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礼-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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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其实也是破破烂烂的。屋顶没有天花板，柁、梁、檩架都裸露在外面，许多窗子歪歪扭扭，玻璃损坏了的地方便钉上木板甚至砌上砖头，主席台下面生着两个用旧德士古油桶改制的大炉子，由于煤质低劣和烟筒漏气，弄得礼堂里烟气刺鼻，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鲜红、巨大、至高无上的党旗下，在崇高、光荣、慈祥的毛主席像前，在雄浑、豪迈、激越的国际歌声当中，已经取得新的意义、新的魅力了，党的光辉使这间破破烂烂的礼堂变得十分雄伟壮丽。
解放P城的野战部队的司令员、政委们，在地下市委的基础上刚刚充实起来的新市委的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们，原地下的学委、工委、农委的负责人们，早在战斗打响以前便组建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P城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们……坐满了主席台。他们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或者灰色的干部服，服装都是成批生产的，穿着并不合身，而且由于从来顾不上浆洗熨烫，都显得皱皱巴巴。他们一个个风尘仆仆，由于熬夜，眼睛上布满了血丝，他们当中最大的不过五十岁，大部分是三四十岁，还有一些是二十岁刚过的领导人（这在钟亦成看来已经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了），大都是身材精壮、动作利索、精力充沛；没有胖子，没有老迈，没有僵硬和迟钝。从外表看，除了比常人更精神一些以外并无任何特殊，但他们的名字却是钟亦成所熟悉的。其中几个将领的名字更是不止一次出现在国民党的报纸上，那些造谣的报纸无聊透顶地刊登过这些将领被“击毙”的一厢情愿的消息。现在，这些在国民党的报纸上被“击毙”过的将领，以胜利者、解放者、领导者的身份，在战斗的硝烟刚刚散去的P城的讲台上，向着第二条战线上的狙击兵们，开始发表演说了。
一个又一个的领导同志作报告。湖南口音，四川口音，山西口音和东北口音。他们讲战争的局势，今后的展望，国民党对于P城的破坏，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每个领导人的讲话都那么清楚、明白、坦率、头头是道、信心十足，既有澎湃的热情、鼓动的威力，又有科学的分析、精明的计算；像火线宣传一样地激昂，又像会计师报账一样地按部就班，巨细无遗；却没有在刚刚逝去的昨天常常听到的那些等因奉此的老套，陈腐不堪的滥调，哗众取宠的空谈，模棱两可的鬼话和空虚软弱的呻吟。这不再是某个秘密接头地点的低语，不是暗号和隐喻，不是偷偷传递的文件和指示，而是大声宣布着的党的意志，详尽而又明晰的党的部署，党的声音。钟亦成像海绵吸水一样地汲取着党的智慧和力量，为这全新的内容、全新的信念、全新的语言和全新的讲述方式而五体投地、欢欣鼓舞，每听一句话，他好像就学到了一点新东西，就更长大了、长高了、成熟了一分。
不知不觉，天黑了，谁知道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电灯亮了。多么难能可贵，由于地下党领导的工人护厂队的保护，发电厂的设备完好无损，而且在战斗结束四十几个小时以后，恢复了已经中断近一个月的照明供电。多么亮的灯，多么亮的城市！但是，随着灯亮，钟亦成猛然意识到：饿了。
可不是吗，中午，为了赶来开会，他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只是在小铺子里买了两把花生米，现在，已经这样晚了，怎么能不饥肠辘辘呢？
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主持会议的军管会副主任打断了正在讲话的市委领导，宣布说，市委第一书记最后还要作一个较长的总结报告，估计会议还要进行三个小时左右，为了解决肚子里的矛盾，刚才派出了几辆军用吉普去购买食品，现已买回来了，暂时休会，分发和受用晚餐。
于是满场传起了烧饼夹酱肉，大饼卷果子，螺丝转就麻花，也还有窝眼里填满了红红的辣咸菜的小米面窝头和煎饼卷鸡蛋。簸箩、提篮、托盘、口袋，五花八门的器具运送着五花八门的来自私商小店的食品，看样子买光了好几条街的小吃店。钟亦成的座位靠近通道，这些食品他看得清楚，馋涎欲滴，烧饼油条之类对于生活穷困的他来说也是轻易吃不着的珍品啊。但他顾不上自己吃，而是兴高采烈地帮助解放军同志（大会工作人员）传递大饼麻花，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准备合度地抛掷过去，各种简朴而又适口的食物在刚刚从“地下”挺身到解放了的城市的共产党员们的头上飞来飞去，笑声，喊声——“给我一套！”“瞧着！”“还有我呢！”响成一片，十分开心。革命队伍，党的队伍在P城的第一次会餐，就是这样大规模地、生气勃勃地进行的，它将比任何大厅里的盛宴都更长久地刻印在共产党员们的记忆里。像战士一样匆忙、粗犷，像儿童一样赤诚、纯真，像一家人一样和睦、相亲相爱……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共产主义是一定能实现的。
可是，钟亦成是太兴奋了，食物一到手他立即传送给别人，似乎快乐就产生在这一收一递里，结果，他却没有留给自己。接连三个柳条编的大簸箩都见了底，第四批食品却不见来，原来，食品已经分发完毕了。由于饿，也许更多地是由于高兴，人们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一样地速战速决，全歼了食物，人们开始掏出手绢擦嘴擦手了，可钟亦成还在饿着。芝麻、面食和肉食的余香还在空气中摇曳，胃似乎已经升到了喉咙处，准备着冲出他的身体，向着远处一个细嚼慢咽的同志手里的半块烧饼扑去。
就在钟亦成被饥饿搅得头昏眼花、狼狈不堪，但又觉得十分可喜、可乐的时候，从他的座位后面伸过来一只手，人还没看清，却已经看到了那只手里托着的夹着金黄色的油条和烧饼。
“拿去。”
“你？”
她就是凌雪。她笑着说：“我坐在你后面不远，可你呢，两眼睛光注意看前边了。后来看你高兴的那个样儿，我寻思，可别忘了自己该吃的那一份……”
“那你呢？”
“我……吃过了。”
显然不是真话，推让了一番以后，两个人分着吃了。钟亦成觉得好像有些羞愧，可又很感激，很幸福。他每嚼一下烧饼，都显得那么快活，甚至有点滑稽，凌雪笑了。
麦克风发出尖厉的啸声，人们安静下来，凌雪也回到自己的位子。钟亦成继续聚精会神地听报告，他没有回过头，但是他感到了身后有一双革命同志的友爱的眼睛。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反正已经是深夜了，散会，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出大门的时候，有一位部队首长看到了钟亦成的不合身的小棉袄，露在袖口外面的细瘦的手腕，“小同志，你不冷吗？”首长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脱下自己身上的、带着自己的体温的长毛绒领的崭新的棉军大衣，给钟亦成披到了身上。快乐的人流正推拥着钟亦成向外走，他甚至没有来得及道谢一声。
一九五七年——一九七九年。
在这二十余年间，钟亦成常常想起这次党员大会，想起第一次看到的党旗和巨幅毛主席像，第一次听到的国际歌，想起这顿晚餐，想起送给他棉大衣的，当时还不认识，后来担任了他们的区委书记的老魏，想起那些互致布礼的共产党员们。有些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退色，然而，这记忆却像一个明亮的光斑一样，愈来愈集中，鲜明，光亮。这二十多年间，不论他看到和经历到多少令人痛心、令人惶惑的事情，不论有多少偶像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不论有多少确实是十分值得宝贵的东西被嘲弄和被践踏，不论有多少天真而美丽的幻梦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也不论他个人怎样被怀疑、被委屈、被侮辱，但他一想起这次党员大会，一想起从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十年的党内生活的经验，他就感到无比的充实和骄傲，感到自己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能的，全新的、充满了光明和正义（当然照旧会有许多矛盾和麻烦）的生活是能够建立起来和曾经建立起来过的。革命、流血、热情、曲折、痛苦，一切代价都不会白费。他从十三岁接近地下党组织，十五岁入党，十七岁担任支部书记，十八岁离开学校做党的工作，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他为之而斗争的信念是崇高的信念，为了这信念，为了他参加的第一次全市党员大会，他宁愿付出一生被委屈、一生坎坷、一生被误解的代价，即使他戴着各种丑恶的帽子死去，即使他被十六岁的可爱的革命小将用皮带和链条抽死，即使他死在自己的同志以党的名义射出来的子弹下，他的内心里仍然充满了光明，他不懊悔，不伤感，也毫无个人的怨恨，更不会看破红尘。他将仍然为了自己哪怕是一度成为这个伟大的、任重道远的党的一员而自豪，而光荣。党内的阴暗面，各种人的弱点他看得再多，也无法遮掩他对党、对生活、对人类的信心。哪怕只是回忆一下这次党员大会，也已经补偿了一切。他不是悲剧中的角色，他是强者，他幸福！
四
一九五○年二月。
钟亦成听老魏讲党课。头一天，钟亦成年满十八岁了，支部通过了他转为正式党员。
老魏在党课中讲道：
“一个共产党员，要做到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要获得完全的、纯洁的党性，就必须忘我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还必须在党的组织的帮助下面，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思想，克服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虚荣心、嫉妒心……等等小资产阶级的以及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以个人主义为例。无产阶级是没有个人主义的，因为他自身一无所有，失去的是锁链而得到的是全世界，为了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他的个人利益完全溶合在阶级的利益、全人类的利益之中，他大公无私，最有远见……而个人主义，是小私有者、剥削者的世界观，它的产生来自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分化……个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性质是完全不相容的……一个个人主义严重而又不肯改造的人，最终要走到蒋介石、杜鲁门或者托洛茨基、布哈林那里去……”
“太好了！太好了！”钟亦成几乎喊出声来。个人主义是多么肮脏，多么可耻，个人主义就像烂疮、像鼻涕，个人主义者就像蟑螂、像蝇蛆……
区委书记者老魏继续讲道：
“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是摆脱了一切卑污的个人打算和低级趣味的人。他有最大的勇敢，因为他把为了党的事业而献身看做人生最大的幸福。他有最大的智慧，因为他心如明镜，没有任何私利物欲的尘埃。他有最大的前途，因为他的聪明才智将在千百万人民的斗争事业中得到锻炼和成长。他有最大的理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有最大的气度，为了党的利益他甘愿忍辱负重。他有最大的尊严，横眉冷对千夫指。他有最大的谦虚，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有最大的快乐，党的事业的每一点每一滴的进展都是他的欢乐的源泉。他有最大的毅力，为了党的事业他不怕上刀山、下火海……”
党课结束以后，钟亦成和凌雪一起走出了礼堂。钟亦成迫不及待地告诉凌雪说：
“支部已经通过了，我转成正式党员”。在这个时候听老魏讲课，是多么有意义啊。给我提提意见吧，我应该怎样努力？我已经订好了克服我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计划，我要用十年的时间完全克服我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做到布尔什维克化，做一个像老魏讲的那样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帮助我吧，凌雪，给我提提意见吧！”
“你说什么，小钟？”凌雪眨了眨眼，好像没怎么听懂他的话，“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这是需要我们努一辈子力的，十年……行吗？”
“当然要努力学习，努力改造终身，但总要有一个哪怕是初步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十年不行，就十五年、十六年……”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
七年以后，钟亦成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经过了三个多月的大量的工作，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其结果却是早已注定了的政治的、思想的、心理的过程，其中包括宋明同志的耐心的、有时候是苦口婆心的推理与分析；钟亦成的一次比一次详尽、一次比一次上纲上得高、一次比一次更难于自拔的检讨；群众的最初并无恶意、但在号召之下所作的揭发批判，当然其中也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而加大了嗓门和挑选了最刺人的词句；到后来，由于宋明的深文周纳的分析和钟亦成的连自己听了也会吓一跳的检讨，更由于周围政治气温的极度升高，这种揭发批判变成了无情的毁灭性的打击、斗争，最后，做出了上述结论。
定右派的过程，极其像一次外科手术。钟亦成和党，本来是血管连着血管，神经连着神经，骨连着骨，肉连着肉的，钟亦成和革命同志，和青年，和人民群众，本来也是这样血肉相连的。钟亦成本来就是党身上的一块肉。现在，这块肉经过像文艺评论的新星和宋明同志这样的外科医生用随着气候而胀胀缩缩的仪表所进行的检验，被鉴定为发生了癌化恶变。于是，人们拿起外科手术刀，细心地、精致地、认真地把它割除、抛掉。而一经割除和抛掉，不论原来的诊断是否准确，人们看到这块被抛到垃圾桶里的带血的肉的时候，用不着别人，就是钟亦成本人也不能不感到厌恶、恶心，再不愿意用正眼多看它一眼。
对于钟亦成本人，这则是一次“胸外科”手术，因为，党、革命、共产主义，这便是他的鲜红的心。现在，人们正在用党的名义来剜掉他的这颗心。而出于对党的热爱、拥护、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也要亲手拿起手术刀来一道挖，至少，他要自己指划着：“从这儿下刀，从这儿……”
当这个手术完成以后，当钟亦成从镜子里看到一个失去了心的人的苍白的面孔的时候，他……
天昏昏，地黄黄！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老表，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粘痰，一撮结核菌……
坐上无轨电车，我不敢正眼看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因为我理应受到售票员和每一个乘客的憎恶和鄙夷。走进邮局，当拿起一张印有天安门的图案的邮票往信封上贴的时候，我眼前发黑而手发抖，因为，我是一个企图推翻社会主义、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推倒五星红旗和光芒四射的天安门的“敌人”！走过早点铺，我不敢去买一碗豆浆，我怎么敢、怎么配去喝由广大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