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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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基本矛盾中，工人阶级占支配
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阶级。

你说工人阶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吗？周而复却把工人写成是资本家的附庸，成天被
徐义德之流牵着鼻子走。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明目张胆地把最有远见，大公无私，
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工人阶级写成愚昧、落后、自私、胆小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
赐”的“乌合之众”。他用一面修正主义的哈哈镜，随心所欲地把工人歪曲丑化得不成样
子。

了学雷主要举了汤阿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论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是主要
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持
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
一文中说，“然而这种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转
化着，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在矛盾发展的一定过程或一定阶段上，
主要方面属于甲方，非主要方面属于乙方；到了另一发展阶段或另一发展过


程时，就互易其位置，这是依靠事物发展中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的增减程度
来决定的。”

沪江纱厂内部阶级斗争证明毛泽东同志论断正确。在上海解放初期，以
余静为首的党支部，党员很少，力量不大，斗争经验不丰富，对付老奸巨猾
的徐义德的反限制，在生产偷工减料方面，在偷税漏税方面，在市场价格方
面等，虽有斗争，但不是那么有力，对徐义德的阴谋诡计也不是及时察觉，
这不只是个别厂的情况，其他厂商也有类似情况，否则民族资产阶级怎么能
猖狂进攻？也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五反”运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
志察觉了这一情况，号召开展“五反”运动，这才打退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猖
狂进攻。正如上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一样。毛泽东同志还说，“研究问题，
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谓主观性，就是不知道客观地看问题，也
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观点去看问题。”丁学雷之流就是带主观性研究问题，
“随心所欲地”看问题。

丁学雷大肆笔伐小说中描写工人汤阿英阶级觉悟的过程，也就是她成长
的过程，编制了几顶帽子给她和工人戴上。什么“愚昧、落后、自私、胆小
怕事，只知乞求资本家‘恩赐’的‘乌合之众’。”他随心所欲地把小说歪
曲丑化得不成样子。

汤阿英是贫农的女儿，上海解放前逃到上海当工人，从贫农转为工人，
对工厂的斗争她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呢？汤阿英不是什么
“中间人物”。如果她从贫农一到工厂，便成为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
于革命的彻底性的先进工人，那才奇怪哩。即使在工厂工作较久的工人，他
们身上不可能没有旧社会的影响。他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身上不是没
有缺点，因此他们也不是不需要改造。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
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目然
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
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

这里分明指出工人阶级在改造整个社会的同时，一要“改造自己”，二
要“不断学习”，三要“克服自己的缺点”，而且要“永远不能停止”！

早在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就指出：
“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
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
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
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

小说里描写工人改造过程，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主要写了汤阿英的成长
过程，为什么不可以？犯了“四人帮”的什么王法！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主观唯心主义，丁学雷之流不但带主观
性研究问题，而且带片面性研究问题，不知道全面的看问题。毛泽东同志指
出的工人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工人阶级
有缺点，还有许多人保留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惯用的手法是“取其所需”，
不需者，勿取；更有甚者，是曲解和阉割毛泽东思想，不是全面地准确地理
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的文艺应该
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丁学雷之流狂吠这样的文艺是“污蔑工人阶级”！
这不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呢？


三曰：鼓吹修正主义路线。

这条罪状好大！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一是“五反”检查
队长杨健“死保徐义德，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丁学雷之流举例子是杨健
用“扼杀革命的群众运动”来“死保徐义德”，什么“革命的群众运动”呢？
“五反”检查队进厂以后，徐义德用停薪、停伙、停工来破坏“五反”运动，
少数工人提出来，徐义德不开伙，动员全厂工人到徐义德家里去吃大锅饭。
徐义德用三停来破坏“五反”运动，当然是错误的，是对抗“五反”，应该
和他斗争，怎么可以动员全厂工人去他家吃大锅饭呢？第一，全厂工人怎么
可以随便闯进他家？第二，他要是不同意，这个大锅饭怎么开法？第三，退
一步说，即使开了一天大锅饭，厂里仍然停伙，是不是全厂工人一直在徐义
德家里吃下去？第四，当时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全厂工
人到徐义德家里吃三顿饭，一来一往，工厂必须停工，这对谁有利？这算什
么“革命的群众运动”？杨健当时对工人群众说：“这么一来，我们就理亏
了，。。我们不能用违法对待违法。”徐义德三停是违法，全厂工人闯到徐
义德家里吃大锅饭，当时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政府所颁布的法
律条文有这样规定吗？这不是什么“革命行动”，杨健劝阻有什么不对？怎
么谈到“扼杀”？更谈不到“死保徐义德”！倒是丁学雷之流“死保”他所
谓的“革命行动”，“扼杀”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二是：身为‘五反’检查队队长的
杨健进厂以后，马上就定下一个调子：‘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
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就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
‘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了。’总之，资本家决定一切，徐义德的‘彻底坦
白’，既决定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决定沪江纱厂‘五反’运动的成败。于是，
一不放手发动群众，二不组织阶级队伍，三不要开展阶级斗争，需要的只是
用苦口婆心的劝说来‘启发’资本家个人觉悟。把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
寄托在革命对象资产阶级身上，这算什么革命！”

任何看过小说的读者，都清清楚楚知道杨健进厂向徐义德交待了“五反”
政策以后，取走了沪江纱厂的帐册，就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成立新的党支
部，他任书记，并成立各个工作组，放手发动群众，各个车间也成立“五反”
机构，领导运动，积极投入对徐义德的斗争。而丁学雷之流却说不放手发动
群众，不组织阶级队伍，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不是闭着眼睛胡说是什么？
他无视小说中上述三个方面的描写，硬说杨健在“五反”运动中只有“三依
靠”：一依靠马慕韩的“自觉革命”为徐义德“坦白交待”树立了“榜样”；
二依靠资本家臭老婆林宛芝的一席话；三依靠徐义德的心腹工程师韩云程、
会计主任勇复基、工务主任郭鹏“归”了工人阶级的“队”，冲垮了他的“防
堤”。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五反”运动曾有如下的指示：“在全国一切城
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
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
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
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
的力量必须做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
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杨健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守法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已经坦白交待自己五
毒不法行为的资产阶级（如马慕韩等），资本家的家属（如林宛芝等）和工
程技术财会人员（如韩云程、勇复基和郭鹏等），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孤
立徐义德，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难道说只依靠工
人阶级，不团结那些人，不孤立徐义德，不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才算
是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这样的“革命”，“五反”运动能取得胜利
吗？

杨健是说过：“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改造民族资产阶级，就
要改造徐义德，只要徐义德彻底坦白，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就完全胜利
了。”在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根据党的政策方针，要徐义德彻底坦白交待
五毒不法行为，这样，沪江纱厂的“五反”运动不是完全胜利，难道是完全
“失败”了吗？怎么是“资本家决定一切”？小说所写的沪江纱厂整个“五
反”运动，明明是以杨健为首的党支部和工人决走一切，而不是徐义德决定
一切。

所谓“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之三是：“‘五反’工作总结大会刚
结束，杨健马上向这个吸血鬼献媚讨好，迫不及待地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
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

在“五反”运动中，党和政府号召“五反”、生产两不误，“五反”运
动以后，要徐义德“多花点儿精力考虑考虑厂里的生产问题”，有什么错误
呢？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五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示：“消除五毒，消
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
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工业（只要资本家愿意和合乎共同纲领），
逐步缩小私人商业。。”“五反”运动，只是清除私营工商业者的五毒，并
不没收资本家的企业，既然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沪江纱厂仍然属于徐义德
所有，不要团结徐义德搞好生产才算革命吗？“这算什么革命？”毛泽东同
志指示很明确，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发展私人
工业”，到了丁学雷的眼里，就变成“鼓吹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证。这不是
反对毛主席吗？这三条罪证连一个也站不住脚。丁学雷最“左”的言辞掩盖
不了有的实质。

丁学雷之流捏造的罪证，在事实面前碰得粉碎。什么“美化资产阶级”、
“污蔑工人阶级”和“鼓吹修正主义路线”这三顶大帽子只好奉还给“帽子
工厂”。丁学雷这位“帽子工厂”的小伙计，对于罗织罪名，锻炼成案是颇
有研究的，不愧为“四人帮”的忠实奴才。他信口雌黄，作者没有写的可以
“推求其意”，小说已经描写的，也能曲解定罪，一经“四人帮”“圣裁”
“钦定”，作者虽满身是口，也不得辩解。如果读者为小说讲两句真话，“四
人帮”便下令“速行严密讯鞫，务得确情，按律问拟，毋得稍有漏网。”（乾
隆：《王肇基是疯人谕》）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桑伟川同志，他因为写了一
篇为《上海的早晨》辩护的文章，下狱七年，精神受刺激失常，最近才恢复
健康，上班工作。他和“四人帮”英勇的斗争，受到人们的钦佩，我就是其
中的一个，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东生同志，为此事写了一篇《为党的政策而
斗争》的报告文学，叙述其英勇的事迹。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真正要复辟
资本主义的不是别人，而是丁学雷之流和他的主子“四人帮”。

“醉翁之意不在酒”。丁学雷之流必欲置小说和作者于死地，其目的是
想以《上海的早晨》为突破口，攻击的锋芒是对着陈毅副总理、周恩来总理


和毛泽东主席，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组成部分之一。我在《“四人
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一文中有所论述，在这里就不赘言了。

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迎来了文
艺的春天。小说和作者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真理终于战胜了谬误，《上海
的早晨》又和读者见面了。


魏巍

（1920——）


河南郑州人。中共党员。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后赴延安抗大学习。
曾任晋察冀边区部队宣传科长、团政委。一九五○年参加抗美援朝。历任全
国青联副主席，《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总政创作室副主任，总政文化部文
艺处副处长，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聂荣臻传》写
作组组长，《中流》主编，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是中国作协四届理事，第
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十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黎明风
景》、《不断集》、《红叶集》，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怀人集》、
《壮行集》、《开花的青春》，长篇小说《东方》（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和中
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地球的红飘带》。另有《魏巍诗选》、《魏巍散
文选》。

为了最可爱的人——《东方》诞生记

解放军文艺社办了小说读书班，来了这么多作者，心里高兴。我们的文
学创作队伍的确比较老了，尽管还是很有战斗力的。但是无可讳言的是年纪
大了，需要新的力量来补充。同志们要我来谈一谈怎么写《东方》的。这个
问题以前没谈过，主要是想先听听大家议论，然后自己再总结。同志们喜欢
听一些具体的东西，不喜欢听太抽象的，因此，我同意谈这个题目。由于来
不及过细思考，谈不到经验，只供大家随便听听。

这本书是一九五九年在邢台开始动笔的。后来调我去编战史，这工作就
中断了。编完战史又接着写。六五年我去越南访问之前写了一半多一点，大
约四十多万字。此后，一直中断了九年半时间。到一九七四年才又继续写，
写了将近两年的功夫，到了七五年十月草稿完成。这本书现在说来也不是没
有遗憾，原计划是要把彭总作为一个人物来写，但是庐山会议以后不好办了。
所以干脆写群众。再一个问题，就是第二次动笔是在一种心境不好的情况下
进行的。因为当时是那种空气，心里很苦闷。我原来很想到全国各地走一走，
了解一些实际情况。但当时出不去，在家呆着，也没有什么可干的。当时真
是有一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晴天”，“拔剑四顾心茫然”啊。
在这种情况下，总还是要干一些事情，我的老伴也说，还是把这个完成吧。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