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我的大学-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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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九 元 宵 节 目 汇 演
第三十九条 听到收工号令，迅速擦拭、清理、保养机器设备或其他劳动工具，打扫现场卫生，按规定时间和要求进行交接班。
我调任管教组坐班犯时间还不长，今年在准备元宵节目这方面也起不上什么作用，只跟着干部们去23中队看过几次。
二鬼摔跤和大头娃娃的道具全摆在23中队的文化室修整。一对对的鬼头青面獠牙凸眼赤发，很是狰狞，大头娃娃则一个个慈眉善目，浮肿的脸上堆着假笑，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虚伪的光泽。当然我在尚马街两年多，经历了无数生死离别，对鬼怪这些是引不起什么联想从而也就不害怕的，这些道具带给我的只是一股一股的亦真亦幻感。
排练时，演二鬼摔跤的犯人须弓腰缩头（脑袋扬起则正好顶在另一侧鬼的屁股处，影响鬼的造型。我看到谁扬起头了就过去拍他一下），双手双脚在下面左转右挪，上面的双鬼便有模有样地摔开跤了。确实搞笑。我起初也觉得搞笑，不过慢慢就只能看出哪个犯人动作辐度小或花样少或太机械而看不出搞笑了（这就是审美疲劳？）。大头娃娃队简单多了，女童头像者每人拿条彩绸，男童头像者人手一朵大红花，跟着乐队“才才里才普，才才里才里才普”地走十字步便是了。
乐队也很重要，因为每年的元宵文艺节目汇演分为干部乐队和犯人节目两部分的比赛打分，在龙、狮、旱船等入场前，乐队先敲打一通展示自己，然后才敲出伴奏的曲子让犯人们进场。各大队的元宵乐队没有吹奏乐器，只有鼓锣镲铙等打击乐器，几乎人人都会点。六大队虽成立时间短，但这并不妨碍干部们的技术和爱好。排练时，由25队的刘指导擂鼓为主，谢大队长、张教导、郭副大队长等全上场。郝导应该是水平最差，只敢拿个小镲滥竽充数。他们的鼓点还有名堂，就象诗词中的“蝶恋花”、“念奴娇”一样，换个名堂就有所变化。不过我不懂，听上去都是那么回事。
干部们演奏时我不敢瞎参和，在他们给犯人伴奏时我才敢拿起个小镲有一下没一下跟着拍，同时指挥着犯人们的动作、队形。因为干部们是不能跑来跑去在大头娃娃和二鬼中指挥的，没面子，这就需要我把他们在谈论间流露出来的对哪个犯人表演的不满及时向他指出来。
从初七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二，我们每天都在23中队的操场上排练，闲暇时也能听到远远传来的其他大队的喧闹的锣鼓声，渲染出浓厚的形式主义的节日色彩。今年的年来得晚，所以元宵节已到了阳历二月下旬。站在操场上，天高云淡，阳光明媚，已经有了春的气息。只有墙上岗楼里的大兵很令我们扫兴，一点笑容也没有，眼神依然冷漠，面色依然冷峻，时不时用望远镜观察一下远近的动静，很是破坏了九七年春天的诗情画意，很是缺乏与犯同乐的人道主义。
正月十三早上，六点多，我就带着六大队的犯人表演队到大院操场待命了，人人披挂整齐，扮鬼的背着双鬼，娃娃们扛着干部的乐器。各大队的演出队伍也陆续从大院四角的入口涌出进来。这四个入口各搭着一座漂亮的门楼，造型各异，很是妆点气氛（一至四大队各承做一个，五大队做的是他们大队部门外的门楼，七大队做二道门处的。六大队所属中队太分散，监狱还没给下任务）。不大一会，偌大的监内大院就披红带绿涂脂抹粉了（还是我们的节目省劲，人员不用化妆），和社会上过元宵节时的街头文艺演出没什么区别，一眼看上去好象也颇有些节日的喜庆呢。每支队伍的或前或后，都有一两个象我这样穿囚服的犯人，不消说，都是各大队的大油，每逢类似的集体活动便出来维持本部秩序的。
原定八点开始彩排。
七点，干部们三三俩俩地进来了。不过，他们没有象以往那们兴高采烈互相吆喝着打招呼，而是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并且直接就都走进教育科的楼里去了。
我很疑惑，只能与其他大队的几个大油互相打听，但都不知这是怎么了。
突然，从教育科楼里出来个干部，大声宣布：“接上级通知，彩排取消，各回各队，等候通知！快点！”
此言即出，我和其他大队的几个带队的犯人马上吆喝着本部人马往回撤。令行禁止，逑也不问，只管迅速执行，这便是我们这些人共有的办事风格。霎时间，龙狮旱船高跷等各路队伍乱糟糟静悄悄地从大院四角的出口往外走。等我把六大队的演出犯人带回23队，自己回24中队打探消息时，大院操场上已是空无一人一片寂静，只有地上零星掉落的红丝绿带表明这儿刚刚还是人喊马嘶一派喜庆的喧嚣。我疾步穿过大院窜回管教组。这几天有点乱，我经常就得一个人去23中队，又是单独行动又没干部批条，虽是公事，但总害怕被内看队的逮着扣分。况且现在，好象是出了什么大事，说成个逑我也不能撞到点儿上。
回到管教组，冯王二人告诉我：邓小平去世了，全国统一停止元宵活动以示哀悼。邓小平我是知道一点的，文革时期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间三起三落，起不沾沾自喜居功自傲，落不怨天尤人意志消沉，在老毛去世后与叶帅们一起拉拢华主席，干倒了江青，然后又架空了华，揽党政军权于一身，对外打越南，对内搞严打。八九年时有人鼓动学生想造反，老邓微微一笑根本不尿，几下便收拾了他们并留下至理名言：时间会让人淡忘一切（这句话是在尚马街时听东北说的）。老邓算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五几年世界上搞冷战，有人说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四代领导人身上。老邓这一死，现在中国的一把手是谁？我还真不知道。不过书上说过去皇帝死了，会禁止民间娱乐的……
以上这些，是我在24中队监舍里，二臭小走他们问我下面是咋回事、正准备看二鬼摔跤了么咋地都散了时，我给他们大概讲了些历史。不过，我发现说了这一堆，他们基本上听不懂，一脸茫然地听着，那无辜的眼神说明他们所了解的国家大事范围仅局限于大队、公社的书记是谁。不过，也有个别见过世面的。张小光（已下组，二组。我当时就在二组监舍里闲谝）很有礼貌地笑着轻轻问：“我们当兵时经常组织学习胡书记赵书记讲话，他俩是总书记，这才算是一把手吧？”
我很赞赏地对他点了点头：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不管是对是错，总比没主意强。我扭头问一脸茫然的小走：“你家大人，哪个说了算数？”
小走想了想说：“俺妈厉害，每天咋咋呼呼的。俺爸是个焉瓜。不过，哪种粮食种几亩，买几只猪几只羊这些大事，俺爸说了算。其实俺爸遇事也不说话，他做了主的事，俺妈咋咋呼呼絮絮叨叨也得照着办去。”
我点点头，转身问张小光：“治国如齐家，这道理你懂吧？”张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又看看其他人，仍然是一脸的茫然和无辜的眼神。其实这种状态也不错。国家大事，碍我逑相干？哪个党执了政，我们这些刑事犯也是犯人的。我，目前，只需上下逢源稳坐大队管教组坐班犯的位子足矣！
九七年的元宵文艺节目汇演，就这样戛然而止。各大队迅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解散演出犯人、拆掉所建牌楼。偌大个荫矿，在正月十四上午，所有的欢庆元宵的设施、气氛，干净彻底地一扫而光。各中队也相应地纷纷更换墙报，于是我便有了一展刚刚学有小成的美术字的机会，提笔写了标题“沉重悼念一代伟人邓小平”。
出狱后与家人聊起此事，说：当时事发突然，各村各镇的文艺队都排练多日，也都准备于正月十三先在乡镇街道上表演，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在县城表演，后来通知一来，就都停了。有两个乡长，政治嗅觉不灵敏，没把这当回事，还让文艺队在乡里的街头表演了，一个电话打过来，乡长就免了……
四 十 春 天 里 来 百 花 香
第四十条 按带队干部口令，在指定地点列队集合回监舍，不准将各种工具、危险品、违禁品带回监舍。
已是一九九七年，阳春三月，春光明媚春意盎然，监内大院彩旗招展，荫矿五千犯人集中在这儿，参加“96年度劳动改造积极分子表彰大会”。我们人手一个小板凳，按地上用白灰标出的中队位置分别坐好。郝导曾规定：六大队参加此类集体活动，学习委员在最前面，积委会主任和其他勤务犯在最后面。每个中队的犯人队伍后面放着两把折叠椅，供指导员和内勤坐着押阵。以前每年开这种会，24中队的老五都装病不到场。他虽手眼通天但毕竟是犯人，得坐小板凳，而身后的干部坐着椅子，高出他很多，他心里不平衡。
不过，现任主任大杨虽也骄阳跋扈，却也老老实实坐在中队末尾的小凳上，他身边是大傻。也难怪，大杨是96年的省级改造积极分子，大傻这是入狱几年来第一个监狱级积极分子，俩人就等着这个表彰会开罢，拿着这些奖励去报分减余刑准备出狱呢。希望就在眼前，他们怀着急切的心情坐在犯人的队列中等待结果。换谁也是这样，毕竟我们只是俗人，就算表面荣辱不惊谈笑自若，心里也在期盼着回家。
我可没他们那样张扬。劳改队三年多，无论在晋渡山还是荫矿，我都牢记自己的犯人身份，丝毫不敢有所造次。现在，我也坐着小凳混在人群中，面色沉稳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宣布我的名字。
表彰会开始了。先是冗长的各位领导讲话，一个多小时后，轮到教育科宋科长宣读96年度受表彰的犯人名单。从一大队一中队起，到24中队时又是好大一会儿。我翘首以盼听穿秋水呵，终于听到“白露”的名字出现在中队监狱级积极分子名单的最后一个！
我无功受禄备觉受之有愧，镜片后的小眼左瞟右扫惶惶四顾，却丝毫没发现异样：没人认为我不应该获此奖励而向我投来目光。我逐渐心安理得了：操！只要上面敢奖，我就敢接！想当年阿Q摸了吴嫂的屁股后不也是在想：那谁谁摸得，我便摸不得？
宋科长念出“白露”二字之后所有的内容，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悠闲自得地坐在小凳上做洗耳恭听状，在内心里享受着狂喜与欢悦。
会后，中队开始为大杨和大傻报减余刑。眼看着出狱在即，这二人每天更是无所事事东游西逛。不过他们到其他中队吃饭喝酒闲谝也都是在干部下班之后。出入中队要经过管教组的门口，谁也不愿在这节骨眼儿上得罪了郝导，万一惹恼了他，打个报告让中院把减刑材料退回来，那是谁也不愿看到的两败俱伤的结局。
郝导有一天问我：“24队的这几个快出监的大油，猖狂得很了？”
我想可能是有人点炮了，但也不愿推波助澜：“他们平时也就那样吧，瞎转悠。这几天减刑报上去了，干什么都有点心不在焉。不过杨X；还可以，经常开个勤务犯会议抓抓纪律什么的。”
郝导点点头，若有所思。我退出去了。
大杨和大傻依然每天在干部下班后出去，经常一身酒气地回到中队。我假装不知道，我想好多干部也在假装没看见。
十多天后，中院的裁定下来了：大杨四月中旬出狱，大傻四月底。按理说象老五大杨这样的大拿，出监队于他们只是个摆设（按监狱规定，减刑材料批下来的犯人须转往出监队，接受一定的出监教育），啥时候明日出狱，今天去那儿住一晚走个形式即可。老五当时便是这样。但是，现在他俩刚接到中院的裁定，郝导便命令小程把二人送至出监队。
象老五那样能在荫矿四十个中队里通杀的超级大拿太少了。大杨大傻在24队混得再好，到了出监队换了新环境，如果想混，还得重头再来，与其他板油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况且虽然已接到减刑裁定，但只要你的身体还在大墙内一天，你若胆敢不服管教或动用武力等，一个报告打上去，中院便会发回重审，你几年辛辛苦苦的改造就泡汤了。出监队属狱政科管，里面犯人不少，大多安排干些杂活。大杨大傻平时与这个中队的大油也常有来往，转过来后还给个面子，不象其他犯人一样任意呵斥呼来喝去，也不干活，中队也有几个是他俩的老乡。不过，感情这些属上层建筑，是要靠物质基础来维持的。他俩离开了24中队，人走茶凉地不能任意向值星员们索要东西了。没有了人情往来，他俩在出监队里再也不能大摇大摆每天去生活科找熟人吃小灶，每天得跟别人一样早七点起床、整理内务，然后眼巴巴地等着出狱的日子的到来，并诅咒着是谁把自己早早地拍到这儿，同时感叹世态炎凉自己刚下了队好多原来很热络的关系突然就寡淡了、以及凤凰落架不如鸡自己以前招摇过市来出监队找主任聊天时根本不正眼看这些坐班犯如今自己下了队这些坐班的根本不正眼看自己！
扯远了。
自从我调入24中队起，老五、大杨、大傻这三人就象三座大山，在我心里投下浓重的阴影。我很清楚自己不是他们任何一人的对手，几个白露摞一块儿也拿不住这些正规大混混。莫说我是从板油升起来的，就算我先混大后他们新来，我照样拿不住他们。真的。
如今终于熬走他们了。现在才97年3月，我还有五年多的徒刑。就凭24中队剩下这一百多人，随便让谁当主任，我都自忖应付得了。所以我感到无比轻松。
郝导也感到轻松。24队几个刺头走了，新一届主任是原来的卫生委员范朋，拿下他自然不在话下。25中队的主任也下队了（煤都籍混混，也不好对付），新主任是原来的一个生产组值星员小马，拿下他也是没有问题。23中队从他在任时就没有滋生大拿的土壤，可以忽略不计。六大队各中队犯人的领导层中间，新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他可以大刀阔斧，在思想改造方面搞出些成绩了。
我，大队管教组坐班犯，我该做些什么呢？几个月来我虽然已经不再是脑子里混沌一片傻乎乎啥也不懂，虽然已经逐渐站稳脚跟，逐渐使“我的位置高人一等”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但是，我究竟做些什么才可以肝脑涂地以报效郝导呢？
那么我就先把眼光收回来，看看如今的24中队。
新主任范朋，个子瘦小的常治籍瓜皮，弹跳式的步伐好象只有脚尖着地显得这人很轻浮，说话的口气也总是很满、满得以至于经常不能自圆其说落下笑柄无数。观小见大，量他在社会上也是个不成功的混混，仅限于在自个儿家门口一柞（提手旁）长的某街道上光着膀子两眼朝天称王称霸型。范朋在老五大杨大傻走了以后没人敲打了其轻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