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螺旋-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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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开会的日期在我的第二笔奖学金刚刚期满一个月。当然我根本不想在六月或九月离开剑桥，唯一的问题是找个借口。起初我想以没有料到的经济拮据为理由，继而又想，我不能让他以为，他曾对我的事业产生过影响。于是我找了另外一个借口把信发了出去，告诉他剑桥的学术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我不打算在六月份去美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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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决定暂时转向对花叶病毒（TMV）的研究。TMV內含右一种叫做核酸的重要成分，因此，拿它作幌子我可以对DNA继续研究下去。当然这种核酸不是DNA，而是另一种核酸即核糖核酸（RNA）。由于威尔金斯不能宣称对RNA的研究只他一家别无分店，DNA和RNA之间的差别就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因素。一方面，倘若我们能搞清RNA的结构，也可以为解决DNA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另一方面，当时认为TMV的分子量为四千万，乍看起来，它要比分子量小得多的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分子更加不可思议。肯德鲁和佩鲁兹多年来一直在从事这两种蛋白的研究，那时尚未获得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结果。
另外，贝纳尔和范库肯（I．FankuChen）曾用X射线观察过TMV。这似乎有些耸人听闻，标新立异。既然鄙人不象贝纳尔那样非凡的头脑，也就不敢奢想那样掌握晶体学理论。战争开始后不久，他们在《普通生理学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大部分我都看不懂。把他们的研究结果发表在这样的杂志上，看来有点奇怪。这大概是由于贝纳尔已专心致志于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之故吧！范库肯返回美国后，决定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他们的研究资料。这家杂志是对病毒感兴趣的人喜欢阅读的。战后，范库肯对病毒就不感兴趣了。虽然贝纳尔有时还对蛋白质X射线晶体学略加研究，但他更关心的是加强与共产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
他们的许多说法尽管缺乏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但仍有许多值得玩味的地方。TMV由大量相同的亚基构成。这些亚基是如何排列的，他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再说要他们在1939年就弄明白蛋白质和RNA是由完全不同的成分构成的，这样的要求未免为时过早。但现在，蛋百质有大量亚基这一点是很容易为人们接受的。RNA却恰恰相反。当RNA被分解成很多亚基时，会产生大量多核苷酸链。但这些链太小，以致于不能携带遗传信息。克里克和我都认为，这种信息肯定贮存于病毒整个RNA之中。TMV结构的最佳设想乃是一个位于中心的RNA，以及包围它的大量较小的蛋白质亚基。
事实上，对TMV蛋白质的组分早已有人进行过生化研究。1944年德国人施拉姆（Gerhard schramm）首次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他报道在弱碱中TMV颗粒分解成游离的RNA和大量蛋白质分子。这些蛋白质分子即使不完全相同，也极其相似。除了德国，几乎没有人相信施拉姆的报道是正确的。这种偏见是战争造成的。他们觉得，德国法西斯竟会在战争一败涂地的最后几年，允许按照施拉姆的想法进行这样广泛的实验，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不难想象这项工作直接受到纳粹的支持，而且该实验得到了错误分析的结果。绝大多数生物学家都不愿化费时间去反驳施拉姆。可是，后来我阅读贝纳尔的文章时，突然对施拉姆的实验感兴趣起来。要是他把数据解释错了，为什么他偏偏凑巧得到了正确的答案。
可以想象，再有几张X射线照片就能搞清TMV蛋白质亚基的排列方式。要是这些亚基以螺旋状堆积，则更能说明问题。我兴奋得把贝纳尔和范库肯的文章从哲学图书馆偷偷带到了实验室，好让克里克看看这些TMV的X射线照片。当他看到图中有代表螺旋的空白时，他立即动手，迅速画了TMV的几个可能的螺旋状结构。从此，我知道自己不能再怀疑有关螺旋的理论了。我无须掌握数学，克里克有空会来教我的。可在他外出时，我则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只要略懂数学就可以明白这张TMV的X射线照片显示的正是一个每23埃绕螺旋轴一圈的螺旋。其规律是如此简单，克里克竟想用《赏鸟者之傅立叶变换公式》为题撰写一篇有关的文章。
这一次克里克并没有真正大干起来，在后来数天里，他又认为TMV螺旋的证据不够有力。在我找到蛋白亚基呈螺旋状排列的原因之前，自然我也心灰意懒了。晚饭后在百无聊赖之际，我阅读了法拉第学会关于“金属结构”的讨论文章。该文阐述了理论家弗兰克（F。C。Frank）关于晶体形成的有独创性的见解。可是，我几次精确的计算都得到了矛盾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晶体能按所论述的速率形成。弗兰克后来发现，如果晶体不象我们设想的那样有规则，而是包含了一些错位的话，那么这种矛盾的现象就不复存在。这些错位使得微小间隙不断出现，新的分子则被安置在这些微小间隙之中。
几天以后，我在乘公共汽车去牛津的路上，头脑里酿成一种想法：每个TMV颗粒应视为一个微小晶体，如同其它晶体一样，由于具有微小间隙而逐渐生长。产生微小间隙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使亚基呈螺旋形排列。这是最重要的条件。道理很简单，这个看法肯定是对的。周未在牛津看到的各种螺旋楼梯更使我坚信其他的生物结构也应具有螺旋形对称。一个多星期以来，我仔细观察了肌肉和胶原纤维的电子显微镜图，想从其中寻找螺旋的蛛丝马迹。然而克里克的态度却始终是不冷不热，处之泰然。在缺乏任何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我知道要说服他是徒劳无益的。
这时，赫克斯利帮了我的忙，他教我使用X射线照像机拍摄TMV照片。显示螺旋的方法就是将TMV的样品倾斜，使其与X射线光束保持几个不同的角度。范库肯没有这样做，因为在战前螺旋还不为人们所重视。为此，我到马肯姆处看看是否他手头有多余的TMV。那时马肯姆在莫尔蒂诺（Molteno）研究所工作。这地方与剑桥不同，实验室里暖气很足。这是为了照顾那位“奎克教授””兼所长基林（Davidkeilin）的，因为他患着气喘病。我总是乐于找个借口，在这华氏70度的房间里呆一会儿。在这里马肯姆随时都有可能嘲弄我，说我如果是喝英国啤酒长大的话，就不会象现在这么狼狈了。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很爽快地给了我一些病毒样品。想到克里克和我竟然会做起TMV实验来，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
不出所料，我拍的第一张X射线照片，比当时发表的照片模糊得多。即使这张不太象样的照片也化了我一个多月时间。想拍摄几张能够显示出螺旋的照片，则更是难上加难了。由于在工作中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拉夫顿（GeoffreyRoughton）在亚当斯路（Adams Road）他父母家里举办的化装舞会，就成了二月间唯一使我感到痛快的事。说来奇怪，尽管有很多趣闻，如拉夫顿认识许多漂亮姑娘，而且据说他还带着一只耳环写诗，克里克还是不愿意去参加这个舞会。但是，奥迪尔不想失去这次机会。于是，我租了一套王政复辟时期的士兵服装和她一同去了。当我们挤进半痴半醉的跳舞人群时，我们觉得这次晚会相当成功，因为约有一半在剑桥的外国女学生都在那儿。
一星期后，又举办了一个“热带晚会”。奥迪尔很想去。一则因为她参加了筹备，再则这个舞会是由黑人发起的。克里克再次表示反对，不过这次做法上较明智些罢了。参加的人不多，舞场一半空着。我在那里痛饮了一阵，但对在众目睽睽之下跳舞并不怎么欣赏。我脑子里想的是鲍林将在五月份来伦敦参加由皇家学会组织的一个有关蛋白质结构的会议。谁也说不上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会要求参观金氏学院研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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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鲍林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机场时突然被吊销了护照，而不得不取消对伦敦的访问。国务院不想让鲍林这样喜欢惹事生非的人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散布关于昔日银行家们的政治丑闻。这些人主张制止信奉无神论的赤色分子四处泛滥。弄得不好，鲍林可能在伦敦就举行记者招待会，大谈其和平共处的论调。即使不让麦卡锡参议员再有机会指责政府用发给护照的办法袒护激进分子，从而使美国生活方式受到影响，国务卿艾奇逊的地位也已经发发可危了。他们当然不愿再自找麻烦，于是，不同意他出国旅行。
当这件丑闻传到皇家学会时，克里克和我已在伦敦了。这消息太使人难以相信了，倒不如我们猜想鲍林在去纽约的飞机上生了病更好些。只有俄国人才会阻止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出席丝毫不带政治色彩的会议。因为第一流的俄国科学家可能想叛逃到富裕的西方去，而鲍林却根本不会考虑叛逃的事，因为他和他全家对加州理工学院是完全满意的。
如果他真的想自愿离开，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委员会的某些人将会感到高兴。每当他们拿起报纸看到世界和平会议发起者名单中有鲍林的名字时，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总希望设法使加州南部地区摆脱这种有害诱惑力的影响。鲍林对这种来自加州暴发户不可言状的愤怒是很清楚的，这些人的外交常识主要是受《洛杉矾时报》的影响。
在牛津刚参加过普通微生物学会举办的“病毒增殖性质”会议的我们几个人，对那次会议的混乱状况并不感到惊奇。原定主要演说者之一是卢里亚。可是在按计划飞抵伦敦前两周，他得知他将得不到护照。国务院同往常一样，是不会为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作出解释的。
卢里亚的缺席给我增加了一项工作——介绍美国噬菌体工作者近来的实验。可并不需要我临阵磨枪拼凑一篇讲话。因为在会议前几天，赫尔希（AI Hershey）从冷泉港（coldSpring Harbor）给我发来一封长信，概述了他们近来完成的实验。他和蔡斯（Martha Chase）通过这些实验，证实了噬菌体感染细菌的基本特征是病毒DNA进入寄主细菌体。尤其重要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蛋白质进入细菌体。他们的实验因而再次强有力地证明，DNA是基本的遗传物质。
尽管如此，当我宣读赫尔希的长信时，四百多位与会的细菌学者几乎没有人感到兴趣。勒夫（Andre Lwoff）、本兹（Seymour Benzer）及斯坦特显然是例外。他们由巴黎到牛津短期逗留。他们知道赫尔希的实验非同小可，并且认识到从那时起大家都会更加重视DNA了。然而，对绝大多数的旁观者来说，赫尔希的名字无足轻重。而且，在知道我是美国人时，大家会从我的蓬乱长发联想到我的科学判断力也可能早同样的荒诞。
英国植物病毒学者鲍登（F。C。Bawden）及皮里（N。 W。Pirie）操纵着这次会议。鲍登学识渊博，皮里信奉虚无主义。在这两方面，会议的其它参加者，都望尘莫及。鲍，皮二氏根本不相信噬菌体有尾，TMV具有固定长度这种看法。我企图用施拉姆的实验来给皮里出出难题，他干脆说这些实验应停止进行。这也许是因为施拉姆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科学家，因此我们没继续争论下去。于是，我转向没有政治成见的问题：许多TMV粒子长度为3000埃是否具有重要的生物意义？答案是简单的。但是这种见解没有引起皮里的兴趣，因为他认为病毒是如此之大，尚难将其结构阐述清楚。
要是勒夫不出席，那么这次会议可能会以失败告终。勒夫颇热衷于研究二价金属离子在噬菌体增殖中的作用。他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拍即合，都认为金属离子对核酸结构至关重要。尤其使人感到有趣的是，在精确复制大分于或看两个相似染色体相互吸引中，他预见到某些特定离子可能起关键作用。然而，除非罗西从她完全信赖的X射线衍射技术的立场上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否则我们这种设想无法得到检验。
在那次皇家学会会议上没有迹象表明，自从十二月初同克里克和我发生争论以来，金氏学院的任何人曾提到过金属离子。后来我询问了威尔金斯，方才知道自从分子模型的装配架运到他的实验室以来，还没有使用过。现在要强迫罗西和戈斯林建造分子模型也还不是时候。如果说有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威尔金斯和罗西之间的口角比他们访问剑桥前有增无减。现在她坚持说她的数据证明DNA不是螺旋。与其说她愿意听任威尔金斯的指挥来制作螺旋模型，还不如说她可能会把铜丝模型缠在威尔金斯的脖子上。
当威尔金斯问我们回到剑桥后是否需要模具时，我们假意回答说需要，同时向他暗示我们需要较多的碳原子，为的是制造模型以表明多肽链是怎样转弯的。使我放心的是威尔金斯对于那些与他们金氏学院无关的事，总是开诚布公的。他觉得我正在认真地从事TMV的X射线研究工作，这使他确信我不会很快对DNA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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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金斯深信，我很快就会得到所需的X射线图谱，证明TMV是一种螺旋。卡文迪什实验室刚安装好一台大功率可旋正极X射线管。我使用这台仪器获得了意外成功的结果。这种先进设备使我拍片的速度比使用普通设备快二十倍。因此，一星期内我拍摄TMV照片的数量成倍增长。
卡文迪什实验室通常晚上十点钟锁门。看门人就住在隔壁，但锁门以后，就没人再去打搅他了。户瑟福不主张学生开夜车。他认为在夏季傍晚打打网球倒更合适些。即便在他去世十五年后，为那些加班加点的人也只准备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现由赫克斯利掌管。他坚持说肌肉纤维是活的，因此不能按照物理学家的常规办事。必要时，他会把钥匙借给我或亲自走下楼来，帮我打开那扇通向富丽斯库街（Free SchoolLane）的沉重大门。
仲夏六月的一个深夜，赫克斯利不在实验室。我回去关掉X光管并且冲洗了一张TMV新样品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将样品倾斜25度左右拍摄的。如果走运的话，我就可能发现螺旋反射。我把还潮湿的底片对着映片灯一看，就知道我们成功了。那些显示螺旋状的图迹是不会弄错的。现在找可以使卢里亚和德尔布吕克相信，我在剑桥并不是一事无成的。尽管已是午夜时分，我却丝毫不想回到网球场路我的房间。我兴致勃勃地沿着后街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第二大早晨，我焦急地等待着克里克的到来，以便请他证实底片中确实有螺旋存在。他只化了十秒钟，就指出了那意义重大的螺旋反射，这样我的一切疑虑也就不复存在了。可是我还想跟克里克开个玩笑，使他相信这张X射线图片实际上并不十分重要，真正有举足轻重意义的倒是必须搞清楚那些微小间隙。我刚随便他说出这些恬，克里克就当真的了。他总是那样心直口快，并且认为我也同他一样，有啥说啥。在剑桥的辩论中要想取胜，常常得说些荒谬的话来哗众取宠，可克里克用不着来这一套。即使在气氛沉静的剑桥夜晚，谈论一、二分钟外国姑娘这一迷人的话题，称得上是一帖提神良药。
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当然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我知道对TMV的研究，在短期内不会再有什么突破。为了进一步详尽地了解它的结构，需要更加专门的知识，而这是我力不能及的。更何况就算竭尽全力，能否在几年内搞清RNA的结构，还很难说。而TMV对于DNA结构的研究也不会起多大作用。
因此，现在还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