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全集(卷六)-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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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姬就是我。
当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看了《蔡文姬》，看后还对演出作了指示，
提了意见。有时回去后还要打来电话，把想到的问题告诉我们！《蔡文姬》
最后一场文姬穿大红色的袍子，就是总理的意见。这不仅是总理对北京人艺
的关怀，同时，也是总理对郭老的尊重与关切。
不久前，郭老在广播中又一次听到了当年《蔡文姬》演出的录音，他涕
泪滂沱，喜从中来，他是为他个人而喜吗？不！他是看到祖国的文艺事业的
美好前景，而他的作品又在为党、为人民服务了。
《蔡文姬》重新上演后，我们一直盼望着郭老能来看，他没有来，我们
又希望于立群同志代他来看，也因病没有来。我们听说郭老住院了，大家心
中担忧着，同时盼他早日好转。当电视台准备录像时，同志们很高兴，因为
这样，郭老便能在医院中看到《蔡文姬》的演出了。在录像过程中，郭老的
秘书王廷芳同志来过电话，问什么时候能够录完映出？大伙更加努力地工作
着，为着让郭老早一天看到，并且希望他能满意。然而，晚了。郭老于一九
七八年六月十二日离开了我们！《蔡文姬》在六月十七日晚上播出，郭老没
有能看到，这是多么沉重的一件憾事。但是人民群众看到了《蔡文姬》，郭
老如果没有逝世，一定会因此而欣喜的。
郭老逝世的噩耗传来，剧院的同志们演出前在后台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
会，寄托哀思，然后振奋精神走上舞台。我在侧幕旁看着演出，我非常激动，
郭老把他的心血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珍惜，保持和发扬起来。
郭老病逝不久，我们曾用郭老的字合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几个字，
得到了郭老的首肯，现在我们用金丝楠木，刻上了这一郭老的题字。郭老一
生题过许多字，这大约是他最后一幅。他是在鼓励我们，期望我们，让我们
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加倍地工作，我们懂得郭老的
心愿，我们会努力去做的。
安息吧！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郭沫若同志！
（原载《人民戏剧》1978 年第7 期）
怀念老舍先生
我和老舍先生都是经过旧中国的灾难与痛苦的人。他比我年纪大，是我
的前辈。我们都属“狗”，他比我大一轮，比我早生十二年。
他出身贫寒，当过教师，也当过教授。在我从南开中学毕业后，我才知
道他也在那个中学教过书。因此，从过去老人的眼光看，老告虽未亲身教过
我，但我也应该认他为“老师”的。
我认识老舍是在抗战中的重庆。国民党不抗战，却偏偏有一个“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记得我们便是在那个“协会”认识的。他很穷，居无
定处。有时在张家花园那个“协会”住一阵，有时便在《新蜀报》报馆中的
一间简陋的房间住下。无论酷暑寒冬，他总是在那个不大能见到阳光的小房
间里，一天一天埋头著作。
夏天的重庆是个大火炉，热得人无处藏身。没有风，没有树，到了夜间，
屋内的床席、桌椅似乎都烫手。但老舍先生，除了偶尔会客、开会外，就在
这样的环境中，日夜地写，写，。。，用他的心血写出各种体裁的作品。
他是一位正义感很深的人，嫉恶如仇。对那些例行逆施，横征暴敛，不
抗日，专吸人民膏血的国民党反动派，他是决不相容的。但他对一贫如洗、
剥削者视为卑下的苦艺人，却待若宾友。我记得有一位艺名“山药蛋”、唱
滑稽大鼓的老艺人，老舍先生虽是两袖清风，却总在这位老艺人最困苦的时
候，拿出自己的稿费周济他；并且经常为这位受苦受难的艺人写大鼓词，甚
至为他的家事排难解纷。当他受国民党特务欺凌时，老舍便挺身而出，仗义
直言，敢说敢老舍慷慨好客。即在那毫无出路的重庆山城中，如若来了一位
远方的友人，他必盛宴款待。而那餐宴的费用是他典当或变卖了自己的衣物
得来的。他好喝几杯黄酒，酒量不大，但酒酣之后，便引吭高歌，声动四壁。
老舍在重庆时，敬爱的周总理常请他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便饭，我也
在坐。周总理（有时王若飞同志也在）总是对我们分析形势，愤慨地谈起蒋
介石、国民党军队，不抵抗日寇，却天天打内战，反共、反人民；又细细地
给我们讲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抗日救国的事实。使我们终于明了革命的正义
事业，只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着，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以后老舍还
随一些人到延安去考察，这使他更确信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爱人
民的、正确的党。
一九三六年，老舍在青岛写了他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样子》。他是老
北京，对北京底层的人们是熟悉的，并寄予说不完的同情。骆驼样子的命运，
正是旧社会典型的劳动人民一生的命运。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那时老舍在美国讲
学。周总理对我说：你写封信请老舍回来吧，新中国有许多新事可以写。我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写了信，老舍立即整装返回祖国。从此，他用全副精力大
写社会主义祖国的新人新事。他也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此他
的著作如喷泉，如瀑布，如倒悬的黄河，无昼无夜地在他的笔下奔泻出来。
他不但写得多，而且各种各样的体裁都写。新旧体诗歌、小说、戏剧、曲艺、
相声，以至为人写新内容的春联。每次政治运动，他都积极响应，用他生动
的笔，写出许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革命的好文章。
他工旧体裁的诗，精书法。一般来说，有求必应。因此他的诗与书法到
处流传。北海的“仿膳饭庄”的“仿膳”二字，便是他的手笔。
他爱收集美好的水墨与扇面。我有时访他（多半在下午，上午他是不会
客的），他总是从他的小书房里欣然走出来，给我一杯浓郁的花茶，谈得高
兴时，便拿出几幅他引为得意的字画给我欣赏。我虽然不懂字画，但也因为
他那样欣喜，感到愉快。
他好花，尤其爱养菊花。到了秋天，他的小庭院里便摆满了斑斓夺目的
菊花。这是他和他的夫人胡絮青同志共同培育的。宋朝有个周敦颐，写了一
篇短短的散文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隐士”，
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因此，当他的菊花成群成山，亭亭玉立、欣欣怒
放的时候，他必然请许多朋友来家中赏菊。有时还在家中便餐饮酒，那时，
我也喜欢喝上两杯。几杯黄酒到了肚里，竟颓然醉倒在桌下，四坐笑声朗朗，
朋友们是那样欢悦。
老舍先生很豪放，但也谦逊。他经常赞扬郭者学问的渊博，也称赞赵树
理的文章写得纯朴、扎实，没有废话。对其他人的一些优点，也从不吝惜他
的誉美之词。
他平易近人，常有各样的客人到他的家中拜访。他为了写作，也常常深
入到人民中间去，不怕吃苦、不怕艰难。他自奉俭朴、步行街巷，从来以一
个普通劳动者自居，没有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名人”架子。解放后，他
的第一个作品话剧《龙须沟》，洋溢着对党、对人民热烈的情感，他淋漓尽
致地写出了新、旧社会两重天，写出旧社会的黑暗与新社会的温暖。他把这
个剧本交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由焦菊隐同志导演，许多北京人艺的话
剧艺术家，于是之、叶子、郑榕、杨宝琮。。都参加了演出。周总理几次看
过这个戏，并请毛主席看了，主席也称赞这个戏。北京市人民政府颁给了老
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这是作家在新中国空前的荣誉。
有这样一句话：“著作等身”，那就是说一个作家的著作摞起来，有他
的身量那样高。老舍先生是二十年代的老作家，自从他执笔以来，所写的文
章，约有数千万言，不只是“著作等身”了。但他从不自满，总在精益求精，
一部一部的作品从他的笔下涌出。必须说，老舍是一位非常勤奋，从未停笔
的老作家，他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老舍先生喜欢儿童。我记得一九六二年，我带我六岁的女儿小欢子和老
舍同车从广州向北沿海滨驶行，他偶尔看到我的小女儿作的一首儿歌，他非
常欣赏。一路上便向孩子大讲他即兴编出的许多童话，小万欢听得入了迷，
又是拍手，又是大笑。临别时，孩子简直不愿离开这位有趣的老人。
他谈起话来娓娓动听，一段一段的小故事，如山中的泉水，流着，涓涓
不绝，令人兴奋，令人神往。。
我一想起老舍先生这些可仰慕的性格，我便止不住怀念这位可敬可爱的
老人。
他将永远在人民的心里被纪念着。
（选自在北京市文联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原载《北京日报》1978 年10 月8 日）
我们尊敬的老舍先生——纪念老舍先生八十诞辰
纪念老舍先生，我有说不完的话。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便读了他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
我是一个紧紧跟着他的作品的读者，几乎他每发表一篇作品，我便热心地读。
他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他运用北京话的本领，更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然
而，最重要的是他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腐败的旧社
会的愤幢，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深厚感情。
老舍先生首先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祖国人民的苦难和他一生的活
动，包括写作、讲演、题词等各种社会活动都是息息相关的。抗日战争中，
我记得他在重庆主持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编杂志。他是那样认真，
成天为抗敌运动紧张地工作。他自己穷得分文不名，还要支持那两三间破烂
的会址，招待许多左派文人。他自己也和大家挤在一间屋子里住，总是精神
勃勃、高谈阔论。他还对一些与他持不同观点的人尽量作统战工作，因此，
不但我们这些后辈佩服他，八路军办事处也十分赞许他的作法。这些作法无
疑问是受了党的、敬爱的周总理的指导的。
周总理对他是很关怀的，经常请他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吃便饭，我也
在陪座。老舍先生常侃侃而谈。周总理很了解他，总是语重心长地和他谈起
国家大事，老舍先生一直点头称是，事后总对我说：“又听到了一次很有意
义的指导。”
我还记得在重庆时，大家曾为老舍先生的四十寿辰举行过一次隆重的庆
祝会，地下党和各派各界的许多人都出席了。会上陈列了他多年来的全部著
作，那时他已是著作等身了。当时在重庆的朋友们都很穷，组织这样盛大的
庆祝会是不容易的，由此可见党和群众对他作为一个爱国的、民主的、进步
的作家的高度评价。
他一直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周总理的。我常听他热情推崇毛主
席的诗词，不断念起周总理对他的关切。当他的大儿子出国去学习时，他说：
“只有党，才能培养我这样一个穷文人的儿子出国去深造。”他说这话是骄
傲的，是感激的，他衷心感激党给予他的孩子这样的好机会，我记得我入党
的时候，接到许多朋友的贺信，最早的一封，就是老舍先生。他经常说：“我
无党无派，但我有一派。就是‘歌德派”歌共产党之德的派。”因此，他解
放以后写的东西多得叫人难以相信，除了二十三个剧本外，还有许多文章、
诗歌、曲艺、相声、文艺评论、春联等等，此外，他还仔细修改了许多业余
作者的文章。他还创造了一个新剧种，用北京群众喜闻乐见的曲牌组成的一
种戏，叫作“曲剧”。这个剧种的第一个戏叫《柳树井》，就是他写的。这
个剧种至今还在上演，为观众所热烈欢迎。
老舍先生是满族人，他对满族有深厚的感情。我记得和他同在美国游历
时，他对我津津乐道他的幼年朋友罗常培先生。罗先生也是满族人，一位非
常和蔼可亲的学者，那时在美国大学里任音韵学教授。老舍先生对罗先生的
学问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赞扬备至。但他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者。他确实
作了不少民族团结的工作，团结了许多满族朋友，书画古琴家傅雪斋先生便
是其一。
应该说，老舍先生还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为祖国、为党做了不少国际
统战工作。抗战期间，他用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名义接待了美国的斯诺、
史沫特莱，英国的奥文、伊修伍特、厄特莱，日本的绿川英子等朋友，使他
们对抗战中的左翼活动有所认识，而这些客人应该说是张道藩们所反对接待
的。
老舍先生在美国的时候，是经常和斯诺先生来往的。解放以后，斯诺每
来中国，必访问他，他必请斯诺吃儿顿北京饭，家常饭，谈谈心。大约他在
日本的朋友也是不少的，我记得他常常带领作家代表团到日本去，他的名声
在日本是妇孺皆知的，不仅在日本，他是个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研究他的作
品的专家，各国都有。有许多外国朋友曾访问过他。他告诉我，他家里总是
买了许多外国人喜爱的小玩意，每次外国朋友到他家访问，他总要赠送一点
东西作纪念，他说：“这是一点心意。”这都是他的国际主义精神，他了解
外国朋友的思想感情，确实力党作了很好的国际统战工作。
老舍先生在民族节操方面，在敌人和反动官僚、特务面前，大义凛然，
没有一点奴颜媚骨。然而对人民和受苦的朋友们，我从来没见过他有一点架
子或屈尊俯就的气息。在重庆时，我常见到他和当时被看作地位低下的穷艺
人交朋友，帮他们写鼓词，帮他们解放生活上的困难。他对这些穷苦的人们
有浓厚的感情。
我想，这是因为他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满族旗兵，八国
联军侵入北京时，在巷战中被侵略军打死；他的老母靠着缝洗挣点钱，把他
抚养到大，没过过好日子。老舍先生是在贫困的压迫下成长起来的。他在贫
苦的劳动人民中接触过各式各样的人物。他爱的是正直、有血性的人，也同
情那些善良无告的人。因此，我们经常在他的笔下看见中国旧社会的那些形
形色色的好人与坏人，而好人总是受压迫的，如《龙须沟》里的程疯子，《茶
馆》里的康顺子等。他一生写了无数的人物、性格，如《骆驼样子》里的祥
子、虎妞、刘四爷，《我这一辈子》中到处乞怜、悲惨死去的老警察，都栩
栩如生。他对人生的视野是宽阔的，而我读文学的经验告诉我，世界上甚至
有一些文学巨匠，可能精通于某一个阶层的人物，但不能像老舍先生这样写
出生活中更多种多样的人物。他作品中的语言更有特色，没有一句华丽的辞
藻，但是感动人心，其深厚美妙，常常是不可言传的。
老舍先生在他盛名之下，一点也不骄傲，他为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不少剧
本，每一个剧本在排练之前，他都亲自为演员们朗读，他的朗读艺术总是引
起导演和演员们的赞美。但每次读完，他必然诚恳地要求大家提意见。大家
提了意见，他立刻修改，过了两天，他欢欢喜喜地又拿着新稿来了，还是那
样谦逊地要求大家提意见，如《春华秋实》，他改了十几遍，据他的夫人胡
絮青同志讲，全部废稿有几十万字，真是惊人哪！
老舍先生从不称自己是“作家”，他好称自己是“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