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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周末165-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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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0:44 

  □本报记者 王小飞

  实验室来了,我可能该搬走了

  广东疾控中心建设出现的波折,实际上反映了小群体利益与大公共安全之间的博弈,这两者的冲突,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都频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

  2003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些人争论说:生物实验室可能危害戴维斯市》的报道。报道说,四周遍布农田的戴维斯市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但是,居民们担心,如果该城成为联邦政府投资建设的高危传染病实验室所在地的话,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变化。拟议中的耗资2亿美元的国家生物实验室,将被用来研究传染病,包括瘟疫、炭疽、口蹄疫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

  在部分居民眼里,国家生物实验室还是恐怖袭击的一个潜在目标。过去数月来,这座拥有6。2万人的小城的居民通过请愿、抗议和起诉市政当局等方式,试图阻止生物实验室的建造。

  报道引用38岁的特雷西·卡普兰女士的话说:“我总觉得,实验室的建造会给我们的小镇盖上一个棺材罩子。”

  戴维斯市的前任市长茱莉·帕坦斯基已在当地生活了35年,她说,实验室来了,她可能就该搬走了。“我确实不喜欢与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还有24小时的保安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

  《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情况,只是美国总统布什为防范生化恐怖宣布实施“生物盾计划(Project Bioshield)”之后,全美一些地方出现的居民反对建造生物实验室的例子之一。

  “生物盾计划”预计耗资60亿美元,提出要建造3个P4实验室,用以储藏和研究最致命病毒,使美国在遭受生物武器攻击时,能迅速获取安全而有效的疫苗、药物和治疗手段。

  一年半的辩论和修改,布什总统的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但美国媒体说,一些居民对生物实验室的疑惧并没有消除。

  美国的生物专家们认为,P4实验室应该是很安全的。参与上述实验室设计的吉姆·奥热霍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做到绝对安全,达到航天飞机的水准。”

  但《洛杉矶时报》接着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7年来,美国航天飞机已经发生过两起灾难性事故。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的益处和危害也相当关注。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只有在适当而透明的安全程序与边界管理程序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从生物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并更好地接受生物技术潜在的益处和风险”。

  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下,小群体与大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多,而对其处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文明进步。

  对于广东疾控中心建设中的遭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谈了他的观点。他说,面对目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国家对尽快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产生某种急迫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但在疾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中出错,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建设中,政府听取部分公众意见,从而延缓了疾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这种审慎博弈、理性博弈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进步”。

  对广东省三大疾控中心的建设,他提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这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础。政府固然可以以消耗公众支持度为代价来赢得短期的行政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缺乏长期效应,也难以持久,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沉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尤其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既通过公众的推动,也通过政府的理智选择,逐步但彻底地抛弃那种限定时间、限定项目、强加给社会的政府管理方式,上级应该理解,社会也应当支持。

  尤其要强调的是,决不能以牺牲局部公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政府紧急工程的快速上马,因为这种做法既伤害公众利益,又影响政府权威。如果每个局部的公众利益在政府面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所谓的整体公众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

  此外,疾控中心信息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更好地使公众全面了解疾控中心的功能、业务范围、操作手段、实验方式、疾控举措等情况,从而对疾控中心的建设产生一种“理性的支持”态度。

  如何平衡利益关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这广东三个疾控中心的事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事件也反映了公民维权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他说,过去,社会常常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体。但实际上,小团体的利益被漠视,大团体的利益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黄卫平教授用“公共厕所往哪儿建”为例解释说,公共厕所人人需要,但谁也不希望它建在自家门口,显然,公共厕所也不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解决这一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先把公厕的位置划出来。这样,受公厕影响,附近的房产就会比较便宜。在市场机制下,自愿购买厕所附近的房子的人,不会感到利益受损。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盖好了才想起加一个厕所,那就可能造成一些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协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给利益受损的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为别人的利益单方面作出牺牲。

  “当然,公民对公众利益也应该多一些支持。在得到合理的补偿后,就应该认可政府事后规划的合理性了。”他说。

  具体到疾控中心的建设上来,黄卫平教授认为,虽然可以做疾控中心建设的环境评价,但对这类项目的反对,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认为,疾控中心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如果疾控中心不安全,那就不是建在哪里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建的问题了。

  黄卫平个人觉得,适当的经济补偿可能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他看来,桃源村的居民对健康的关心,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关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心理因素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平衡和缓解。

  “欲速则不达,”黄卫平说,“现代社会利益分化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十分谨慎小心。这是对政府的一个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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