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六)-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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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不要再让孩子们失望了！

（原载《人民日报》1981　年1　月26　日）


致巴金——响应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芾甘：

我回北京，近半年，又恢复我记不上帐的紧张生活。你劝我写点东西，
甚至多写点，但我总没有认真听进去，还在忙着我并不胜任的事。我秉性懒
散，又好热闹，把时间轻易放过去。一到深夜，我常想你的话，我知道你此
时正在写文章。你一定也很疲倦，杂事不少，劳累一天。你的永不熄灭的热
情和对读者的眷念催促你写，写你心中要说的话。

你是七十六岁的老人了。上次在沪，眼见你头发全白了，你的举止行动
有些老态。我说你必须休息，休息一阵再写。我看出你疲倦的体态。但你的
眼神依然那样沉着、倔强。你勤奋，你写作不止。你我的友情将近五十年了，
我愧疚，我没有听你多次的劝告。今天，我对你说，我要尽量爱惜自己的光
阴，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写点戏或者什么，因为我也七十一岁了。

这封信原是为响应你的号召：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我十分赞同你
这个倡议。这是为我们后代留下财富，为全国与全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积
攒些有用的资料，也是为今后中国的文化展览做个准备。

中国老一代的文学家的手稿和资料自然应该广为搜罗、研究、珍藏起来。
目前，只有力数不多的几位杰出的作家，有专人重视。但在这些前辈作家中，
有多少知名或不甚知名的作家的文章，已经流落散失，没有个定处珍藏。好
的文学是时代的镜子，是正史不能替代的。好的文学帮助人民扩大眼界、丰
富思想、提高修养；帮助我们有个正确的真、善、美的观点，使文学批评也
能找到出处和根据。

解放后，出现不少成熟的作家。尤其是近几年，有才能、有思想、爱人
民、爱祖国的青年作家更是不少。读了他们的文章，我常想起曹雪芹。我总
相信，今天的中国的文学家们是受了时代的磨练与滋养的。他们幸运，他们
不会再遭受曹雪芹的命运，不再遭受折磨、压迫、困苦、夭折的命运，不至
于如曹雪芹那样不幸，连一部完整的《红楼梦》都没有写成。

前年我在瑞士日内瓦，参观了一个很奇怪的收藏馆。那是一座异常坚固
而美丽的地下建筑。在那里我亲眼看到卢梭的手稿，伏尔泰的手稿，歌德的
《浮士德》的手稿，还有席勒、拜伦、萧伯纳、托尔斯泰、契诃夫的手稿。。
时间匆匆，我所看到的仅仅是文豪们手稿的极微少的一部分。但是，我惊异、
激动，同时又有着一种深深的亲切之感。

馆长告诉我，这个收藏馆是由一位收藏家用他一生的精力和财富建立起
来的，想到这位先生和他所完成的这样一个成就，我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空缺，
万分感慨。

几次出国都感到外国人搜集研究中国作家的资料，比我们还要认真。

现在美国的文科大学，都开了中国当代文学课，中国现代文学已开始被
世界所认识，我们也应为人们提供资料。

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实在是一项值得我们用心去做的事。它
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这也将是祖国的一个荣
誉。

不知说得当否。

帝甘，最后我还是那句老话，你要千万保重身体，爱护自己，为着可以
多留下些好东西。


问全家人好！

家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原载《人民日报》1981　年4　月2　日）


曹禺全集今日复何日共此好时光——贺日本话剧访华演出团

这些天，暮春洋洋，万物生辉，日本话剧访华演出团在北京演出了日本
名剧《华冈青洲之妻》与《文那啊，从树上下来吧！》，著名艺术家们以其
卓越的才能、功力，动人的深情和光彩照人的演出，感动了北京的观众和戏
剧界同行。

剧团领导人千田是也和杉村春子两位先生是日本话剧界的卓著功勋的老
前辈，是中国人民尊敬的老朋友。见着这两位老朋友，我想起往日多次诚恳
的交谈，忆起我们相互会心的微笑，我们是心心相印的。

听说这次访华演出团中，有许多老一辈的演员，更有不少出类拔萃的青
年演员。他们中许多是对中国知道不多或第一次访问中国的青年演员。我想，
两位先生大约是想把自己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多年从事中日友好的事业，移
交给这些纯朴、可爱的青年们，把中日戏剧家们传统的友谊，传给我们的下
一代吧？我们见面问起，果然如此。

从这两部名剧，我们得到许多启发。这两出戏在日本已经演了三百多场，
获得了文学奖。我十分喜欢有吉佐和子写的《华冈青洲之妻》，这个戏写十
八世纪的一位名医华冈青洲，为试验应用在外科手术上的麻醉药“通仙散”，
全家都帮助他在科学上的不断试验。母亲于继和他的妻子加惠，争着首次在
自己身上作试验。试验成功了，但华冈青洲之妻加惠的眼睛瞎了。这一对婆
媳的自我牺牲代表了日本人民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个戏又是一出深刻剖析
心理的戏。剧中婆媳之间微妙、阴暗的斗争和封建社会窒息的空气，笼罩着
全剧，写得好，演得好。从写作到演出，表现出日本话剧界的进步传统与精
美的写实主义的艺术。它自然、精细，赋有意味深长的生活气氛。杉村春子
演得非常洗练、朴素、严谨。她清晰、优美的台词和精致、准确的动作，来
自她几十年苦练的功夫。她沉浸在她的人物里。剧中所有的人物都演得十分
出色，自然、真切。日本话剧卓越的演员们有这样大的魅力，我不觉得我在
看戏，我仿佛也在华冈青洲的家庭里生活着。杉村春子把婆婆的心灵深处，
毫不保留地显露出来。名导演戌井市郎先生导演这出戏，深而细，不雕琢，
台上洁静如水，古色古香，随着主要人物的发展，流出通畅的节奏感，这个
戏情韵悠长，使人一唱三叹。

必须提到的是剧作家有吉佐和子，她是日本当代有才华的女作家。她写
了很多小说和剧本。这是她的写作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剧作。这出戏，
味浓意远，写了历史，也写了诗，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我十分喜爱根据老作家水上勉先生著名长篇小说改编的童话剧《文那
啊，从树上下来吧！》这个戏里蕴蓄深刻的人生哲理，鼓励人们要努力生活
下去，乐观地活下去。文那这只可爱的青蛙，总在向往广阔的神秘世界，它
终于爬上了高高柯树的顶端。然而，那上面并不安全，是老鹰临时存放食物
的地方。文那对弱肉强食的恐怖世界有了亲身体验。勇敢的文那，充满了对
前途的信心，救了自己，也救出被小学生捉去准备作解剖实验用的青蛙伙伴
们。只有坚强的信心、智慧与勇敢，才能战胜一切，才能战胜鹰、蛇一类贪
狠的强食者。

年轻的导演筱崎光正先生在导演这出戏时，大胆想象，用几块三角形道
具做布景，变幻多端；用明快的音乐，用自然的舞蹈，用孩子们喜爱的歌唱，
用生动的模拟动作，用各种美妙、多姿的造型，甚至用了滑冰的舞蹈，使青


年演员发挥所长。全剧节奏流畅，一气呵成，相当别致，台上、台下是一片
春光，这个童话剧受到了极热烈的欢迎，不只是因为这些青年演员生动的表
演，舞蹈与歌唱的美妙，基本功练得深；更因为导演在构思时注意到它的群
众性。他们准备在任何广场、操场、讲台或较大的空地随时上演。因此，他
们走向工厂、学校、农村和边远地带，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对生活的热爱，充
满了快乐与信心。

日本话剧访华演出团，将要在南京、上海陆续公演。他们受到欢迎，不
只是因为他们带来了中日友好的深切情感，也因为他们代表了日本话剧界的
精湛、高超而又能普及的艺术，这种美丽而丰满的艺术是与千田是也与杉村
春子和一切在日本的话剧前辈的多年培育、耕耘分不开的。我和这两位日本
老朋友相见多次了，这次在洋洋暮春的北京见面，相顾而笑。我不禁改动一
首杜甫的七绝，来歌颂我们的兴致与友情：

正是北京好风景，
春花时节又逢君。


中国戏剧家协会决定授予千田是也和杉村春子二位先生为中国戏剧家协
会“荣誉会员”的称号。这样，两位日本戏剧界极有威望的耆宿，也成了我
们中国戏剧界的老前辈了。你们赢得的，是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更深、更
厚的友情；你们赢得的，是中国戏剧界对日本戏剧界的更深、更厚的友情。

（原载《人民日报1981　年4　用21　日）


舞蹈大家——崔美善

唐朝有位神奇的舞蹈家公孙大娘，杜甫看完她的舞蹈说：“观者如山色
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今天中国的舞蹈家可谓盛极一时，崔美善是当今的一位“公孙大娘”。

崔美善的舞姿，变幻矫健，流旋飘逸，摇曳有致。

多年来，我看过她的《长鼓舞》，直使我“夺气”。如今，她和她的编
舞李仁顺，创造多少绚丽的妙舞。她们新近合作的《东方的微笑》，那是崔
美善从敦煌壁画中悟得的神妙启示，恬静，明慧，充满了熙熙春光，是她又
一琅瑰杰作。她的《喜悦》及《丰收曲》也有新发展。近来，她的艺术日臻
美妙，更超绝了。

解放后，崔美善最早介绍印度舞，获得成功。她现在又把埃及舞和日本
樱花舞跳得非常优美。崔美善舞遍各大洲，她的声名流四方，吸引了各国观
众。世界专家赞颂她集东方美于一身，刚健、温柔，既奔放，又含蓄，是新
中国的一位舞蹈大家，又是通过艺术传达友谊的使者，是社会主义中国舞蹈
艺术的骄傲。

我十分喜爱崔美善的舞蹈风度，波澜壮阔，神采扬扬，这是我们时代的
精神。

杜甫说草圣张旭看了公孙大娘的舞蹈，“豪荡感激”，从此草书长进。
艺术是有灵光的，可传神，可鼓气，可八面生风，可激发人的创造灵感。我
愿崔美善与一切中国杰出的舞蹈家都赋有这样的神奇。

（原载《人民日报》1981　年9　用14　日）


我的一生始终接受着党的教育

我的一生中，从青年时代起，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一九二七年有两
件事我毕生难忘。一是中学时代，我的一位班长叫郭中鉴，是全班最好的一
个同学，待人热情，乐于助人，功课也最好，后被军阀逮捕，在法庭上义不
受侮，把镣铐打在法官的头上，后来被杀害。事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另
一件就是《北京晨报》头版上生动地刊载了李大刽同志英勇就义的情景。这
两个人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有这样崇高情操的人，为宣传真理而下惜牺
牲，这些人是共产党员。

后来，我参加一个短期训练班，听了后来成为著名报人的王芸生先生和
其他老师讲工人斗争发展史，讲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革命理
论。当时不甚了了，但思想上是受了影响的。虽然王先生并不是共产党员。

在清华大学学习时，胡乔木、蒋南翔等都是先后同学。在共产党人的组
织与鼓动下，学校里爱国学生运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我投入了抗日宣传活
动，参加短期学生军。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当时的国立剧校教书。杨帆同志当时公开名义是张
道藩的秘书，其实他是中共地下党员。是他第一次告诉我什么叫阶级，什么
叫社会主义。他还对我说，我会唱一支歌，很好听，唱给你听听吧。这支歌
就是《国际歌》。

抗战时期，随国立剧专到重庆。党通过很多关系来教育我。那时我当教
务长，学生们办读书会，好多很用功的学生常到我家来搞活动，他们都是党
员，介绍我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后来，他们告诉我是地下党的两位负
责人叫他们来做我的工作的。

抗战中，一方面国民党实在太腐败，而一些共产党人给我的印象实在深
刻，所以我写了《蜕变》。剧中我写了个好官梁专员，“文化大革命”中一
些不明真相的青年说我美化了国民党。他们哪里知道，这个人物我是以徐特
立同志为模特儿写成的。

写《北京人》和《蜕变》时，我每写一部分，都由一个同学拿去给当地
的地下党县委书记看。这是后来他们对我说的。这说明党时刻在关心我，包
括我的创作在内。

当然，我直接正面受党的教育最多的是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我看
《新民主主义论》及其他革命的进步的文章。他不断对我讲解党在抗战期间
的方针、政策。

最近王苹同志告诉我，宋之的同志与我合作写抗战剧本《全民总动员》，
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指示。

我说这些情况，是说明党是如何长期地细致地在领导我，做我的工作，
要把我引上一条正路。我的生活道路，我的进步，乃至我的创作生涯都有着
党的影响。

我过去想过，现在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今天，
我们没有共产党，四个现代化在中国也不能实现。

关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我只说一点意见，就是要经常性地开
展正常的文艺批评，要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有错可以批评，但不可一棍子
打死，要允许反批评。文艺批评，既不要抬轿子，也不要打棍子。

（原载《人民戏剧》1981　年第7　期）


纪念北京人艺建院三十周年

三十年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长起来，他一直跟党、跟人民、跟社会
主义祖国同命运、共甘苦。他在春风化雨中度过华丽的青春，吐出态浓意远
的花枝。他也经历过各种运动，踏过艰难困苦的道路。

如今，他成年了，他像是一个神态质朴、文采风流的壮年，他矢志要把
中国的话剧推向一个较高、较深的境界。

有人说，北京人艺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意思是说，此处人才多，
有抱负的人多，有成就的人也多，我仅同意一半。因为，我深知北京人艺在
人才上还是一个参差不齐，高下不一的团体。这个剧院尽管有不少文化修养
较高、艺术成就有相当水平的演员和舞台美术工作者，但这个剧院也有一些
在培育与实践中逐渐成长的人。至于，体制问题，更高的戏剧道德问题，更
浓烈的艺术研究空气问题，剧目与演出不够理想的问题，我不想在此一一赘
述。

我们是有不少缺点的。我们心里有许多“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远未
实现。它使我们懊恼，使我们焦虑。但北京人艺究竟在三十年中（其实，在
林彪、“四人帮”的专政下，话剧在全国禁演足足十年），出现过不少比较
好，甚至于很好的剧目演出，造就相当多的艺术人才，养成了一种北京人艺
的风格，培养起一批爱着北京人艺演出的观众，有了一定国内与国际的声誉。

原因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团结问题解决得较好。团结是一个艰难细致的
工作。北京人艺的成员之间有一种空气。在关键问题出现的时刻，在公和私
交战的时刻，他们左思右想，只有抱成一团，才能发展中国的话剧艺术，才
有自己终生为戏剧艺术效命的条件。在这一点上，他们是自豪的。无论经过
多少惊风骇浪，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终究希望北京人艺成为一座话剧丰碑的
大剧院。

其二，北京人艺的艺术研究空气比较活跃，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