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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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几个国家的主教们举荐本国人作为候选人。为此，在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的主持下，大约四十几个德国和匈牙利主教举行聚会。他们的聚会不仅坚持下去，而且随着那些不同情反对派的人逐渐退出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人分成两组，一部分会聚在枢机主教马蒂厄处，另一部分则会聚在枢机主教博纳绍斯处。曾有人提出合并一处的建议，但是博纳绍斯出于对罗马利益的考虑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征询枢机主教安东内利的意见，报告说教皇不喜欢主教大规模的聚会。而且，如果法国主教合并一处，反对派就占据了多数，将决定候选人的选出。他们各自投票；博纳绍斯提供的名单对别国主教说成是法国主教们的共同选择。马蒂厄小组认为这是一个欺骗，决心诉诸教皇；但是马蒂厄看到一场暴风雨正在形成，自己将被教友们推举为代言人，就慌忙跑到贝桑松过圣诞节了。他这一小组的选票全部丧失。甚至格勒诺布尔主教在一次会议上赢得29张选举，在另一次会议上赢得13张选票，也被排除在委员会之外。委员会按选举组织人的愿望组成了，这第一次力量的检验似乎摧毁了反对派。处在教廷完全控制下的力量，可以从那些盲目投给候选人的选票上估计出来：这些投票人将选票投给了非本国主教所提出、不为他们认识的候选人，即他们没有荐举人选便将选票投给了官方名单上的人。按照这个估计，罗马可以控制550张选票。
一项已筹划两月之久的法案，选在这一胜利的时刻炮制了出来。这项法案废除了许多古代的罚令，更新了许多罚令。中世纪和16世纪的立法制造了将近两百个案件。这些案件无视事实，不经调查和判决就宣布将某人革除教籍。它们大都蒙上历史的尘土，或被当作从前滥施惩罚的事例。但是它们并没有被废止，而且因为并非全无道理，对善良者来说它们便是个解释上的困难。这一问题常常引起主教们的关注，有望被提交给大会；若是这样，改革的要求便无法回绝。难题在于：如何做到在有安全感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废除罚令，同时在不受主教的干涉下决定哪些必须保留。教皇独自保有赦免以下罪行的权力：庇护或支持任何宗振的成员，使教士在世俗法庭受审，冒犯修道院或没收教会的不动产。对匿名著作的禁止限于神学著作，因阅读列人《禁书目录》之书籍而被逐出教会者限于异端著作的阅读者。《禁书目录》除了让人了解时代精神和增加罗马党羽的麻烦之外，别无其他直接的效果。科隆大主教的代言人论证最后一条说，它并不禁止犹太人的著作，因为犹太人不是异端分子；也不禁止异端论文和报纸，因为它们不是书籍，也不禁止倾听别人阅读异端书籍，因为听与读不同。
与此同时，大会的重头戏开始了。一份长长的教义令发放下来，提请批准罗马掌权派具体的神学、经学和哲学观点。它表述极差，不仅受到外国人，也受到罗马人的严厉批评。一些德国人在一名意大利枢机主教的提醒下，首次注意到它的缺点。这第一个教令的文本所引起的不满是始料未及的。它并不期望得到真正的讨论。大会会厅虽然适合于举行仪式，但是因为设施极差，无法发言。而教皇却不愿意重换一处。条一次公开会议定在1月6日举行，而各委员会的选举一直持续到圣诞节。很明显，无法为该会做些准备，只有让该教令不经辩论就被接受，或者永无谬误说被欢呼通过。
在大会进行两周之前，一种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不满情绪逐渐加重。教皇的每一个行动，《教皇诏令》，有关罚令的法案，提交的教令文本，甚至决定他若去世大会应予解散的谕告，对主教们似乎都是伤害或侮辱。这些举动抵消了小心对付主教所产生的有利效果。单是对永无谬误说的反对尚不至于造成如此不利的局面。它们破坏了主教们对庇护九世的崇拜和迷信。教皇在维护他对大会官员和重要委员会的任命权时的傲慢，对选举的压力，对同国籍主教聚会的禁止，以及对在传声效果好的大厅里举行辩论的拒绝，激怒和警醒了许多主教。他们怀疑，他们被召集于此，乃是为了达到他们不愿达到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放弃权利，使教皇的权力更加专制。信心被深深的失望所取代，不满的情绪弥漫开来，这给时机到来时进行切实的抗议创造了条件。
圣诞节前，德国人和法国人的集会已近尾声。在枢机主教马蒂厄逃离和枢机主教博纳绍斯拒绝合并之后，后者的教友们滑向罗马，前者的教友们在巴黎大主教的住处举行聚会。他们同枢机主教施瓦茨贝格主持的奥地利·德国聚会一起，成为反对新教义一派的主力军；但是他们之间很少交流，他们的绝对民族主义观念使他们无法成为若干分散的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同情者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了集思广益，大约12名领导者组成了一个国际聚会，其中不乏最卓越的思想家，也有截然不同的意见者。他们团结得不够，不足以采取有力的行动，人数太少，不足以实施控制。几个月后，他们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是反对派的思想阵地，却不是它的指挥部。枢机主教劳舍尔是主持者。罗马恭维他是奥地利政教协定的缔造者；但是他担心永无谬误说将会毁掉他的功业；他是该说反对派中最坚定、最有力和最强烈的人。当12月28日开始辩论时，以欢呼通过的方式颁布教义的想法尚没有被抛弃。巴黎大主教坚持要求得到一个不采纳该方式的承诺。但是他被警告说，承诺仅在第一天有效，以后就不会再有了。于是他表明，如果突然采取这种方式，一百名主教将离开罗马，用他的话说，使大会在他们的鞋后跟陷入瘫痪。就这样，以突然决议的方式通过议案的计划被抛弃了，决定通过辩论来使它获得全面的支持。关于教义令的辩论始于枢机主教劳舍尔的发动。同一天，圣路易斯大主教为了不暴露力量和心中的怒火，只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在结束冗长的演讲时说，提交大会的这个议案是不配见到阳光的。这些以非凡的勇气、知识和拉丁语水平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的主教，得到高度的赞誉；而且当人们看到可以有真正的辩论时，大会的尊严与庄重也即刻增长。30日，两个人成功的发言震动了罗马。一个是格勒诺布尔主教，另一个是斯特罗斯罗耶，即那位来自土耳其边疆的主教。后者再次责难会议规则，再次被主持会议的枢机主教制止。他的精神和辩才开始扬名罗马城和全世界。几天之后，激励这些人士抨击那个议案的思想在一名瑞士主教的讲演中得到最清晰的阐述，他大声疾呼：“谴责那些久被谴责而天主教徒不曾犯下的谬误，有何益处？对人类的谬见，你的教令鞭长莫及。天主教的最好保障就是宗教科学。给予合理知识的追求以所有鼓励和最宽广的天空吧；用语言也用行动去证明，让国家在自由和光明中进步乃是教会的使命。”
批评的浪潮只受到微弱的抵挡；反对派立即在辩论中占据优势。到第一个月结束时，大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适当地定于1月6日的会议，不得不充满诸多乏味的典礼。每个人都看到了那是个大大的失算。大会正在脱离教廷的控制，会议规则对于迅速行动是一个明显的制约。必须采取新的手段了。
一个新的会议主席产生了。枢机主教赖施于12月末去世，不能再履行职责，枢机主教德·卢卡代行其职。现在德·安杰利被任命为新的会议主席。他曾在都灵遭到囚禁，他的听取告解的名望因他在委员会选举中的工作而得到提升。然而他不适合作一名大会的协调者。他地位提高的结果是精明老道的德·卢卡的下台，因为后者被认为不够果断，使大会事务落人会议副主席卡帕尔蒂和比瘳之手。比廖是一名巴纳贝特的修土，与教廷阴谋无涉。他是罗马最开明的学者们的朋友，为教皇所庞爱。卡帕尔蒂一直以教会法专家闻名。同枢机主教比廖一样，他未被列入极端派之中；他们与同工德·安杰利和比扎里并不总是协调一致。但是当必须执行的政策不是他们自己的政策时，他们也犹豫不决。
第一个教令被撤回并转给了教理委员会。换上了另一个有关主教职责的教令，然后是最重要的有关《教理问答》的教令。当这些教令正被讨论时，有人准备了一份请愿书，要求教皇永无谬误说成为一个教令的内容。多数派开始给谨慎的或犹豫的梵蒂冈施加压力。他们对此事的热情比官方顾问的热情还要高。那些负责协助教皇进行宗教及世俗统治的人，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教皇永无谬误说无需确定，该确定不可避免地要妨害教皇的其他利益。几位枢机主教开始是不合时宜的辨论者，后来提出一些折衷调和的建议。但是大会事务并不操纵在教皇的普通顾问之手，他们明显地受到代表多数派的那些人的胁迫。无疑，这个胁迫有时是很有效的。但是也存在没有勾结而多数派的确掌握权势的时期。这次请愿并不是那一大批对教皇具有私人忠诚关系的人发动的。他们参与了推动，但是动力来源于那些像主要的反对派人物一样独立的人。这个大请愿书，受到其他一些志同道合者的支持，被阻搁了数周之后于1月底呈送上去。
也是在那时，反对派的力量达到了顶峰。他们呈致了一份反请愿书，祈求不要提出这一问题。枢机主教劳舍尔执笔，签名者是怀着不同想法的137名主教。为了达到这个人数，请愿内容回避了该教义本身，而仅说明确定的困难和危险；他们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由此暴露出内在的弱点，也表明多数派可以强求一场教义讨论了。少数派主教们对此持消极态度。他们对革新天主教的使命麻木不仁，他们似乎愿意为了自己的要求寻求妥协，宁愿在其他所有的问题上让步，甚至包括那些实际上是永无谬误说替代物的问题。1月24日，斯特罗斯罗耶的演讲阐明，一场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力量并不就是现成的。他要求改革罗马教廷，分散教会体制中的权力，每十年举行一次公会议。他的坚定精神并没有鼓动该派的大多数成员。他们满足于维持现状，只要无所失，他们也不想有所得，而且只要他们能够成功地做到既不确定也不辩论那条教义，他们就会责备所有不成熟的改革努力。吉努亚克对斯特罗斯罗耶说：“你那些无情的辩辞让人害怕。”这句话表达了许多为他的优雅、辉宏的论辩而自豪的人们的内心感受。对他们而言，如果可以排除行动的必要性，只要能让主教们被迫做最后抵抗并与罗马的意愿和要求公开对抗的必要性有所减少，无论多么强烈言辞也不算过分。
永无谬误说从未停止影响大会的每一个进程，但是它已经造成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教会对多数派激进态度的担心要小于对反对派保守态度的担心。任何虚假教义的宣布，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信仰的衰落。它表明复兴的能力，即天主教的生命力，在主教阶层已经消失。阻止教义的辩论和确定，一句能够增强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的话也不说就结束大会——与这种做法相比，公开证明他们的信仰可以更好地抑制这种衰落。天主教的前途更多地依靠用少数派中更坚强的精神去影响大众，而不是两派之间的外部斗争。反对派既不愿在大会上也不愿在他们自己中间实际展开教义辩论。他们害怕一场辩论会导致他们的分裂。起初，理解并坚持他们在大会上真正使命的主教为数甚少。后来，由于几次事件，由于多数派的持续压力和神学界的行动，他们的影响有所增强。
早在12月份，梅克林大主教就抛出一份对奥尔良主教之信的回复。对此，后者立即准备了一封答辩信，但是没有获得在罗马发表的许可。两个月后它刊行于那不勒斯。正当少数派惊讶于这个禁令之时，格拉特里在巴黎出版了他写给梅克林大主教的四封信中的第一封。在信中，他以极为清晰有力的笔触探讨了洪诺留之案，引起俗界舆论的关注。在罗马，这些小册子被争相传阅。它们并没有什么新见解，只是深人剖析了天主教徒分裂的原因。他表明，罗马理论仍旧是由一些神话所支撑，这些曾经纯洁的神话自从中世纪的愚昧被消灭之后，就变成了处心积虑的谎言。他宣称，制造谎言的人就是导致教会衰弱的原因，天主教徒们看看公开的丑行就会明白。他号召他们把那些宗教骗子清除出去。他的这些信对于正本清源、消除法国人的思想混乱起到很大作用。圣布里厄克主教著文道，这个揭露极有益于宗教，因为邪恶已行世太久，再保持沉默便是共谋。格拉特里刚刚受到一名主教的赞扬，就遭到一大批主教的谴责。他向国人阐明了这个问题：你们是做虚假理论的帮凶，还是努力把它铲除？
当格拉特里之信感动了法国人时，杜林格发表了对永无谬误说之请愿书的一些观点，批判锋芒直指该说本身。在随后引起的骚动中，他答复一些同情者说，他只是捍卫了实际上为大多数德国主教所奉行的信仰而已。此言既出，宛如一石击水，在德国主教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竭力避免与教皇之间可怕的必然冲突，他们为自己被称为同道者而痛苦不堪，因为这样称呼他们的人享有罗马学说头号敌人的恶名，人们怀疑他与所有的对抗行为有染，曾写下论述真理与信仰的最高义务的许多文章，对于他们所参与的权谋似乎做了无情的讽刺。对主教们正在反对该教条本身的推测，是基于他们对议事规则的反对意见；但是反对永无谬误说之确定的请愿书所使用的措辞，却避免了这样的推测，因此获得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签名两倍于其他国家人士的签名。门茨主教坚决否认对他的这种推测，并劝同工也如此否认。一些人步其后尘，一些人表示拒绝；很明显，德国反对派分裂了，他们中也有接受罗马学说的人。这个同床异梦的联盟摇摇欲坠，因教皇国的另一项行动才维持下去。
对立双方都认为，大会处理事务的方式有一些缺陷。两个月白白地流逝了。一封寄给《忠告者》（Moniteur）的信代表少数派的意见，公开要求彻底的改革。2月X日，一个新的议事规则产生了，其公开的目的在于加快进程。它授权会议主席可以缩短任何一次讲演的时间，并规定只要多数赞成，便可随时终止辩论。它同时宣布，教令应于多数同意时通过——id decemeturquod maiori Patrum numero placuerit（教令应于多数同意时通过）。这种把决定权交给大会本身的政策有一个好处，即其执行不会像权威干涉那样引起自由与强制的问题。根据《Multiphces》诏令，任何主教皆不得提出未经教皇批准之议题。在新的规则之下，他不得在大会上就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如果多数派决定停止辩论，或主席决定缩短他的发言的话。他不能在罗马刊行任何文字，若在别处刊行即被当作违禁品。他就某议题提交给委员会的书面意见，不能保证被完整地公布给其他主教。教皇永无谬误说随时都可确定，不会再有什么障碍了。多数派无所不能。
少数派不能接受这种规则，否则就等于同意教皇为永无谬误。他们的观点是，如果教皇的教令没有代表主教们的普遍信念，就不能免于谬误的危险。他们并不认为，特定的善德决定于一定数量的主教，或永无谬误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