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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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机主教安东内利公开避免与大会的准备活动扯在一起，他身边全是一些不属于统治阶层的神学家。他从未学会怀疑永无谬误说本身，但是对它可能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保持高度警惕。他认为教皇正在准备对付初任职时的那些困难的再次发生。他作为一个神学家并没有得到信任，或向他征询有关神学的问题；然而，他被期待着抵挡那些不知畏缩的伎俩。
教皇请求外交使团帮助他减轻误信的德国人的惊慌。他向一位外交官保证说，《文明》并不代表他的意见。他告诉另一位外交官，他将不批准任何可能在主教中引起异议的提议。他对第三位说，“你来到了一个祥和的地方。”他把自己召集公会议的目的说成是为了获得救治传统弊端与现代错误的方法。在对一些主教的讲话中，他不只一次谈到，他不会做出可能在主教中引起争议的任何事情，而只满足于发表一个支持不宽容的声明就行了。他当然期望天主教能够在英国和俄国享受到宽容的好处，但是一个信奉排他性救世说的教会，必须拒绝这个原则。这些讲话的意味是，惩罚理论将起到永无谬误说的替代作用，也即，如果作为统一天主教之方式的宗教法庭被组织起来的话，阻挡永无谬误说之确定的最大障碍就会被排除。的确，永无谬误说似乎只是一个目的的手段，这个目的通过其他方法也可以达到；如果有教令确认《邪说汇编》的第二十三条，宣布任何教皇都从未超越他在宗教、政治和道德上的正当的权力界限，教皇也就满意了。
当12月上旬调整大会议程的发布时，大多数主教认为可以放心了。教皇独自承担提案的初步审查工作，并总揽大会官员的提名权。他邀请主教们提出自己的议案，但是要求他们首先提交给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教皇自己任命的，半数成员是意大利人。如果某议案被允许通过，仍需要获得教皇的批准。因此教皇可以随意排除任何一个议题，即使全体会议成员都希望讨论它。选出了四个委员会做大会和教皇之间的协调工作。当某一教令经过讨论，受到反对，便连同修正意见一并被提交给其中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在神学家的帮助下重新考虑。当它带着该委员会的修改和意见返回大会时，即不再讨论便付诸表决。大会讨论何种事项，取决于一些幕后的神学家，大会表决何种事项取决于一个二十四人委员会的多数成员。正是在这些委员会的选举中，主教们获得一个影响教令形成的机会。但是，教皇的神学家占居着优势，因为他们可以被召去在这个委员会中辩护或改动他们的意见，而那些发言或提出修正意见的主教却被排除在外。实际上，初步审查权是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即使会议的第一项规则仍起作用，主教们也不可能恢复怀疑，重新设下为不可预测的辩论做准备的困难。由于只允许对教令辩论一次这个错误，而且按神学家们拟定的原样进行表决，这一规则最终失去了作用。这一措施的制定者并不期望任何真实的辩论。它与特兰托会议处理事务的方式大不相同。在特兰托会议上，主教们的权利得到正式肯定，外交代表被征询意见，主教们在集体讨论之前分组讨论。所以，特兰托会议规则的文本受到严密的控制。还有进一步规定，发言报告不应分发给主教，凡与大会事务相关者，一律要最严格地保守秘密。开始主教们并没有义务遵守这项规定，但是后来被通知说，违反这项规定是严重的犯罪。
这个重要的规定并没有成功地禁止公共舆论的行动。它只适用于大会辩论；许多主教们在轮到他们发言的会议之前，热烈而自由地讨论，甚至超过了他们的言论若被新教徒记录下来在国内反对他们，他们所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印发的七百份的文件不可能处在保密状态。规则也不得不向使它失效的例外低头。系统的掩盖，以及在解释与措辞上丰富多彩却回避事实本质的辩解，使罗马的用心失去了人心。以通常的官方语言表述的文件，被人们突破限制公开于世，以为它能透露出一些黑暗中的秘密。秘密讨论助长了夸大报道的风气，扩大了捕风捉影的范围。罗马对讨论没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天主教世界满是那些重要主教们各自的拥护者。拥护者的偏见危害着主教们的尊严，影响着他们的辩论。不论说了一句什么话，皆被重复、夸大和歪曲。不论何人所说的话，只要是不能在大会上说出的一句针对对手的尖刻的话，他就知道听众将会高兴地传播开去。奥拉之战重又开演，武器是轶闻、警句和谎言。会议早期流行着一种彬彬有礼和高贵典雅的交际风气。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做完一个阐述反对意见之实际情况的发言，走回自己的位置。当他经过会议主席时，主席们鞠躬表示敬意。2月，大会曾静静地听取斯特罗斯马耶和达尔包对罗马教制的公开批评。对立双方互相给予言过其实的赞扬，就好像不同意见并不重要，他们是同心同德一样。随着阴谋加紧进行，疲惫、兴奋、四处活动的人们，使得语气变得更为尖刻。2月，拉瓦勒主教公开指责杜庞卢是一桩耻与人言的密谋的中心，并表示宁死也不愿与如此的邪恶扯上千系。一个少数派说他的对手在某某时候就像一群自鸣得意的牛。到那时，大会的整个气氛已经改变了，教皇亲自出马了，粗暴的语言和态度已成为早日达到目的的策略和工具。当大会开幕之时，许多主教就为诏令《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感到迷惑和沮丧。他们担心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因为，即使不提出教义问题，他们的权利也可能被剥夺，以便使教皇在教义中处在最高的地位。一位枢机主教告诉教皇说，会议规则将受到抵制。但是庇护九世知道，在750名主教中流行着一个愿望。那些在文明的中心一言九鼎的人们，那些在三个月前与野蛮人、巴黎圣母院的传道士、德国教授、美国西部的共和主义者进行艰苦斗争的人们，那些具有各种各样的磨练和各种各样的经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他们要像罗马当地的高级教士一样自信而急切地欢呼教皇为永无谬误。抵制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无望的。那些二十年来不愿表示服从的主教们现在联合起来给教皇脸上抹灰，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在1867年的致词中公开承认，他是所有基督徒的教父，是圣彼得的代言人，他们将信仰和传授他所信仰和传授的东西。1854年他们允许他宣布一条教义，他们中间曾有些人感到害怕，一些人表示反对，但是当他没有通过大会的形式就宣布教令时，所有的人都屈服了。最近出现的反对不值得惊慌。富尔达会议的主教们担心出现德国那种后果；但是他们肯定，全体主教团结一致，不会再有新的教义。他们对罗马正在筹备的一切知道的一清二楚。假如他们的告教友书不意味着永无谬误说不是新教义，所有的主教都信仰它，那么这封信便没有意义。即使是奥尔良主教也避免直接抨击这条教义，声明他忠于教皇，并期望大会将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可以肯定，任何真正阻挡该说之确定的企图，都将被这些主教的优势力量所征服：他们被现代的教会体制置于一种依附罗马的地位。
只有德法两国的主教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地位进行抵制的主教；罗马所不得不与之斗争的，也只有法国的现代自由主义和古老的越山主义，以及德国的学术界。越山主义的学派几乎绝迹，它在其他国家没有立足之地。它主要的对手是自由派人士。自由派中思想最深刻的人们意识到，罗马像巴黎一样都有害于宗教自由。但是，既然《邪说汇编》使得不与罗马冲突便不可能继续追求自由事业，所以自由主义已不再信心十足。自由振瓦解了。他们假称，自由主义的真正敌人不是教皇，而是一份法国报纸，他们以国王的名义同国王的军队战斗。当奥尔良主教发表告别信时，他们便退出战场，让他独自去冲锋陷阵。蒙塔朗贝是一位最坚强的自由派人士，此时变得非常孤立。他日益激烈地指责这些旧友背叛原则。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沮丧之年，他脱离了沉溺于罗马主义的本国教士，感到他的思想家园是莱茵河畔。就在最近，科布伦茨演讲深深触动了蒙塔朗贝的心灵，它的思想在德国广泛地传播。这些思想受到大学的欢迎，但是从讲台转向外部世界的过程艰难而缓慢。罗马理论的入侵增长了反对它们的那些人的力量和影响。但是大学地位的上升又使它们与主教发生直接的对抗。奥地利主教一般处在大学的影响范围之外，而德国主教普遍与之处在敌对状态。12月，德国最著名的一位主教说：“我们主教投身于自己的工作，我们不是学者。我们急需学者的帮助。我们期望，大会只提出依据实际经验和一般常识就足可处理的问题。”德国所利用的神学力量仅仅是偏向主教的那部分。
大会开幕之际，知名的反对派有四个人。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过去没有公布他的观点，但是他一到罗马便把它公之于众。他随身带来一篇印好的文章，题为Desideria patribus Concilii oecumenici proponenda（《向大公会议吁请书》——原文为拉丁文），该文借鉴了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的思想，他们是他所在的波希米亚教会的教师。他恳请罗马教会不要增加不必要的信条，尤其是不要确定永无谬误说，确定该说有重重困难，而且会动摇甚至是最虔诚的心灵中的信仰基础。他指出《禁书目录》不能再如此实行下去，并力劝教会应当在促进自由和知识而非特权和强制中寻求自己的力量，应当借鉴民主制度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他热情地倡导正成为匈牙利兴起的自治制度。与施瓦茨贝格、杜庞卢和马雷不同，巴黎大主教并没有对大会采取敌意的行动。但是在所有来客中他是最令罗马害怕的。教皇曾拒绝任命他为枢机主教，并给他写过一封谴责信，批评他很少受到主教的支持云云。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零星地反对某项措施，而是反对教皇制的特殊精神。与教会思想相适宜的那些惯常偏见和狂妄主张与他格格不入。他既不狂热，也不优柔或矫饰。他有敏锐的判断力，完美的性情和极其丰富的智慧。利用《邪说汇编》这一机会来给教皇灌输中庸之道，符合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噢，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你的责难颇有威力；但是你的祝福更有效，上帝在本世纪中叶擢升你到教皇的宝座，你可以为这个赎罪，为那个封官。让它们成为你的责任吧：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把自由与权威结合起来，把政治与教会结合起来。宗教、时代与苦难赋予你三重权威，你以此所做，以此所说的一切，对各国的前进或后退都有深远的影响。从你那博大的基督徒胸怀里发出一句话吧：赦免过去，安抚现在，开辟通向未来的坦途。”
曾让许多没有疑心的主教受到哄骗的各种保证迅速消失了，他们意识到正面着对一场阴谋。如果他们不慎同意欢呼的表决方法，这场阴谋便即刻成功；如果他们让自己落入《Multilices》（《教皇诏令》——原文为拉丁文）诏令的圈套，它最后也必定成功。有必要使通过任何教令都必须经过合理的讨论，有必要作好准备以抵制大会的议事规则。12月10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场面混乱。但是，一名来自土耳其边疆的主教站出来反对会议规则；大会主席阻止了他，说这是教皇决定的，并没有提交给大会审议。主教们感到他们落入了陷阱。一些人开始考虑打道回府。另一些人则争辩神授权利的问题受到议事规则的破坏，他们非要把会议的存续在这些权利的有无上不可。许多人更热心于这个法律问题而不是教义问题，并且受到一些目光更加敏锐的人士的影响。如果他们对永无谬误说的教义问题有所共鸣，他们是不会与这些人士发生联系的。对权利受到侵犯表示抗议的愿望并没有很强的凝聚力。主教们还没有互相认识；而且，他们曾给国内的会众灌输这样一种观念：罗马是值得信任的，所以他们要展示教会的团结，击败敌人的冷嘲热讽，所以他们并不马上就承认他们发现的事实所表明的全部意义。一个结构如此松散的团体不可能是坚强有力的。软弱分子必须被清除出去，坚定者必须紧密地团结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有效的反击。他们签署了几份没有成效的抗议书。他们祈求，他们不去抵制。
可以看出，罗马拒绝外交官的介入使它获得了很多好处。因为，若非如此，大会的形式和规则就要承认外交行动。向大会派出代表的想法是法国人重新提出来的。于是一场令人厌倦的谈判开始了，它持续了几个月。除了时间拖延外，一无所获。直到干涉政策不光彩地结束，教廷可以对付孤立的主教之时，才提出实质性问题加以讨论。而且，只要政治势力还有可能将永无谬误说排除出大会的范围之外，反对派便不会提出它的真正主张。这个联盟是不稳定和虚假的，但是它在这个状态中维持了很长时间，使次要的势力也能够为争取发言权做一番努力。
在抗议的主教们还没有抗议永无谬误说的时候，存在着一种阻止反对诏令转变为反对该说的可能性。格勒诺布尔的主教被认为是其国人中一个优秀神学家，此时被探询他的意见和态度：他实际上是承认该说的。同时，奥尔良主教的教友则坚称他所质疑的不是该教义，而是该教义的确立；马雷在他的那部书中宣称他仅仅反对教皇永无谬误说。如果主教们被分别征询意见，并被告知永无谬误说不会形成教令，彻底反对该说的主教将是极少的。有很多人或是从没有认真考虑过永无谬误说，或是以为尽管它在争论中经不起证据的检验，但是对于一个虔诚的人而言是正确的。威斯特敏斯特大主教似乎抱着这样的理解，他认为除了主教大会是永无谬误的之外，教皇则不是。他要求，这些话在被译成法语时，应当具有独立而又不互相排斥的意义。体现着双方的相同观点或相互认可的意见的一个含糊的表述，要比意见一统更有利于自由，同时也不会增强教皇的权威。罗马决心谨慎地处理这件事情，调动它的强大机器，充分利用组织和预先知道信息的优势。
大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选举教义委员会，一个权威人士提出一项建议，即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公平地代表不同的意见，应当包括一些主要的反对者。否则，他们就会被迫听从其他势力而非支持他们的人、就会脱离朋友而转向敌人、就会感到来自官方的压力、这样反对派就无法存在了。如果这些慧识得到采纳，7月的丰收在1月就可以收获，同时后来的长期斗争所产生的倒退也可以避免。枢机主教德·安杰利正在组织一场虚假的选举。他得到了大主教曼宁的如此建议，但是采取了一个相反的更谨慎的方针。他让人把一份印好的名单下发给所有易受影响的主教，该名单排除了所有不站在永无谬误说一边的名字。
同时，几个国家的主教们举荐本国人作为候选人。为此，在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的主持下，大约四十几个德国和匈牙利主教举行聚会。他们的聚会不仅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