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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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也不是纯粹为了科学而去那不勒斯的。他从伦敦去那里的旅行是他的上司兰德尔（J．T。 Randall）教授给的意外恩赐。本来，兰德尔已经准备去参加这次关于大分子的会议，并且发表一篇论文阐述在他新的生物物理实验室里所做的工作。后来，他发觉自己许诺的义务太多了，就决定派威尔金斯代替他去。如果一个人也不去，对金氏学院的实验室来说是很不光彩的。那时，已从国库动用了一笔可观的款项资助他的生物物理学。但是，认为这种资助是劳民伤财的也大有人在。
并没有要求有人为这次在意大利举行的会议准备一个洋洋大观的发言。这种集会只不过是按惯例地请来少数几个听不懂意大利语的来宾以及许多意大利人。来宾中通用的语言是英语。当英语讲得快的时候，这些意大利人几乎一个也听不懂，每次会议的高潮则是到一些景色秀丽的地方或寺院去的一日游。这样，除了在会上发表一些陈词滥调外，几乎很少举办任何有益的活动。
威尔金斯到达时，我明显地坐立不安，并且急于想回北方去。卡尔喀这次把我引人了歧途。在那不勒斯的头六个星期，我经常感到很冷。重要的是没有集中的取暖设备，所以不管官方规定的温度是多少也无济于事。无论是在动物学实验站或是在一幢十九世纪六层大楼顶上我的那个破烂房间里，都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如果我对海洋动物有一星点兴趣，恐怕我也会做点实验的。因为做实验活动活动总比坐在图书馆里把脚搁在桌子上要暖和一点。有时当卡尔喀严然摆出一副生物化学家的姿态时，我紧张不安地站在一边。有几天我甚至能听得懂他讲的是什么。然而，不管我听得懂或听不懂都是一样的。在他的头脑里，基因从来不占主导地位，甚至连边也不沾。
我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大街上溜达，或者阅读早期杂志上有关遗传方面的论文。有时候，我白日做梦似地想着发现基因的奥秘。但是从来也未曾有过一了点象样的想法。因此，在这里一事无成的忧虑心情就越来越重了。尽管我知道我并不是到那不勒斯来工作的，可是这并未使我感到稍微的宽慰。
我抱有一线希望也许可以从生物大分子结构会议上得到好处，这似乎仅仅是一线希望。我虽然对结构分析领域中处支配地位的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但我还是很乐观地认为口头讨论总比读刊物上的文章要容易理解，这些文章我总是读不进去。我特别有兴趣去听将由兰德尔作的关于核酸方面的报告。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论述核酸分子有三维构型的可能性。因此，这件事对于我在化学方面非正式的钻研是有影响的。既然化学家们对核酸也讲不透彻，我又何苦兴致勃勃地学习那些枯燥乏味的化学知识呢？就是因为当时的情况不能为核酸结构提供任何真正的新启示。关于蛋白质和核酸的三维结构的许多说法都是夸夸之谈。这方面的工作虽然已经进行了15年之久，但是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论据仍然很无力。一些信心百倍提出来的想法看来都是异想天开的晶体学家们的杰作。他们喜欢处身于自己的想法不会轻易被人否定的领域里。由于包括卡尔喀在内的所有的生物化学家实际上都不能理解X射线工作者的观点，因此并没有什么令人感到不自在的。为了迎合这种胡说八道而学习复杂的数学方法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的老师中没有人曾想到过在我得到博士学位以后，竟会有可能和一个X 射线晶体学者一道工作。
不管怎样，威尔金斯并没有使我失望。他代替兰德尔也好，不是代替者也罢，都是一样的。反正他们两个我都不了解。他的演讲远非空洞无物。同其他人的发言相比，他的演讲是非常突出的。其他发言中有的根本就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毫不相干的。幸亏那些发言是用意大利语讲的，因此，外国客人溢于言表的厌烦情绪并不算失礼。还有几个发言人是当时动物学实验站请来的客人，他们是大陆来的生物学家，他们在发言中只不过简短地提了一下生物大分子而已。对比之下，威尔金斯的DNA的X射线衍射图恰好切中主题。在他的演讲接近尾声时，这张衍射图才放映在屏幕上。当威尔金斯说到这张图比以前几张图显示得更为详细，事实上可以看做是一种结晶DNA的X光照片时，他干巴巴的英语并不能使他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来。确实，当DNA的结构一旦揭晓。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基因是如何起作用的了。
突然之间，我对化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威尔金斯讲演以前，我很担心，恐怕基因可能是异常不规则的。然而，现在我知道基因是能够结晶的，因此它一定具有一种能用简单方法测定的规则结构。于是我期望着能否与威尔金斯一起做DNA工作。他讲演以后，我就设法去找他。或许，他知道的东西比他的讲演内容更丰富些。一般他讲，如果一个科学家不能绝对肯定他自己是正确的话，那么，他当众演说便会犹豫。可是，我没有机会和他交谈，威尔金斯已经不知去向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有了与威尔金斯认识的机会。这一天，所有与会者到佩斯敦（Paestum）的希腊神庙去游览。在等公共汽车时，我开始和他搭讪并且说明我是多么地对DNA感兴趣。还没等到从威尔金斯那里打听到什么，我们已不得不上车了。于是我只好陪伴着我的姐姐伊丽莎白。她刚从美国来到这里。在神庙里，我们全分散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同他说话以前，我意识到我很可能已经交上了好运。威尔金斯已经注意到我姐姐非常漂亮，很快他们就在一起吃午饭了。对此，我感到莫大的高兴。多年以来，我曾闷闷不乐地看着伊丽莎白被一群傻瓜追求着。现在，变换一下她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突然来了。我不必再眼看着她将注定嫁给一个智力低下的傢伙。而且，如果威尔金斯真正爱上了我的姐姐，那么，我也将免不了跟他的DNA的X射线工作密切结合在一起了。但是，威尔金斯表示抱歉地走开了，并独个儿坐在一旁。这并未使我感到失望。他显然是很懂礼节的，他可能觉得我和伊丽莎白有话要说。
但是，当我们一回到那不勒斯，我想跟他合作的壮丽的白日美梦就化为泡影了。威尔金斯只是漫不经心地点了一下头就迳自离开，回他的旅馆去了。无论我姐姐的美貌或者我对DNA结构的浓厚兴趣都不能使他落人圈套。我们的命运看来不在伦敦。于是，我就动身回哥本哈根，并且避免再多想生物化学的美妙前景。
5
我忘掉了威尔金斯，但没有忘记他的DNA照片。一把有可能解开生命奥秘的钥匙总不可能从我的头脑中忘却的。我还不能解释它，这一点并不使我烦恼。设想自己成名肯定比成为一个从来没有冒险精神的受压抑的学究要好得多。我也曾被鲍林部分地解决了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传闻所鼓舞。我在日内瓦就听说过这个消息。在那里，我呆了几天跟瑞士噬菌体学者韦格尔（Jean Weigle）讨论问题。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了一个冬天以后刚刚回来。韦格尔在离开加州以前曾去参加过鲍林宣布这个消息的讲演会。
鲍林以他惯用的演戏似的方式进行讲演。讲起话来活象是个终身从事戏剧演出的行家。他的模式图被一块帷幕掩盖着，直到他的讲演快要结束时，他才骄傲地展现了他的最新创作。这时鲍林目光炯炯地解释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模型——α螺旋的各种特征。这次炫耀的表演，正象他所有的精彩表演一样，吸引了许多青年大学生出席听讲。全世界再没有哪一个人象鲍林那样能抓住听众的心。他那奇妙的头脑与有感染力的露齿微笑结合得无懈可击。他的许多教授同事们怀着混杂的心情观看着他的表演。鲍林在示范讲台上跳上跳下并挥舞着他的手臂，活象一个魔术师要把一只兔子从他的靴子里掏出来那样。这使他的同事们感到相形见绌，如果他略微表示一点谦虚的话，他的观点也许更容易被人接受。由于他表现出的坚定自信心，即使他在胡说八道，那些着了迷的大学生也都被蒙在鼓里。他的许多同事正在袖手旁观，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会在关键问题上栽跟头，而落得一个嘴啃泥。
但是，韦格尔那时无法告诉我鲍林的α螺旋是否正确。他不是X射线晶体学者，不能从专业方面对这个模型进行评价。然而，他的一些在结构化学方面训练有素的年轻朋友们却认为α螺旋看来还是挺不错的。因此，他的这些朋友都认为鲍林是对的。果真如此，鲍林就又取得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对于生物学上极为重要的大分子结构，他可能是提出完全正确见解的一位先驱。他或许拥有某种也适用于核酸的新颖手段，而使他在这个领域能遥遥领先。韦格尔对此什么也记不起了。他能告诉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说有一本关于α螺旋的书不久即将问世。
我回到哥本哈根时、载有鲍林论文的杂志已从美国寄到。我很快地看了一遍，接着又立即重读了一遍。我对其中的大部分论述都觉得摸不着头脑，所以我只能了解他的论点的一个梗概。我当然无法判断它是否讲得有道理。我敢肯定的一点只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优雅。几天以后，下一期杂志又到了，这一期又刊载了鲍林的文章七篇之多。这些文章写得仍然是令人眼花镣乱，充满着华丽的词句。其中的一篇起首这样写道：“胶原是一种很有趣的蛋白质”。这种写法鼓舞了我。我开始琢磨如果解决了DNA的结构我撰写关于DNA论文时开头的话：“遗传学家对基因很感兴趣”。这样的写法就可以显示我与鲍林的思路不同。
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学习分析X射线衍射图呢？我开始为此发愁。到加州理工学院去吧，恐怕不合适。因为鲍林太伟大了，不能浪费他的时间去教一个缺乏数学修养的生物学家。可是，我不愿再次遭到威尔金斯的冷遇，也不想到他那里去。这样一来，就只能去英国剑桥了。我知道剑桥有一个名叫佩鲁兹的人，他对生物大分子尤其是血红蛋白的结构很感兴趣。我于是就给卢里亚写信诉说我新近入迷的爱好，问他能否想法把我安排到剑桥实验室去。出乎意料，这件事竟然完全不成问题。接到我的信后不久，卢里亚就去参加在安。阿尔柏（Ann Arbor）召开的一个小型会议。在那里他遇到了佩鲁兹的合作者——肯德鲁（John Kendrew），当时他正延期在美国旅行。更幸运的是，卢里亚对肯德鲁有很好的印象。肯氏象卡尔喀一样，举止文雅；此外，他也支持工党。而且，当时剑桥实验室缺人，肯德鲁正在物色对象同他一道研究肌红蛋白。于是卢里亚向他保证说，我正好合适，并且立即告诉了我这个好消息。
当时正值八月初，刚好在我原来的奖学金就要满期的前一个月。这就意味着给华盛顿写信不能再拖下去了，应该告诉他们我改变学习计划的事。但是，我仍然决定直到剑桥实验室正式允许我去时再写信。等我亲自和佩鲁兹谈过话后再写这封难写的信看来是慎重的，因为事与愿违的情况是常常有的。谈过话以后，我就能更详尽他说明我希望在英国完成的任务。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哥本哈根。于是我又回到了实验室。我当时做的一些实验按照第二等标准看来是有趣的。我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即将在那里召开。很多噬菌体工作者将到哥本哈根参加会议。德尔布吕克当然是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关于鲍林最近搞的新玩意儿他会有更多的消息。
然而，德尔布吕克并没有告诉我更多的新东西。他认为，α螺旋即使正确也谈不上有任何生物学意义。看来他对此不屑一谈。甚至我对他说确有一张出色的DNA的X射线照片，他也毫无反应。因为小儿麻痹症国际会议召开的盛况空前，我就顾不上为德氏这样独具一格的坦率而感到沮丧。几百名代表光临后，他们就可享用部分由美国出资供给的大量免费的香槟酒，借以缓和一下国际隔阂，一个星期内每晚都有招待会、宴会以及到海滨的酒巴间去的夜半旅行等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奢侈的生活。在我的心目中，这种生活是和腐朽的欧洲贵族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在我的头脑 中油然地产生了一个重要真理：科学家的生活不仅在智力活动方面是丰富多采的，就是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可能是趣味盎然的。于是，我就兴致勃勃地动身到英国去了。
6
刚吃完午饭我就到办公室去，当时佩鲁兹正在那里。肯德鲁还在美国，没有人期待我的到达。肯德鲁曾寄回一封短信说明年有一位美国生物学家要来和他一起工作。我告诉佩鲁兹，我对X射线衍射技术一窍不通。他叫我放心，并向我保证说做这类工作并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他和肯德鲁在大学里都学过化学。我应该做的就是读一本X射线晶体学教科书。这样，我就能懂得足够的理论去做X射线照相工作。举个例子说，佩鲁兹对我讲过他要验证鲍林的α螺旋模型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只要化一天时间就能拍到关键性的照片证实鲍林的预见。后来我压根儿就没有理解佩鲁兹：甚至我连晶体学最基本的布喇格定律也一无所知。
随后，我和佩鲁兹出去散步，并且谈到来年可能做的工作。当他知道我是从火车站直接到实验室来的，还没有观光过剑桥的任何学院时，他改变了我们散步的路线，带我穿过学院后院，来到三一学院的大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此壮观的建筑物。如果我以前曾经有过放弃生物学家安闲生活这种打算的话，如今这种想法全都烟消云散了。这样，当我朝一些阴湿的房屋里偷偷地瞥了一眼知道其中就是大学生宿舍时，我也只不过略显沮丧而已。我从狄更斯的小说中知道我是不会遭受英国人自己都不肯受的那份罪的。后来，当我在基督草坪（Jesus Green）的一座二层楼房中找到一间房间时，我自己认为已是很幸运的了。这里所处的位置实在太好了，离实验室仅有步行不到十分钟的路程。
佩鲁兹要我见见布喇格爵士。于是，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卡文迪什实验室。佩鲁兹给楼上打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到了，布喇格爵士从他的办公室下了楼。他听我谈了几句话后，就和佩鲁兹出去私下嘀咕了一阵。几分钟以后他们又回到实验室，由布喇格正式通知我，说他已经同意我在他指导下进行工作。这次会见是不拆不扣地按英国人的方式进行的。我私下暗暗揣摩着布喇格这尊白胡子偶象，恐怕现在每天总是坐在雅典娜神庙般的伦敦俱乐部里，消磨着他的大部分时间、我从来也想不到我会和这位老古董有所接触，布喇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创立了他的定律。因此，我猜想他必定已处于实际退休的地位而不会关心基因了。我有礼貌地对布喇格爵士接受我在他那里工作表示感谢。接着，我对佩鲁兹说我过三个星期再回来赶上米迦勒节那一学期的开始。于是，我回到哥本哈根去收拾一下我仅有的一点衣物，并告诉卡尔喀我交上好运，能成为一个X射线晶体学者了。
卡尔喀非常合作，他给华盛顿奖学金办公室发了一封信说他热情地赞同我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