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四辑-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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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坪修道院在十分稳定地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他们不仅在原来的大四合院北面又接上了一个内院，还按照特拉普派修院的传统，在院内建起了一个法国式的教堂。他们很珍惜自己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社区。和全世界的特拉普派修院一样，教堂是他们精神的聚合点。因此，他们即使只有原始的滚木铺垫的运输方式，还是亲手运来沉重的花岗岩，雕成一根根一米直径的柱子，成为教堂券拱的砥柱。
修士们终于有了自己的乐土。他们不仅在内院有自己的小花园，在一条条山沟里，他们逐年清理乱石，栽下一片又一片的杏树。春天粉黛的杏花缭绕着山谷，秋天修士们亲手制作出当地最好的杏干。他们有了自己的砖窑支持扩建的需要，又有了自己的牛栏羊圈，供应肉食和每天的鲜奶。菜园也在扩大，除了封冻季节，蔬果不断……。即使没有那些旧日的照片为证，想象他们艰辛的开创之路，对于我们来说，都并不困难。因为，我们熟悉弗兰西斯和他的圣灵修道院，还有他那些幽默、随和、勤劳的修士兄弟。这是我们可靠的活的阅读注解。
杨家坪修院隐居深山，与世隔绝，只和教会还保持一点遥远的联系。依据修院的自治原则，他们营造着自己俭朴自然并且基本封闭的生活。
可是，躲避革命与战乱的特拉普派修士，寻觅到遥远的东方，也并没有寻到世外桃源的安宁。索诺修士去世仅仅七年，1900年，义和团风潮席卷中国，洋人洋教成为主要的攻击和掠杀目标。虽然修道院是内向封闭的静修之地，不同于任何教堂和传教场所。可是，义和团民并不打算加以区别。修道院一度被大批义和团民包围，形成对峙的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索诺的继任者，同样是来自法国的范维院长，忧心如焚，急病去世。大批邻近村子的中国天主教难民，在包围之前逃进修道院。所以，内外对峙的，其实都是中国人。即使是修士，也几乎都是中国修士。因为，在范维院长去世以后，这里总共只剩下三名“洋人”。
之所以义和团民没有贸然进攻，是因为传说院内有很强的防御实力。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修士惊讶地发现，包围的义和团民突然在一夜之间尽数散去。后来，闭塞在深山的修士们，才逐渐听说外面有关这场风波的整个故事，才知道外部局势的转变，才是他们获救的根本原因。
此后，他们经历了将近四十五年的和平与安宁。那四十五年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乐土。这里经历了满清王朝的终结，以及连年内战。但是，这些都没有波及隐居在太行深山里的修道院。看来，他们出于宗教原因的远离尘世的选址原则，得到了安全生存的结果。他们似乎又可以开始尝试一个世外桃源的梦想。
在这段时间，他们接待了一些难得的客人。他们一直有兄弟修院互访的传统。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因此，在1912年，美国肯塔基州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长，也曾远涉重洋，来到这里访问。而这位访问者，正是来自我们的朋友弗兰西斯所在的圣灵修院的“母修院”。也就是说，弗兰西斯这个修院家族的先辈，曾经亲眼看到过我们的这个中国修道院。
同样，杨家坪神慰院，也派出修士，到欧洲和北美的兄弟修院访问。这时，他们才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特拉普派修道院。当时他们有一百二十名修士，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按照他们的传统，在1926年，他们也“分产”出了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子修院”——神乐修道院。这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然而，远离尘世的静修之梦再一次被粉碎。这是一个深山隐地，可是战乱中的中国，震波深入传向每一条山沟。侵华日军使战火逼近太行山，并且终于占领了邻近的一个城市。第一个震动修道院的消息，是日军在占领这个城市后杀害了十几名外国传教士，其中有一名在那里避难的特拉普派修士。那是1937年。日军在附近的出现，使得杨家坪修院所在的地区，成为中日交战的拉锯地区。静修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他们被迫与粗鲁闯入这个封闭世界的各种力量周旋，被迫改变他们的存在方式，开始前所未有的求生挣扎。
日军进入过修院，带走了仅有的几名欧洲修士，关入在山东的集中营。他们几经努力，辗转通过欧洲教会联系上德国的教会，才营救成功，使他们返回修院。日军在修院所在地基本上只是过境，整个修院的建筑物得以保存，修士社群也没有被驱散。可是，由于日军在这个地区的出现，这个地区的性质改变了，这里不再是远离世俗的隐居处，而是成为军队常驻的抗战区。他们在这里第一次遭遇世俗世界的直接过问。问题在于，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僧侣。他们追随着自己心中的上帝。可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被战争的任何一方所理解和容忍。
他们进入了将近十年的特殊军管期。私有空间，甚至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几次绝望，分批遣散修士，也有欧洲修士被强制离开。可是，他们又在一次次希望的驱动下，重新聚合。对于这些修士，这里不仅是他们的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一土一石地清理，一砖一瓦地修盖，这里还是他们安放心灵的场所。他们在绝境中还有一丝希望，希望一切能够熬过去。这样的希望应该是合理的：战乱总是暂时的，和平终将来临。当硝烟散去，山谷里留下的，总应该是宁静。宁静是恢复修行的前提，是修士们对生活的惟一奢求。
他们熬到了世界大战的终结，但是，内战的硝烟又起。修士们没有想到，他们熬过十分残酷的十年，却等来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终结。1947年，杨家坪神慰修道院依然聚集着近八十名修士。其中有六名外国修士，四名来自法国，一名来自荷兰，一名来自加拿大。他们成为这个中国特拉普派修道院的最后一批修士。这个修道院的故事成为法国革命消灭修道院的一个东方翻版。1947年，杨家坪神慰院被劫洗一空之后，付之一炬。数里之外有一个农民，在目睹他认识的两个修士被杀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看到天空血红一片——一个兴奋的士兵对他说，“杨家坪，我们把它点着了！”
这个修院的大部分修士死于那一年，其余失踪。少数几个历经一段死亡之旅以后，侥幸生存下来。他们出生在中国，在杨家坪修道院成为修士，历经劫难，却无法再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寻到安全以后，他们依然继续静默的修行。信仰，这是我们这样的凡俗之辈永远无法真正理解的神圣。世俗的人们，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可是为什么，世俗世界就永远不能明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只能以这样的特殊方式——生存。
1970年，有一个中法混血儿，在美国的《读者文摘》上，刊登了一篇回忆录。他曾经由于一起错案，在一个劳改农场生活了七年。他回忆了一个老年人，如何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和祈祷。作者从这位老人那里，第一次听说有一个中国修道院。老人就来自那里——杨家坪。
在这个修道院建立一个多世纪、被毁半个世纪以后，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真有些虚幻的感觉。为此，我们查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书籍，不论是在中国人、韩国人、美国人写的有关著作里，都没有发现这个修道院的一丝踪迹。我们想到，也许是修道院不传教的规则，使他们有别于任何其他传教团体，所以他们本来就不是这些著作的研究对象？资料的稀有，使得原本由历时弥久而产生的虚幻感逐渐增强。一个疑问会常常升起：这个中国的特拉普派修道院，真的存在过吗？
突然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得去看看。哪怕在那儿只找到一块剩下的石头，也一定要看一眼。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就怀着这样的心情，我们沿着秀丽的永定河西行，翻山越岭。
进入河北，公路上就布满碗大锅大的乱石，那路是只为高高的运煤车准备的。我们手执一张半个世纪以前的手绘地图，顺着修士们在冥冥之中的指引，翻越着那层层叠叠的太行山，寻找一个古老的地名——杨家坪。直到站在一片劫后废墟上，我们震惊得无法言语。那就是它了，一个被湮没的真实故事，一个被埋葬的神圣理想——神慰修道院。
新修的公路从原来修道院中穿过，封闭的格局被生生剖开，似乎隐喻着世俗世界和这个修院的关系。修道院的基本格局仍然非常清楚。教堂的屋顶被焚毁，可是，教堂内花岗岩的柱子犹存，柱子下面是一排排后人砌的空猪圈。五十年了，阳光依旧，远山依旧，苦修院的废墟依旧，只是修士们早已渺无踪迹。北楼失去屋顶的墙还挺拔地竖在那里，透着一个个尖券的空洞，映衬着中国北方的蓝天。也许有时，云，会载着修士们的灵魂，穿越窗洞，造访旧地？
那里还有修士们为菜园砌筑的低矮围墙，依然围着一个菜园，覆盖着没有完全融化的残雪。对面坡上，修士们的苦修房还在。他们挖掘的储存食物的地窖，也还完好无损。一条小路弯弯曲曲地上山去，那就是当年通往北京的通道，最初来到这里的索诺院长，就是攀越三天后，从这条小路下来，到达杨家坪的。绕到修院遗址的后面，就是修士们的墓地了。只是，大批死于劫难的修士，没有能够在这里安眠。墓地上，修士们栽下的树木已经长大。有两棵银杏树，撒下一地金黄的树叶。当地是没有银杏树的，是当年的修士栽下的银杏树。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没有遗迹，修士们安眠的地方，现在有一溜水泥平台，那是后人修筑的露天舞场……。修士们居住的一排青砖小平房依在，墙上残留着大字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一条山沟向远处伸展，逐渐隐没在山的背后，修士们留下的杏树，依然年年结果。这是寒冷的冬季，我们没有看到一片片的杏花，带着清香，如云般飘出山谷。可是，我们终于来过了，弗兰西斯的修士兄弟们，我们来看过你们了。以后，还有谁会记得你们吗？
第四辑 汉娜的手提箱
六十多年前，日本和德国、意大利形成所谓轴心国，从事扩张和侵略，酿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在亚洲，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历史，成为许多国家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几十年来成为亚洲国家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
我有个好朋友长期居住在日本。她在中国出生和长大，自然地会站在祖国的立场上，特别关心日本政治中的相关动态。
例如，日本在战后由美国人帮助制定的宪法中，规定了日本不得拥有军队，更不得派兵出国。可是，战争过去已经将近六十年。和德国一样，日本跃跃欲试，试图向世界证明，他们已经可以回到国际社会，实行“国家正常化”，也就是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军队，一样派兵参与国际维和之类的军事行动。作为一个国家，出门不再矮一头。
一个国家曾经走上造成世界灾难的错误道路，并不意味着它就千秋万代不得翻身，它当然可能改变，改变之后也应该被接受，这是常识。德国就已经基本走出“二战”阴影，在政治上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不仅德国军队参加了国际维和行动，而且，已经有德国士兵牺牲在维护和平的战场上。
可是在日本，它的右翼势力在民间和政界都很活跃，总使得它的周边国家对它无法放心。同样一个“国家正常化”，在德国已经过关，在日本，却每当小有举措，都要引发日本国内外的重大质疑。我的这位朋友，就是质疑者中的一个。在她看来，受日本战争教育的那批人，其中有一些已经沦为政治动物，虽日薄西山，却有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在政坛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她对这些右翼充满警惕。
我们在聊着这些话题。我于是问：你生活在那里，根据你的经验你是否觉得，假如今天日本修宪成功，明天日本军队很容易就会冲出去侵略呢？她却毫不迟疑就回答：那当然不会。为什么呢？我追问。今天的日本年轻人对政治没兴趣，不会积极去政坛表达自己。可是他们也不再是六十年前军国主义教育下的战争机器人。他们怎么可能被你一叫就去当“皇军”。
朋友的回答很有意思。一个国家，就跟一个人一样。外部的影响虽然在起着作用，可是根本的改变和立住自己，还必须依靠内在的变化。在日本这样一个有着侵略历史的国家，普通的孩子们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可能超越政治家，创造一个国家新的未来。因此，日本的教育有时会成为政治话题，例如大家熟悉的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和日本教育厅决定在学校增设“爱国教育”课程。
就在和朋友聊天的那天下午，我开车去商店采购。到了商店门口，我转进泊车位，却没有照例在给车熄火的同时关掉收音机。车里的空调早已失灵，我摇下车窗，就在美国南方八月的阳光下，我留在座位上，直到听完一个专题节目。这个节目恰好和我们聊的话题有点关系。在节目主持人有限的穿插下，两名事件主角讲述着一个跨越半个地球和半个世纪的真实故事。他们一个是住在东方的日本年轻女子、一个是住在西方的加拿大老人，在共同呼唤一个永远年轻的姓名，那是六十多年前生活在东欧的一个小女孩——汉娜·布兰迪。
汉娜的故事是从一只手提箱开始的，开始在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一排简朴的街面房子，有那么几间门面，上额的开首是一个六角星的图案，接着是一行并不大的字：东京浩劫教育（Holocaust Education）资料中心。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英语的“浩劫”（holocaust）在历史上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专指二次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这几间房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民间非盈利组织，其宗旨是让日本孩子了解欧洲历史上的一场浩劫，虽然它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也远在半个地球之外，可是这个组织认为，这样的教育对日本孩子是重要的，这能使他们学会种族宽容，在心里栽下和平的种子。就在1998年，一个清秀的年轻女子石岗史子（Fumiko Ishioka）开始负责这个博物馆。
博物馆的工作对象是孩子。史子想展出一些和孩子有关的实物，可是日本本土没有浩劫文物。欧美的浩劫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可是几乎不用问就能猜到，他们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将珍贵历史文物外借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博物馆。史子还是决心试一试。结果，她收到的只是一些礼貌的谢绝信。
1999年的秋天，她去波兰旅行。当年纳粹设置的犹太人集中营很多是在那里，包括著名的、以毒气室大量屠杀犹太人的死亡营——奥斯威辛集中营。
史子去了奥斯威辛，找到了博物馆馆长助理，恳切地陈述自己期待教育日本儿童的心愿，提出了借展品的请求。那名女士似乎被她打动，答应考虑。几个月后的2000年年初，还是隆冬季节，史子真的收到一只来自奥斯威辛的包裹。在包裹里，除了一个纳粹在奥斯威辛用于屠杀的毒气罐，其他都是儿童囚徒遗留在那里的东西：有小小的袜子和鞋，一件小毛衣以及一只手提箱。
这就是汉娜的手提箱。在深色的箱面上，有粗粗的白漆写着“625”的编号、汉娜·布兰迪的名字和她的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