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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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特定的善德决定于一定数量的主教，或永无谬误决定于一定数量的选票。如果大会多数主教通过一项可能并不代表多数教徒意见的法令，而该法令是绝无谬误的，那么，它便是从教皇处获得这种绝无谬误的性质。但谁也不认为教皇有义务颁布一个由多数通过的教令。少数派质疑新规则的原理，宣称教义令要求实际上的全体一致同意。抗议书主要是由一名法国主教起草的。一些匈牙利人添加了一段文字，坚称大会的权威和普世性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还请求增加另一层意思，即他们继续与会，并不表明大会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仍具有合法性。抗议书的作者谢绝了这一段内容，解释说实际威胁的时刻尚未到来。从那天起，少数派便达成如此共识：拒绝承认任何一条非由全体一致同意而通过的教义的有效性。在此问题上，真假反对派是没有分歧的，因为吉努亚克和克特勒与肯里克或黑弗勒一样态度鲜明。然而，在此问题上罗马不会屈服，否则就放弃了它的全部立场。等待一个“全体一致”的规则有如等待太阳从西边升起。允许一个少数可以阻止或废除教皇的教令，就意味着放弃永无谬误说。对于反对派主教而言，别无他路可走，只有使大会停止。他们中最卓著者接受了这个结论；在一份声明书中表示，教会最高的、不容违反的法律已被会议规则破坏，此规则使得通过有关信条之教令无需主教共同一致的道德基础；在主教以及世人看来，大会已不再具有自由和合法性的不可或缺之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唾弃。为了避免造成公开的丑闻和保全教廷的荣誉，谨提议，一些未受到反对的教令应当在庄严的分会上宣布，然后大会立即闭会。
3月底，一场分裂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教义令的第一部分从委员会返回大会，它已被大大改动，主教们一般表示接受，只是对序言中一句轻率的表达持不同意见。这句话意在谴责那种与新教教会联合的观念。几名主教认为这一段是对新教徒的不必要侮辱，希望改掉它；但是危险在于：如果他们在修改之后共同对该教令投票，就是让自己承认了曾经反对的会议规则的合法性。3月22日，斯特罗斯罗耶提出这两个问题。他说，将宗教谬误的增多归因于新教徒既不公正也不仁爱。现代的不信教现象萌芽于宗教改革之前的天主教徒，后来在天主教国家结出恶果。许多最优秀的基督教真理捍卫者是新教徒。若非天主教徒的横暴与残忍，和解之日早已到来。这些话遭到大会的嫌恶，演说底稿的散发掀起了愤怒的波涛。后来，斯特罗斯罗耶说道，大会将因废除一致同意是必要条件的规定而失去它的权威。这时，主席和多数派拒绝让他继续说下去。次日，他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宣称如果教义由多数决定，他将不承认大会的合法性。这份抗议书在德国人分会上通过，又经过其他国家的若干主教赞同之后，提交给会议主席。原序言撤回了，新的一个取而代之。新序言是德国耶稣会修土克莱乌热匆促写成的，受到大会的喝采。几名耶稣会修士以起草教令的才能和中庸精神赢得了信任。它至少是对于极端意见的一次胜利。4月20日的公开会议有一次全体一致的投票，和谐又恢复了。但是最初以教皇名义提出的教令文本经过了很多修改，似乎表明教皇的意图曾受到阻挠。教令有一个附录。主教们以为这个附录将会被撤回，因为这样也许可以维持其乐融融的和睦气氛。他们在最后一刻获知，它将付诸表决，因为撤回便表明罗马的失败。该附录是一个诫令：教廷的宪章和教令皆应得到遵守，即使它们所禁止的观念实际上已不是异端邪说。大会明里暗里做了许多特别的努力以防止出现对这条诫令的公开异议。布里克松主教以委员会的名义向他的同胞们保证说，它不是指教义问题，他们不可质疑一个普遍原则，即服从源于合法的权威。反命题，即教皇法令没有资格要求服从，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一教令被全体一致通过了。一些人带着沉重的心情投了票。他们意识到了只有斯特罗斯罗耶幸免的圈套。
反对派走到了尽头。大主教曼宁后来提醒他们说，他们的这次投票即意味着接受了永无谬误说。他们所做的不只如此。可以想像，他们也许设法以严格的条件来约束和限制永无谬误之教义，以免它受到根据历史先例作出的许多攻击。然而，他们在要求服从不涉及信条问题的教皇令时，正是在批准明知具有信条特征的教皇令，正是在毫不迟疑地确认目睹其日日行使着的一种权力，正是在赋予既有诏令新的权威，正是在非正式地认可宗教法庭和《禁书目录》、对异教徒的屠杀和对国王的废黜。他们维护了他们所要改革的事物，以他们的唇，庄重地祝福他们的心知道应受诅咒的事。自此以后，罗马教廷可以肆无忌惮地蔑视它的反对者，而且宁可相信这样一种信念：不存在他们不会忘记的抵抗，不存在他们不可背叛的原则，也不愿违逆盛怒中的教皇。它立即决定把永无谬误之教义提交讨论。当少数派开始知道，他们的祈求和牺牲皆成泡影，必须依赖自己的时候，他们铤而走险。劳舍尔、施瓦茨贝格、黑弗勒、克特勒、肯里克亲自或请别人写了一些反对该教义的小册子，在大会上散发。几名英国主教也提出抗议说，主教团体否定永无谬误说一直是迈向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在自由协助他们达到目的之后，他们就撤回对它的保证，他们不可能在国人眼中保持他们的名誉。圣路易斯大主教承认论辩的力量，它源于一个事实，即1854年公布的一条教义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质疑和否定。他坦言自己无法证明圣母无玷受孕是个真实的信条。
6月发生的一件事表明主教们在大会上的经历正在改变他们的基本信念。杜林格曾在3月份著文道，一个信条不仅要求大会的一致同意和接受，而且主教与教皇的共同意志也不应被规定为永无谬误，他们行为的普世性必须得到全体教徒的认可和批准。圣芳济会修士赫策尔神父，由于出版了支持这个论断的小册子，被召到罗马。要求他签署一纸声明，承认教皇对大会的单独确认就可使它具有普世性。他把这件事告诉反对派中有名望的德国主教，征询他们对该声明的意见，请教他们就如何处理提出建议。主教们回答说，签署声明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又说，他们只是最近才相信那种论断，起初并不同意杜林格的观点。他们不会使他因为他们仅在三个月前还怀疑的一个观点而落个被罗马．定罪为叛徒和异端的下场。他采纳了建议，但是觉得建议者在有意欺骗他。
当主教们提交给委员会的有关永无谬误说的意见书被印刷出来的时候，少数派似乎已经破釜沉舟了。他们断言，该教义将会断绝新教徒皈依的道路，把虔诚者赶出教会，使天主教在争论中陷入不利的境地，给予政府怀疑天主教徒对国家忠诚的显然理由，赋予惩罚理论和豁免权理论新的权威。他们论证说，教会的许多地方对它一无所知，古代教父们曾否定它的效力，它既没有永恒性也没有普遍性。他们宣称，它自相矛盾，荒唐可笑，欺世诳人，卑鄙无耻，决不可能因为教皇或大会的批准就成为一个信条。一名主教表示，他宁死也不愿参与对它的宣布。另一名认为这将是教会的自杀行为。
在两个月的辩论中，那些人士所作的发言经常有可能被一个多数更多地依赖意志而非理性的行为所打断，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实际价值，只是起着抗议而非说理的作用。有两个发言，除了在当时有辩论的作用外，还有永久的纪念价值。一个是哈利法克斯大主教康诺利的发言，他根据《圣经》清晰有力地驳斥了取自某些神学家著作的所有显然于经文无据的教义。另一个是枢机主教达尔包的发言，他预言，那个教令增加的是权威而非权力。它所服务的那个人，其永无谬误性只是现在才确立；制定它的那个主教大会，其权利在教会中1800年以来无人质疑，而现在世界却拒绝服从。所以它将造成新的仇恨和怀疑，削弱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导致教会的世俗权力迅速崩溃。
一般性辩论进行了三周，当辩论于6月3日由于突然分组表决而被迫结束时，尚有49位主教没有发言。少数派强烈的愤慨持续了整整一天。对他们而言，这是否定大会合法性的最后的关键机会。有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对大会表示失望，认为《教皇诏令》诏令已使大会丧失了合法性。但是在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否信任别人，而且尚有合理的理由期望这些最坏的规则将会放松时，他们不可能表明立场。而第二条会议规则，按照打断斯特罗斯罗耶发言的那些人的解释，授权大会可以宣布部分主教不同意的教义。这时，主教们能否继续与会而不意味着同意该规则，便成了一个问题。他们只提出一份抗议书，认为以言语相争就足够了，新规则实际执行时才是行动的时机。6月3日的表决所实行的那个可憎规则，明显不利于少数派及其事业。现在，反对派主要人物坚持认为大会无效，建议他们都不要发言，出席在圣彼得大教堂里举行的会议仅仅是为了投票否决他们所反对的那个教令。他们相信用这种方式可以驳倒对普世性的权利要求，又不会引起分裂或冲突。而更多的人反对这种激烈的示威方式，黑弗勒发挥了他的影响力。他力陈，如果他们在这个时刻走极端，其境况比他们发言还要糟。他们已经宣称，他们的发言只是为了阻止公布一个受到反对的教义。如果教义如此公布，大会就成了革命和独裁的大会，所以他们应把最有力的措施留着对付这个最后的可能事件。一致同意的原则是根本性的。它不容含糊，它明确、简单而重要，恪守它不会有任何风险。巴黎、米兰、哈里法克斯等地的大主教，贾科瓦、奥尔良、马赛等地的主教和匈牙利的大多数主教，同意这些论断，接受这些较平和的同工的策略，同时保留大会是无权威的这个意见。但是有些人则认为，参加一个他们已不再尊重的会议是得不偿失和前后不一的。对于几个段落的辩论一直持续到7月初，最后教令在有88张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人们被告知，将在18日以庄严的仪式宣布教皇的永无谬误性。所有参加者必须署名以示同意。少数派的一些主教随即建议，他们皆应与会，重申异议，并拒绝签名。他们力劝同道者树立一个勇敢和虔诚的光辉榜样，因为，人们如果认为主教们被吓得发抖，天主教世界将不再保持对信仰的真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中有一些人宁可背叛信仰，也不愿招致被革除教籍的惩罚，宁可服从权威，也不愿服从真理。这些人愿意听到教皇宣布：“La tradizione son’i。”（朕即教义——原文为法文）。少数派中一小部分人坚决认为，反对派应该用书面形式再次表达对它的否决，并在仪式前集体离开罗马。最彻底最坚决反对该教义的一些人建议采取这一方针。由于日期紧迫，他们被劝说道，一场不可阻挡的风暴即将来临，梵蒂冈会议的教令，将会因为一股比主教更强大的力量和一个比分裂更安全的过程而逐渐失去作用。主教们深信教令是无效的，将会无声无息地失效。他们决意使教皇和他们自己避免一场分裂的不良影响。他们最后的声明，Lademibre Heure（《最后宣言》——原文为法文），呼吁耐心，劝告依赖上帝明智、和平的指引。他们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拯救教会的方针，那就是：教导天主教徒拒绝承认大会——按照行动自由的宪章原则，这次大会是不合法的，按照教义，它不是一致同意的，——但是在与面临着几场大风暴的权威相抗争时不要有过激行动。他们设想这样便有可能无需牺牲信仰和理性去拯救教会的和平与统一。
＇1＇这篇论文首次发表于The North British Review，LIII，No．105（October，1870），183…29：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 Co。，1907），pp。492…550。
阿克顿一克莱顿通信录
曼德尔·克莱顿，即后来英格兰教会的一名主教，是五卷本《宗教改革时期教皇制度史》（History of the Papacy during the Reformation）的作者。头两卷出版于1882年，克莱顿向《学会》（Academy）的编辑建议请阿克顿评论此书，“因为我想请一位堪当此任的英国人指出我的缺点。”阿克顿的评论也丝毫不显得勉为其难。他所批评的主要缺点，就是常见的那种道德上过分的宽宏大量。克莱顿表示感谢，真诚赞美他的坦率和认真。五年后，作为新创刊的《英国历史评论》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的编辑，他又邀阿克顿评论下两卷。这一次，阿克顿不只是配得上一个酷评家的名声了。其评论的第一稿极其严苛，甚至连学术争论通常的客套都没有。克莱顿打算发表这篇评论，他写信给牛津大学教授和杂志社成员R。L。普尔，谈到这篇“糟糕、激奋、几乎语无伦次”的评论和一名编辑“邀请和发表对自己猛烈的抨击”的可笑处境。最后，在阿克顿和克莱顿数次通信（最重要者如下所录）之后，阿克顿主动重写了评论。这最后一稿发表在1887年的《英国历史评论》上（又转载于《史论集》＇Historical Essaysand Studies））。他的批评尽管没有实质上的修正，但是措辞变得温和了。此处收录的两封信的原件是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手稿的一部分（Add．MSS，6871）。阿克顿这封信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内容以及信的附记曾被草率地编辑在《历史论集》的附录中（把“Gams”认作“Gauss”，“Penn”认作“Perrin”，等等）。更准确的简略摘录，以及克莱顿的回信，也曾发表在《曼德尔·克莱顿的生平和书信》（Life and Letters of Mendell Creighton）（伦敦，1904）中。这次将全信同时收入（只省略了克莱顿回信中的一段无关内容），以展示两人性情和思想的有趣对照。阿克顿的行文特别率直，在语调和观点上显然较他的大部分正式论文显然更为犀利。在他的通信集中，这封信也是他的简洁文风的一个好例子。
——编者
戛纳，1887年4月5日
亲爱的克莱顿先生：
诚挚感谢你的来信。你的信虽然标明是4月1日，其直率仍像我的狡黠、含蓄的评论一样。如果你同意推迟发表我的手稿，就使我有时间改正包括你指出的几处错误。将来从容地修改，其他部分也是可以更好的。如果我的回信冗赘以至显得絮聒，请你原谅。
有些人指责我只是抨击德国人，却没有指明一个更好的方法，看来这种批评冤枉了我。我曾努力表明他们历史著述的进步和部分的提高；我很少说出自己的异议，而是尽量为我不同意的观点找出可能有利的证据。没有人比我更远离柏林和图宾根两学派了，但是我对于自己的异议只想点到为止。我认为海德堡学派无可借鉴，我也这样说了。或许有时我表述不清，因为你说你对罗马学说的要义的赞赏，在我这里没有一点儿共鸣。如果这个结论得自我本人的言论，那就是我的过错。但是这对（H·R·《英国历史评论》）上的一篇评论无关紧要。
又，你说我急于证明分裂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对此我只承认一半。分裂起因于争论中一个特定而明确的问题；当他们在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