadiesde la folie（愚笨的赳赳武夫），把愚蠢与最令人厌恶的热情集于一身。”＇3＇他认为在许多教区有一种摧毁宗教的阴谋，教会的分裂即将到来，牧师对于他的原则的抵抗预示着在法国天主教将被摧毁。他确信罗马将帮助他代表它的权威反对其无信仰的攻击者，帮助他努力使教士们将争端诉诸于它，以便从教皇的口中接受永无谬误的永恒真理的神谕。他说，教皇的无论什么决定都将是正确的，因为只有教皇永远正确。有时可以反抗主教，但永远不能反抗教皇。即使对他加以劝告，也是既荒谬又亵渎神明的。他说，“我已在《罗马日志》（Diario di Roma）中读到查图布里德对圣灵的建议。无论如何，圣灵受到了充分的警告，如果这时他犯了一个错误，那将不是这位使者的错误。”＇4＇
三位教皇逝世了，但仍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反对他始终予以指摘的叛逆者。这种冷淡使他震惊。罗马本身也受到越山主义的影响，并与那些阴谋破坏它的人联盟了吗？因这种无法解释的淡漠而发生的，除了教会分裂还会是什么？沉默对于他的信仰而言，是一种令人痛苦的折磨。他说：“让我们闭上眼睛，让我们召唤圣灵，让我们聚集心灵中的所有力量，我们的信仰不能被动摇。”＇5＇陷入困惑的他，开始在教皇和罗马教廷之间做出区别。教皇的顾问是叛逆者，是外在世界的黑暗中又聋又瞎的居民；只有教皇本人永无谬误，绝不会如此行动以伤害信仰，尽管当时他不了解事物的真实状况，显然是受到了错误报告的欺骗。几个月后，又有了对教皇和至高权力做进一步区分的必要性。如果来世论（doctrines of the Avenir）已引起罗马的不悦，这也只能是由于政治原因。如果教皇受到冒犯，他不是作为基督的代表被冒犯，而是作为与在欧洲政治体制中相关联的一个世俗君主被冒犯。他作为教会的精神首领，不能因为作者们为了教会的至高利益而牺牲所有人类的和政治的考虑而谴责他们，而是必须同意他们。当波兰革命使政治问题更为重要，拉蒙纳越来越相信格利高里十六世周围那些人的邪恶和教皇本人政治上的无能。他将他描绘成一个哭泣的乞求者，他没有主见，处在周围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而又疯狂的白痴们正在努力加重的黑暗之中。他仍感到放心。当教会的基础受到威胁，当一种基本教义在18世纪第一次处于危险中时，最高权威可以拒绝表态，至少他不能表态反对真理。他带着这一信念最后一次来到罗马。然后他发出了指责。他的全部影响力所依靠的支柱，在他的手中打碎了，他曾经大事吹捧的权威转而反对他，他的信仰失去了支持。他的学说不能为这一紧急事件提供任何帮助。他服从，不因为他是错误的，而因为天主教徒没有权利维护教会，如果它反对即使是一位犯错误的教皇的至上意志。他相信自己的沉默将损害宗教，但他仍认为沉默和放弃神学是他的责任。他不再相信教皇不会错误，但他仍相信他不能合法地拒绝服从。在仍留在教会的两年中，他对她的学说的信仰很快破碎。在教皇通谕发布后的两个月里，他写到，教皇像其他君主一样，似乎谨慎地避免任何致其毁灭的大错。三个星期后他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罗马的腐败。他预言宗教等级体系即将告别旧的君主制度，尽管教会不会死亡，但是他不能担保说它将以其旧形式复活。他说，教皇如此热情地拥抱反基督教的专制主义事业，以致于要让他作为其首脑的宗教断送在他手里。他不再认为从教会的外部组织中区分出永恒因素是可能的。他承认教皇个人易犯错误，并宣布尽管没有罗马不可能成功地保卫天主教事业，但是对它已不能抱任何希望，它似乎已使天主教走上了死路。他不久之后说，教皇与国王勾结在一起反对宗教的永恒真理，教会体制已没有存在的价值，一种曾经造就了教会和教皇制度的转变，将在18世纪后的格利高里时代使二者寿终正寝。在随后的一年结束之前他停止与天主教会的来往。拉蒙纳的堕落作为一个警告无论多么引人瞩目，也是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因为他没有任何忠实信徒，他所喜爱的门徒们都成了法国天主教最能干的捍卫者。但是，把宗教真理与世俗真理相分离，否认它们拥有在解决所有为它们的和解与联合所必要的要素，由此造成的一个自然后果，却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在更晚的时代，同样的错误沿一条相反的道路，引起了更为可悲的结果，对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可能性的怀疑，再次让一位哲学家陷入异端。在拉蒙纳的堕落和与弗罗斯查默的冲突之间，天主教教士中许多形而上学的作家受到了罗马的审查。这只需提到法国的鲍泰因、意大利的罗斯米尼和奥地利的昆舍就够了。但在这些事例中没有发生丑闻，裁判得到了迅速和由衷的服从。在拉蒙纳和弗罗斯查默的事例中，除了权威问题外，最初并没有提出任何思辨性质的问题。比较他们之间的理论将说明在这两个人经历中的相似之处，同时也可解释在拉蒙纳的孤立和弗罗斯查默的影响之间的明显差别，尽管一位是法国最善辩的作家和一所重要学校的领导，而另一位在后来的争论之前并不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由于宗教并未在法国复兴，而当时一位法国哲人写到，在一个世纪的最后25年里巴伐利亚一直以其人民的信仰而闻名于天主教国家，这种对比就更为显著。拉蒙纳仍无力伤害教育程度较差的一代天主教徒，而弗罗斯查默，尽管说服的才能较低，却在教皇至上论的故乡赢得了有教养人的追随。
这一难题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是拉蒙纳哲学的狭隘。在与罗马教廷论战时，他已经多少失去了他的传统主义的理论眼光；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上，针对的是调和宗教与自由的问题——一个仍占据着法国最优秀的头脑的问题。但是，一种政策观点怎么能构造一种哲学呢？他最初认为，对于教会而言，获得自由的保护是有利的，它应谴责旧制度正在失败的事业。但是与过去它的事业更强大时使它站在了专制主义一边的类似论证相比，这并不更像是一种哲学。然而，既然博纳德已经确立了绝对君权的信条，拉蒙纳便与自由同行。他说教会在自由一方，因为这是正义的一方，而不是因为它是更强大的一方。德·迈斯特在复辟时代看到了天主教原则的胜利，而拉蒙纳在1830年的革命中看到了它的胜利。
显而易见，对于一种哲学，这是个过分狭窄和暂时的基础。教会所关心的，不是1789年、1815年或1830年这些日子所记载的原则或事业的胜利，而是正义和正义事业的胜利，无论它是属于人民还是君主，属于一个天主教派还是它的反对派。教会同意接受公法和政治科学的检验。当它们宣告一次反抗或战争的正当性条件存在，教会便不能谴责那种反抗或战争。教会在判断这些事情时所遵循的标准并不属于教会，而是从不受教会控制的其他领域借来的。科学是如此，法律和政治学也是如此。其他真理与自然法或实在法中所包涵的真理一样确定，而其他义务就像规定了人民和权威之间的关系的义务一样必要。在教会的政治行动中置权利于便利之上的原则，同时适用于历史学或天文学。教会犯下政治错误，就像犯下科学的错误一样，都是与它的事业不一致的。教会的利益也许会被某种政治上正义的政策或因为承认了某个事实或文件而受到损害。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教会都不能以否认真理为代价来保护它的利益。
在科学或多或少已与宗教无关，而天主教徒或多或少忽略学习科学的时代，让这一原则获得承认是非常困难的。在教会的眼中，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有相同的要求和相同的条件。天主教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评判政府的政策和科学的发现。公法可以使推翻天主教君主如詹姆斯二世，或支持一个新教君主如那位普鲁士国王，成为一项强制性命令。科学的证明可能迫使我们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运转，或《君士坦丁捐赠》（Donation of Constantine）是伪造的。宗教的表面利益有许多理由反对这一切，但宗教自身阻止这种想法抬头。那些尽力捍卫原则的作者们一直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通常是从自己实践目标的永久不变的立场去考虑它，因而没有获得那种对全部真理的追求本来可以向他们揭示的普遍的观点。法国的作家们为政治自由，德国人为思想自由做了很多事，但一种事业的保卫者对另一事业的同情如此之少，以致他们忽视了从二者共同的立场去保卫他们自己的事业。几乎没有一个天主教作家深入到使他们产生的共同根源中去。即使是在今天，这仍是天主教著述中最重大的缺陷。
在提供了这一错误的主要事例的大多数人中，特别在拉蒙纳那儿，它所暗示的信仰的衰弱是把一切知识都变成意见，失于重视方法研究或科学证据的思想不严密结合在一起。但是，一个身披德国科学甲胄的教士怎么会在同样的探索中完全失败，并不容易解释清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必须回到弗罗斯查默的理论产生的时代，回顾它从中萌生的环境。
为了调整科学和权威之间的关系，罗马的策略很久以来一直是节制和适应。在对待文学方面，它最重要考虑是惧怕丑闻。书之被禁，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叙述被否定，而是因为它们看来有损道德，贬斥权威，危及信仰。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真实。因为孤立的真理由于猜测的阻隔而脱离了其他已知的真理，使谬误有了建立它的堡垒的空间，就有可能给那些没有准备和不稳定的头脑提供有害的场所。政策因此允许真理只能以假定的方式提出，或完全压制它们。后一种选择特别适用于历史研究，因为它们包含着大多数危险的因素。在这些研究中，知识的进步数百年来一直在迅速而可靠地不断进行，每一代人都揭示了大量以前未知的信息，不断涌现的出版物总是给人以新的刺激，以及越来越丰富的探究基督教历史的方法。这种探索已渐渐揭示出基督教权威的整个政策和进程，撩开了它和其他权威一样试图用来掩盖现在过去的神秘面纱。在教会管理中人的因素竭力掩饰或否定自己的存在，以便它可获致权威必然渴求的那种绝对服从，保留由于意见微弱才得以存在的永无谬误的光环。如今，对这一人的因素之虚假部分最严厉的揭露，证明了历史上教会高层中的无可否认的罪恶、错误或欺诈。其实，并非任何历史都在提供或能够提供破坏权威（教会的教义宣称，这种权威对于它的存在必不不可少）的材料。但是正当权威的正确界限是一回事，而权威发现努力占领对它有利的领域则是另一回事。教会的利益不一定与基督教政府的利益完全一致。一个政府不愿它的权力受到严格地限定，而人民则要求越来越精确地划出这条界线。权威让人民对它的错误保持无知，让人民对它抱有迷信般的崇敬，它就会受到他们的保护。但是宗教不能借助任何错误的手段：这种伎俩只会损害良知；事实上，这种伎俩给予基督教政府中人的因素一种极为可怕的影响手段，这是不管多少相关丑闻也做不到的。因为这些伎俩是拥有立法权、惧怕攻击、否认责任从而回避审察的世界政府的伎俩。
长久以来，禁止历史审察的重要工具之一是禁书目录，它的目的不仅是反对谬误，而且是具体地反对真理的某些领域。教会一直在利用它竭力使信徒接触不到教会史知识，传播一幅有关教会的进步和活动的荒诞而虚伪的图画。如果教会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当社会被争论所吸引时，对知识的评价便只根据它是否有利于争论的目标，它就会发现这种手段就其目的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