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四辑-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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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二十七年前，1973年的秋天，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从欧洲回到美国。
四
1944年的3月21日，是圣本笃日。有二十个默默无语的美国苦修派修士，从北方来到了佐治亚州亚特兰大东面一个叫康耶斯（Conyers）的地方。那里有着茂密的山林和起伏的牧地。他们看中这儿的偏僻，要建立一个恪守西多会教规的特立普派（Trappist）修道院，起名叫做圣灵修道院（Monastery of Holly Ghosts）。
在这片一千四百英亩的土地上，原来有一个不知什么年头的大谷仓。这就成了他们最早的安身之处。第一件事，是收拾出一个崇拜上帝的地方。他们把谷仓的一半收拾出来，建成了一个教堂。另外的一半，下面养着牛和鸡，阁楼上就是修士们的眠床。
他们立即开始了修道生活。每天天亮以前起来，祈祷，然后就是劳作。一点一点地，他们开辟出荒地，自己生产粮食、牛奶和奶酪。他们种植牧草，秋天收割以后出售给附近的牧民。他们制作的面包远近闻名。他们从来不说话。周围的农民大多是新教浸信会的教徒，当遇到别人的不友好对待时，修士们只低头祷告。
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修士们老了，又有新的年轻人加入。完全自给自足，他们还建起了简朴却壮观的大教堂，完全仿照千年前在法国的传统式样。祭坛上方用彩色玻璃镶嵌的圣母圣子像，却具抽象变形画风。两边回廊的玻璃色片，重新分解和组合了光影。高高的穹顶被投上一层神秘色彩，然后在教堂里形成巨大的空间。修士们用古老的拉丁语赞颂上帝的歌声和祈祷声，日日在穹顶之下回荡。
他们盖起了修院的建筑群，生活、祈祷、研修的房子围成一个有柱廊的内庭院。从外面看，修院的建筑是封闭的，外人只可以涉足向公众开放的教堂祈祷和招待远方来客的客房，内庭院是外人不可涉足的。在内庭院里，有一草一木都精心修整的花园，有卵石铺设的甬道，有圣徒的塑像。这儿有满院的阳光，小鸟呢喃，但是没有人声喧哗。
修道院是一个寂静的世界，是一个苦修的世界，它与世隔绝，它只和上帝对话。
五
坐在那个中餐馆里，弗兰西斯给我们继续讲着他的故事。
二十七年前，他从罗马回到费城。他还是喝啤酒，吸大麻，读圣经。他也去教堂，和熟识的神父谈话，听着别人的劝告。终于，有一天，一个神父告诉他，在南方佐治亚州一个叫康耶斯的地方，有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今年还有招收一名试修生的打算。
他是北方人，还从没到过佐治亚，但他知道那地方。这是南方最落后的州。当年他是嬉皮士的时候，搭车去弗罗里达州，经过佐治亚他都没敢下车停留。他那种留着长发长须，穿着破破烂烂，亵渎一切正经事物的嬉皮士样子，准得挨佐治亚人的揍。
特拉普派修道院，他也知道。他知道这些修士以前是不说话的，是寂静无声的，他不敢想象这怎么受得了。他也知道，在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决定改革仪规以后，现在特拉普派修士是可以说话的了。
但是，他还是想去康耶斯看一看。他拿着神父的一封介绍信，就从费城南下了。沿20号州际公路出亚特兰大往东，转138号州际公路，见212号公路左转，在森林里穿行十几分钟，他看到了一块小小的牌子，圣灵修道院快到了。入口，长长的车道，两边都是高高的广玉兰树。突然，出现了一片大草坪，草坪上有孤高的老橡树、核桃树和栗子树。尽头，是洁白的大教堂的钟楼，在南方的阳光下闪耀。
迎接他的是年迈的玻尔神父。玻尔神父说，在人类历史上，在任何文明中，总有这样的人，他们愿意疏离世俗社会，放弃世俗社会的财富和奢华，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用毕生的时间，用所有的才智，专注于和上帝对话，寻找上帝的指引，寻找生命的意义。修士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说，他清楚地听到，发自不可知的深邃的地方，一个声音说着，这儿就是，你找到了。
他泪流满面。
他给特蕾莎修女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他找到上帝的指引了。
就这样，已经二十七年过去了，他就生活在修道院里。
这就是我们的朋友，那个和善、爱沉思、幽默开朗的弗兰西斯修士。
第四辑 寻访杨家坪
自从八年前，我们和弗兰西斯修士成为朋友以后，就渐渐了解了一个我们从未有机会涉足过的神秘领域——修道院。我们接触的修道院碰巧是其中最严谨克己的一支——特拉普派，人称苦修派。
在美国，即使对修院生活知之不多的人，甚至是对天主教有成见的人，提到特拉普派，多少都会肃然起敬。大家别的不知道，至少知道他们从17世纪建立这个修行制度开始，修士除了与上帝对话，是终生不说话的。面对这样的苦修决心，确实不服不行。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三十多年前，20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解除了这个禁令之后，他们在自己的修院内部生活中，还是基本静默的。在弗兰西斯生活的圣灵修道院，现在还设有一个静默区，在这个区域内，还是完全禁止开口的。
这还不算，他们还有各种严格的约束。他们身无分文，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凌晨三点左右就起床，去他们院内的教堂早祷，天天如此。他们依据规则，必须辛勤劳作，自给自足。所以，除了祷告，他们都在干活，周末没有休息，永远没有退休。年迈的修士只要还能起床，他们就会慢慢地起来，祷告和工作。他们做面包，做果酱，在苗圃耕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然后简单地安葬在修院的墓地里，没有棺木，只有一袭白布裹身，默默归于尘土。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一次弗兰西斯修士，有时也向他了解一些宗教知识。我们曾经以为，弗兰西斯终会在某一天，开始对我们作宗教劝说。后来才知道，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他们的规则之一就是，不主动传教。他们也不参与民众的宗教礼仪，比如主持婚礼和葬礼等等。我们最终明白，特拉普派修院，在本质上与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永远只是相遇而不相交的。这是一群以宗教思考为生命的圣徒的生存方式。为此，我们很珍惜这样一份难得的相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更深一步地走进特拉普派修院的历史。
直到三年前，在一个圣灵修道院的巨大银杏树洒满了秋日金黄的星期天。我们和弗兰西斯在修士们自己围筑的人工湖边聊天。湖上飘荡着一群群被修士们“惯坏了”的野雁野鸭。在聊到中国近代历史和西方宗教的影响时，我漫不经心地说，“中国那时大概就差没有过特拉普派修道院了”。弗兰西斯平静地回答，“中国有过特拉普派修院的。这样吧，我到修院图书馆去拿一本书给你们看”。我们顿时对这本书充满好奇。
我跟着弗兰西斯去图书馆，那是在一个阁楼上。估计有一千多平方英尺的空间，满满当当的都是书架。阳光从屋顶的天窗穿过，暖暖地投射在一个年轻的修士身上。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计算机旁，正利用互联网给图书编目。看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微笑着打个招呼，就又低头工作了。趁着弗兰西斯在找书的时候，我匆匆浏览了一下藏书。他们的藏书涉及范围很广，除了宗教方面的书籍，整套的大百科全书，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艺术、计算机技术。此外，还有大量小说。
弗兰西斯拍拍我的肩头，手里拿着一本落着尘土的旧书，那是一本修道院的纪念册。红色的封面上有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建筑群。封闭的院落、教堂的尖顶，真是太熟悉了。没错，那是一个修道院。
真的，在中国，有过一个特拉普派修院。可故事却要回溯到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修道院厚重的石墙后面，远离世俗地祈祷和劳作修行一个半世纪以后，特拉普派的修士们，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革命容不得僧侣，也不打算对修道院问个青红皂白。沉默无语远绝尘世的特拉普派因此无法幸免。修院被毁，修士被追杀。往日只飘荡着黑白二色僧服的素净修院，只剩断壁残垣，血迹斑斑。特拉普派几乎被灭绝。侥幸有一支在1790年出逃瑞士，不久又开始新一程的苦修。他们无法改变，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经过近一百年的休养生息，特拉普派又逐步扩展，一个个教友加入他们的沉默行列。基于法国大革命的教训，他们在世界各地寻找能够容下他们生存的地方建院，他们开始星散。宽容的北美也因此成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基地。然而，修院的生存方式注定他们的发展是缓慢的，在19世纪末，全世界还是只有五十三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其中有一个新建的，在中国的太行山深处。
机会最初出现在1870年，罗马天主教一位名叫德莱普来斯的主教，在那一年即将调任中国的教职。这是一位充满宗教热忱的主教。他一直梦想在中国也建立一个修道院，却苦于没有经费。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菲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默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共同的宗教热忱使他们一拍即合。索菲亚当场承诺捐出六万法郎，作为一个中国修道院的筹建基金。
德莱普来斯主教的这个想法是有他的考虑的。修道院的修士不同于传教士。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区，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清王朝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似乎完全有可能为一小群默默修行的人，找到一片永远避开战乱的安静所在。
最初他们商议的修院，是和索菲亚入修的那个修院同教派的姐妹院，也是加尔默罗会的。他们甚至已经打算派出几个先行者。可是，带队的修女突然重病不愈，计划只能取消。经过考虑，这些捐款转交给了欧洲的特拉普派，让他们有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修道院。恰在此时，中国太行山区有一个杨姓家族，向教会捐出了一大块土地。于是，未来修院的所在地就这么偶然确定，落在一个叫做杨家坪的地方。捐出的这块土地确实很大，大致有一百平方公里，可是，那远不是什么沃土良田，而是深山沟里的乱石滩。
经过一番准备，担负着创院重任的索诺修士，从欧洲来到现在的北京。他稍事休息，就在一个炎热的夏日出发，去杨家坪。随行相伴建院的只有另一名欧洲修士，其余的同行者是向导等人。没有公路，他们扎进莽莽太行，足足在羊肠小道上艰难攀缘了三天，才到达这块未经人们触动的处女地。这里是一片荒野，满地大石块，虎豹狼熊狐，一应俱全。那是1883年的6月16日。整整半年以后，才有另外三个来自法国的修士到达。这五名修士形成的小小社群，开始了在中国建立第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工作，他们称它为“神慰”。
每个特拉普派修道院的发展都是在另一个“母修院”的基础上“分产”出来的。一般的修院社群都不太大，修士达到一定数量，他们就会派出几个修士，在原来修院的财力和精神支持下，选择一个遥远的荒原，从零开始，“分产”出另一个修院社群来。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就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从肯塔基州的修院“孵化”出来的。所以，他们都习惯于开创期的艰辛。记得弗兰西斯告诉我们，他们的开创者来佐治亚州的时候，面对一片荒原，无从下手。遵照教规，他们最终必须达到自给自足的生存。于是，他们就给当时的佐治亚州农业部写信咨询。修士们寄去了圣灵修院的土壤样品，希望农业部给他们一些建议：这土壤适宜于什么样的农作物。得到的回答居然是：烧砖。
然而，杨家坪对于习惯艰苦创业的特拉普派修士来说，还是格外艰巨。他们在法国也有一个母修院，可是，他们不仅远离法国的母修院，还远离着自己的文化根源。尽管逐步有中国的天主教徒加入这个苦修教派的社群，参与开创，可是，对这样一个乱石滩来说，人手总是不够。第一任索诺院长，也是第一个踏上杨家坪的修士，他度过的正是最艰苦的一段。1887年他不再担任院长，可以回法国了。可是，他坚持留下，直到在建院十周年时默默去世，第一个躺在杨家坪修道院的修士墓地里。他走的时候很安详。他看到，当年的乱石滩经过这十年，已经收拾出一小块齐整的土地。一圈卷棚顶中国北方民居式样的大四合院已经干干净净地围了起来。院旁还开垦出一片丰产的菜园。当年那个由五名欧洲修士初创的修行社群，已经是一个拥有七十二名成员的大家庭，大多数为中国修士。这里严格实行特拉普派的修行教规。他们依然是静默，虔诚，劳作，远离尘世。在索诺修士离世时，他辛勤参与开创的第一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已经初具规模。
世俗世界往往不能理解修道院生活。在一千五百年前建立的“圣本笃规则”，其实在试图制度化地寻求满足人在精神、心智和体力之间平衡的方式。进入修院的都是在宗教上有虔诚追求的人，精神需求一般不存在问题。而宗教本身又是一门艰深学问，涉及哲学、伦理等等人类的本源和终极课题，充满了穷其一生而不能解决的疑问。修院都有庞大的图书馆，涉猎的范围很广。这些研究课题和研究条件，都足以满足人的心智需求。同时，为自给自足而设置的劳动，也在平衡人的体力活动需求。而特拉普派，更强调苦修，即在艰苦克己的条件下，净化自己的心灵。所以，在世俗社会看来毫无趣味的修院生活，在世界各地，甚至在中国，都能够吸引一些对精神有特殊需求的人，这并没有什么可感到特别奇怪的。
我倒觉得，我们应该比别人还更容易理解修院制度，因为我们熟悉共产主义这样一种理想。修院生活在实践中，其实很接近共产主义理想中的社群生活。例如，他们共同拥有财产，劳动各尽所能，收获按需分配。另外，他们的内部管理实行民主制度，具体生活中遭遇的大事小事，经常通过民主投票决定。长达十世纪以上的成熟的修院制度，给西方社会的制度文明，提供了一个连续性，保留了一份可贵的遗产。
然而，修院制度和作为社会理想的某些制度的区别是，它具有充分的自知之明。它理解，修院生活，永远只是极为有限的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它不打算外延扩大，不向社会强制推广，甚至根本不作宣传。相反，它强调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愿望。在特拉普派修院，新修士入院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培训程序，目的是让产生修行愿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地了解修院生活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每一个阶段结束，假如这个愿望没有中止，见习修士将有一个誓言，定出一个有限的进入修院的时间。这个发誓居留的时间，在每一次见习期结束时，逐步加长。直到最后见习期完全结束，如果决心已定，签下一个终身誓言。即便如此，当一名修士最终改变个人意愿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违背自己的终身誓言，离开修院。修院根据他逗留时间的长短，给他一笔钱作为这段时间的劳动报酬，让他有条件安排新的生活。
杨家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