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165-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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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0：44
□本报记者 王小飞
实验室来了，我可能该搬走了
广东疾控中心建设出现的波折，实际上反映了小群体利益与大公共安全之间的博弈，这两者的冲突，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都频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
2003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些人争论说：生物实验室可能危害戴维斯市》的报道。报道说，四周遍布农田的戴维斯市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但是，居民们担心，如果该城成为联邦政府投资建设的高危传染病实验室所在地的话，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变化。拟议中的耗资2亿美元的国家生物实验室，将被用来研究传染病，包括瘟疫、炭疽、口蹄疫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
在部分居民眼里，国家生物实验室还是恐怖袭击的一个潜在目标。过去数月来，这座拥有6。2万人的小城的居民通过请愿、抗议和起诉市政当局等方式，试图阻止生物实验室的建造。
报道引用38岁的特雷西·卡普兰女士的话说：“我总觉得，实验室的建造会给我们的小镇盖上一个棺材罩子。”
戴维斯市的前任市长茱莉·帕坦斯基已在当地生活了35年，她说，实验室来了，她可能就该搬走了。“我确实不喜欢与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还有24小时的保安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
《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情况，只是美国总统布什为防范生化恐怖宣布实施“生物盾计划（Project Bioshield）”之后，全美一些地方出现的居民反对建造生物实验室的例子之一。
“生物盾计划”预计耗资60亿美元，提出要建造3个P4实验室，用以储藏和研究最致命病毒，使美国在遭受生物武器攻击时，能迅速获取安全而有效的疫苗、药物和治疗手段。
一年半的辩论和修改，布什总统的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但美国媒体说，一些居民对生物实验室的疑惧并没有消除。
美国的生物专家们认为，P4实验室应该是很安全的。参与上述实验室设计的吉姆·奥热霍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做到绝对安全，达到航天飞机的水准。”
但《洛杉矶时报》接着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7年来，美国航天飞机已经发生过两起灾难性事故。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的益处和危害也相当关注。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只有在适当而透明的安全程序与边界管理程序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从生物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并更好地接受生物技术潜在的益处和风险”。
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下，小群体与大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多，而对其处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文明进步。
对于广东疾控中心建设中的遭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谈了他的观点。他说，面对目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国家对尽快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产生某种急迫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但在疾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中出错，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建设中，政府听取部分公众意见，从而延缓了疾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这种审慎博弈、理性博弈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进步”。
对广东省三大疾控中心的建设，他提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这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础。政府固然可以以消耗公众支持度为代价来赢得短期的行政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缺乏长期效应，也难以持久，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沉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尤其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既通过公众的推动，也通过政府的理智选择，逐步但彻底地抛弃那种限定时间、限定项目、强加给社会的政府管理方式，上级应该理解，社会也应当支持。
尤其要强调的是，决不能以牺牲局部公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政府紧急工程的快速上马，因为这种做法既伤害公众利益，又影响政府权威。如果每个局部的公众利益在政府面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所谓的整体公众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
此外，疾控中心信息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更好地使公众全面了解疾控中心的功能、业务范围、操作手段、实验方式、疾控举措等情况，从而对疾控中心的建设产生一种“理性的支持”态度。
如何平衡利益关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这广东三个疾控中心的事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事件也反映了公民维权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他说，过去，社会常常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体。但实际上，小团体的利益被漠视，大团体的利益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黄卫平教授用“公共厕所往哪儿建”为例解释说，公共厕所人人需要，但谁也不希望它建在自家门口，显然，公共厕所也不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解决这一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先把公厕的位置划出来。这样，受公厕影响，附近的房产就会比较便宜。在市场机制下，自愿购买厕所附近的房子的人，不会感到利益受损。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盖好了才想起加一个厕所，那就可能造成一些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协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给利益受损的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为别人的利益单方面作出牺牲。
“当然，公民对公众利益也应该多一些支持。在得到合理的补偿后，就应该认可政府事后规划的合理性了。”他说。
具体到疾控中心的建设上来，黄卫平教授认为，虽然可以做疾控中心建设的环境评价，但对这类项目的反对，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认为，疾控中心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如果疾控中心不安全，那就不是建在哪里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建的问题了。
黄卫平个人觉得，适当的经济补偿可能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他看来，桃源村的居民对健康的关心，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关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心理因素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平衡和缓解。
“欲速则不达，”黄卫平说，“现代社会利益分化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十分谨慎小心。这是对政府的一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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