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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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了武工队和她唇齿相依的血肉关系，还在遗书里试着写了她的思想深
度。。
塑造杨老太太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研究了一些中外作品中的母亲形象，
把她们作了分析比较，受到了不少启发，吸取了一定的营养。但我觉得学习
旁人只是宽一宽思路，最重要的还是依据现实的丰富生活进行加工创造。因
此，我着重写了她的母子阔别相逢，年关公园会面，监狱寄深情，楼台殉大
义等几个章节。
银环的性格跟她姐姐恰好相反。把不同性格的人物安排成姐妹或亲属关
系，为的是便于表现人物。银环满腔热情对待同志，一心一意为党工作。她
的某些脆弱和幼稚，是由于锻炼不够，是前进中的缺点。这样的人在内线工
作里多是领导同志不可缺少的助手，重要消息她们先知道，重要的文件归她
们保存，重要人物的接头会面往往是她们作向导。我试着写了银环的成长与
发展。在小说终结时，她还不够成熟。相信在党的继续培养教育下，她会逐
渐变成勇敢坚强的战士。
通过学习写作如上人物，更加感到毛泽东同志讲的“继承和借鉴决不可
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
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这些话，完全
是真理。
韩燕来、小燕、周伯伯，是内线工作时相处过的战友，梁队长和膘子等
是当时在外线并肩作战的同志。其中有真人真事，有在真人真事基础上的虚
构，更多的是把几个人几件事合拢概括在一起的。对这些人我是抱着同感情
共命运的态度动笔的。
对于关敬陶夫妇，也寄予了同情，这一点，读者从他们夫妇一出场就看
出来。有人认为关敬陶在起义时自愿性少了，也有的认为在起义时对关敬陶
强迫外力不够。我认为关敬陶的起义，是在自愿与强迫相结合的情势下产生
的。
在敌人方面，写了吴赞东、高大成等几个不同的类型。原打算把吴赞东
作为斗争的主要对立面，写来写去把这个伪省长给中断了，安插上一个范大
昌把他代替了。这是因为我写作之前，没有比较完整的写作提纲，脑子里闪
耀了一些人，回忆和想象了几件事，就率尔操觎地匆忙动笔了。结果有人被
“大材小用”了，有些重要事又遗漏了，等到一锅粥熬熟的时候，虽不适口
也不好再加水米。看来要写长篇作品，不能过于草率，应有成熟的创作准备，
充分的想象构思，最好有详细的写作提纲，起码也要有个通观全局的故事梗
概。
如果说伪军司令高大成写的比较活跃一点，这不单是由于北京解放前后
我同原国民党高级军官有过不少接触，还得感谢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内部作
秘密工作的同志们。有关高大成的一些生动事迹，多是他们谈完工作之余摆
龙门阵摆出来的。我感到写反面人物绝不能偷工减料，也必须用力刻画，写
反面人物不仅是为了陪衬对比与烘托正面人物，反面人物本身也有存在的必
要。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国外的帝国主义
在疯狂备战的同时，不断勾结反动势力，偷伸特务黑手。写出活生生的反面
人物来，可以作为反面教员，提高大家警惕。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满腔热
情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今天，让青年人回顾一下历史，知道中国人民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几十年的革命斗争过程，扫除了多少个什么样的历史垃圾，从而使
青年同志们怀念过去的艰苦斗争，更加信赖与热爱我们的党，更加热爱我们
的社会主义事业，因而发挥更大的干劲，用更高的速度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国家。
这本小说写的是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近
四十年这一阶段的革命历史题材）同写现代题材一样，就要写出党的领导与
群众路线，就得写出阶级斗争和阶级的命运。写历史题材要合乎历史的真实
性，违反历史真实或任意更改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更重要的，我认为写历
史题材的时候，眼光要看准今天，要为工农兵、为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要选择对今天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要使作品里洋溢着合乎时代精
神的思想感情。所谓时代精神与合乎时代精神的思想感情，用当前常用的话
来解释，就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导下出现的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
精神，就是把方便给人、把困难归己，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优秀品质，
就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培养出来的至高无上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历史
题材的文艺作品里，如果闪耀不出共产主义的思想光芒来，作品的思想性必
然大受影响。可惜，《野火春风斗古城》在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表现得
非常不够。
这次修改中，正面添补了一些情节，充实了一些描写，使地下斗争力量
有了复线，避免了孤军作战；修订了某些不妥善的爱情纠葛，改变了某些偶
然与巧合的情节。修改后的面貌如果说比原本有了进展，得感激帮助与关心
我的同志，是他们不厌其烦地从多方面发表评论文章，组织座谈，写信鼓励
批评，从巨至细，提供了很多宝贵又中肯的意见。借着修改本出版的机会，
我向这些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一想到感谢同志，就必须首先感谢我们亲爱的党。写这本小说完全是党
的培养和党的百花齐放政策的感召。书中的内容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事业，
今天得到大家的帮助，更是由于在党领导下的社会才能够做到。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一切。
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作一名普通的工农兵，当一名普通劳动者，
是多么光荣多么值得骄做啊！在共产党领导下，做任何工作，都应该心情舒
畅、笑逐颜开，都有光明辽阔的前途。我个人多年受到党的严父般的教导、
慈母一样的爱护，整个身心都蒙受着党的恩泽，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在这
大变革的时代，要下决心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报答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的
关怀。
一九六○年五月九日
杨沫
（1914—。。 ）
著名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小慧。湖南湘阴人。中共党员。一九三
六年后，曾任安国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冀中十分区抗日救国联合会宣传
部部长、妇女部长，《晋察冀日报》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北京市妇
联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北京市文
联副主席、主席，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是一级作家，第四届中国文联委员，
历届中国作协理事，第三、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
委。一九三四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
《东方欲晓》、《英华之歌》，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三集）、《杨
沫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大河与浪花》，中短篇小说集《杨沫
小说选》，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
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青春之歌》诞生记
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我用了三个月的时
间，把《青春之歌》修改出来了。修改本和初版本比较，有许多地方不同。
改得究竟如何，我自己还不敢肯定，还有待广大读者的检验。但是，在主观
上我曾经极力改正初版本中所发现的缺点或错误，并设法弥补某些不足之
处，其中变动最大的，是增加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
而这些变动的基本意图是围绕林道静这个主要人物，要使她的成长更加合情
合理、脉络清楚，要使她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战士的发
展过程更加令人信服，更有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其他人物或情节作了某些
必要的修改。
这样做是不是必要呢？我认为是必要的。我常想，作者和作品的关系可
以比作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母亲不但要孕育、生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把
他教育成人，让他能够为人民为祖国有所贡献，做一个有用之材。假如发现
自己的孩子有了毛病、缺点，做母亲的首先要严格地纠正他，要帮他走上正
确的道路。即使孩子已经是社会上的人了，已经起过一些作用了，做母亲的
也还应该关心他、帮助他克服缺点，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使得他变成一个更加
完美的人。就在这种心情支配下，我就尽我微薄的力量又把《青春之歌》修
改了一遍。不过因为时间的仓促，因为生活经验的不足，更因为自己政治水
平不够高，这部小说可能还存在许多缺点。
提到修改小说，不能不提到今年《中国青年》和《文艺报》对《青春之
歌》初版本所展开的讨论。这种讨论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俗语说：“文
章是自己的‘好’。”因为作者对自己写出的作品常常不易看出其中的症结
和毛病。这就需要批评家，尤其是广大读者的帮助。我这次修改《青春之歌》，
基本上就是吸收了这次讨论中的各种中肯的、可行的意见。这种讨论不仅使
我对艺术创作上的一些问题比较清楚了，而且使我的思想认识得到不少提
高，说到这里，我深深感到文艺创作需要群众的监督、支持与帮助。也同时
感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关心孩子的不仅是他生身母亲，而且
还有干千万万不相识的人们。
《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的讨论，以及其他读者所提出的许多意见，
集中起来可以分做这样几个主要方面：一、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感情问题；
二、林道静和工农结合问题；三、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一
二九”学生运动展示得不够宏阔有力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这次修改本中我是
这样把它们逐条解决的：
首先，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林道静原是一个充满小资产阶级感情的
知识分子，没参加革命前，或者没有经过严峻的思想改造前，叫她没有这种
感情的流露，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在她接受了革命的教育以后，尤其在她参
加了一段农村阶级斗争的革命风暴以后，在她经过监狱中更多的革命教育和
锻炼以后，再过多地流露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情感，那便会损伤这个
人物，那便又会变成不真实的了。所以小说的后半部在这些方面有了不少的
变动。说来，也怪有意思，林道静从农村受到锻炼回到北平后，我在修改本
中原来对她的小资产阶级感情仍然改动得不大多，可是当我校看校样的时
候，看到她在小说的后面还流露出不少不够健康的感情，便觉得非常不顺眼，
觉得不能容忍，便又把这些地方做了修改。从这里看，小说中的人物已经变
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它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作者如果不洞悉这种规律，
不掌握这种规律来创造人物，那就会歪曲人物，就会写出不真实的东西来。
其次，关于和工农结合问题。在“一二九”运动前，知识分子和工农结
合虽然还没有充分的条件，但是既然已经写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
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并且不断地领导农民向豪绅地主进行着各种
斗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把林道静放到这种革命洪流中去缎炼一下呢？为
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并
突破一下知识分子的圈子，叫读者的视野看到当时农民生活的悲惨，看到地
主阶级的罪恶，从而激起更高的革命激情呢？这样一想，于是我就增写了林
道静在农村的七章。这还说不上是她和工农的结合，但是，我觉得给她这种
锻炼和考验的机会，还是有用的。这个人物经过这些生活与斗争之后，她的
面貌就不同了，作者想不提高她也不行了。
第三，经过同志们的指出，我确实也感到林道静在入党以后停滞了，发
挥的作用不大。“一二九”也写得很不充分，全书实在有些虎头蛇尾。所以
在这次的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
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因为生
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
得更丰满。）
总之，修改都是围绕着林道静的成长，围绕着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围绕
林道静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来进行的。
当然，除此以外，零零碎碎也还有少改动的地方。比如戴愉这个人物我
就改做由特务头子把他弄死，而不由我们处死他了。因为这样更合乎当时的
实际情况。
初版问世的将近两年中，我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他们关心书中的人物，
希望知道林道静是否实有其人。我愿意在这里谈一谈。林道静是真的又是假
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作为“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个阶段，知识分
子在党领导下走向革命的典型人物来说，作为艺术的真实来说，她是真的。
因为当时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尤其是女同志）都和她有着大至相同的
生活遭遇，大致相同的思想、感情，大致相同地从寻找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
命的道路。所以说她是真的。为什么又说她是假的呢？因为确确实实世界上
不曾有过林道静这样一个人。她是由几个或者更多的人的影子糅合在一起而
创造出来的。初版后记中，我曾说过“这书中的许多人和事基本上都是真实
的”，为什么说基本上真实而不说完全真实呢？这就受文艺创作的规律所决
定。它必须用概括、集中的手法，把许多同类型的人的生活事迹集中到一起，
创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
谈到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大体上也和林道静的情形差不多。有的人有个
“模特儿”，再加上其他同类型人的生活凑在一起，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人物；
有的连“模特儿”都没有，完全是我想象出来的。比方卢嘉川就是这样情形。
他虽然是虚构的，但却是我二十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对于共产党员的观察、
体会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这个崇高的共产党员的形象绝不虚假。他是从
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最真实的形象。在全书中我爱他和爱林红超过于任何
人。在这次修改本中我对于这两个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改动。
创作，这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劳动。作家创造出来的形象不仅可以教育和
感动读者，同样也可以教育和感动作者本人。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
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
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活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
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国庆十周年前夕，我漫步在首都天安门前。夜间，灯火齐明，照出一座
座新建的高大建筑物，宛如一座座眩人眼目的水晶宫殿。美丽的灯光，狂欢
的人群，祖国十年来的伟大成就，不禁使我回忆到过去——回忆到“七七事
变”前我在北京生活时的那些情景。同是一个天安门和玉带河，可是那时候，
在这里逗留的不是今天这些沉醉在胜利的狂歌欢舞中的青年；也不是列成整
齐雄健的队伍，带着欢乐而自豪的心情，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青
年。那时，聚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