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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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和理论务虚会，还历史本来真实面貌的实事求
是，已然得到确立；小说手稿还使《十月》和《人民文学》主编心有余悸；
如果在当时手稿被曝光，其作者命运可知如何。

小说在《收获》刊发之后，风波亦未消失。首先对小说发难的是一位“最
可爱的人”——驻浙江义乌一位部队同志，他用打字稿上书中央，以毛主席
著作中的片段，对比了小说描写是“刻毒攻击了无产阶级专政”、，“以抽
象人性取代了阶级性”；是继《苦恋》之后又一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大毒
草。有关部门将此信复印了若干份，除寄往各大报刊之外，还奇给了我一份。
我坦然处之，因为我写的是劳改队中的生活真实，连小说中那因环境异化而
丧失了天鹅原来善良天性的两只美神，都是我亲自感悟、亲自接触过的，因
而我无愧于大地良心。因而可以将其存入自己文学档案，当作“历史存照”
保留。此波未平，我又接到了江苏省劳改局一个领导同志的指责信函，此信
没有乱扣铁帽，但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我在这个岗位上工作多年了，
劳改政策不允许一个专政对象在服役时，带进去家属。而你的小说中，‘老
右’黄鼎（即黄继忠化身）居然带进来自己的一个儿子，这是闭门造车，与
劳改政策相悖的。”

因为这封信是探求真理的，我复信给这位领导同志说：“您谈及的是政
策条文，我确信那些条文是真实的；但作为一个作家，更尊重生活的真实，
作家不管条文里说的什么，而看实际上干了什么。我个人所在的一个监有万
名囚徒的大劳改农场，北京大学的黄继忠，不仅带进了小说中写的一个孩子，
他把他所有的孩子都带进了劳改农场。小说是浓缩的艺术，我只是将他们浓
缩成了一个‘黄毛’（小说中孩子的姓名），不信，请你去北大西语系取证。”

说到底，还是时代向前进步了，不然的话，我的“帆”不仅仅是触“礁”；
如果发生了历史大倒退，怕是我还是要被关进劳改队的大墙和电网之中为囚


的。使自己灵肉感到欣慰的是，历史没有回潮，小说还因触及到社会底层严
酷的生活真实，以及闪烁在艰难困顿生活中的人性美，而获得了全国第二届
优秀中篇小说奖。当时，文学评奖还比较纯净，没有现在文艺评奖时的“送
礼”，以及在走后门中不择手段之类，因而作为文人无喜无悲，缘起心灵上
没有欲求的阴影。

使自己在《帆》上留下疑问的，倒是那次授奖大会。当时，担任宣传工
作的一位领导同志到会祝贺，他与几位获奖作家谈话时，特别点出了我的名
字。

“维熙同志，你《帆》虽然写得不错，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你能否换
一换写作路数？”

我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意思，是让我投到现代生活中去。我性格直率，
不无尊敬地与这位领导同志对话说：“我库存了二十年的底层生活与感情积
累，让我抛弃这些库存，而重新进入另一个生活领域，是否。。是否。。是
舍椽而去求木？那样干，我的失落太多了。”

事隔两年之后，胡乔木同志读了我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雪落黄河
静无声》之后，派秘书把一封给我的信送到北京作协，信里在肯定我的文学
创作之同时，也委婉地揭示我这一点，无论是那位领导同志还是乔木同志，
其用心都是良苦的，我十分理解；但我觉得脱离了作家主体经历，而使作家
成为一个新的主体的要求，不仅太高，而且有悖于文学创作规律。老诗人艾
青曾留下两句使我难忘的诗：问我为什么流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我写的作品固然大都是共和国的历史悲歌，正像老诗人诗章写的那样，没有
深沉的爱，也就没有眼泪。这种爱，或许比那种“喜雀唱枝头”的作品，要
更有历史责任感，更能富有反思精神——一个不知反思自己过失的民族，是
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我是这样理解文学与历史、历史与文学；昨天与明天，
明天与昨天的（胡乔木同志先后给我送过两封信，第二封信是在医院病中写
来的，老人为我三十九万字的长篇小说《北国草》，挑出了几个印在书上的
错别字，比如书中将严谨之谨字，错印成严紧了。我至今保存着这两封信，
并对老人逝世而常常感伤。）

如果把《帆》广义地看成文学之桅帆的话，涌浪和暗礁总是与帆之航程
相伴相随的。有的不属于浪和礁，大自然气流变幻无常，但这正是铸造作家
胆识和勇气的一种机缘。后来，我接到一封寄自北京大学西语系的一封信，
写信者就是《帆》中人物原型黄继忠。他在信中谈及往昔时说：我们虽然没
有谋面于劳改农场，但我从小说中看到你写的是我。朋友拿来一本《收获》，
我一口气读完，掩卷之后，悲思很久。接黄来信不久，因偶然机会，与昔日
为公安系统“老右”、当前在警官大学任教的邓成相遇，他说我的小说写得
虽然精彩，但有一个极富有人道主义的细节被我忽略了：当时邓在劳改农场
烧锅炉，为惜怜黄继忠带进劳改队的几个孩子，在严冬时节，他怕孩子们冻
坏了，每每从锅炉掏出来热炉渣，用大铁锹铲着，搬进孩子们居住的土屋中
去。

我对邓成说：“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些细节？”

邓成反问我说：你和老黄又没有在一个分场，“谁知道你要写老黄带进
来的孩子？”

我说：“他的事情，传到了‘西区’。我当时就有创作冲动，只是身在
‘曹营’不在‘汉’无法动笔罢了。听说孩子也跟随老右爸爸进劳改队来，


我想起了我昔日在另一个劳改农场看见过的两只白天鹅，经过主人豢养以及
囚徒们拿天鹅取乐，天鹅被异化了。我怕那两个孩子，天性中的纯洁，也会
像天鹅一样。。”

邓成说：“你说的是团河劳改农场，我也见过两只天鹅，但没有联想到
那两孩子。”
我说：“这大概就是作家这个行当的职业特征了，由一滴水联想到大海，
由一片落叶，而悲严冬之百花凋零。”

大概是在九○年春，我再次接到黄继忠的一封来信。信不是写自北大西
语系，而是寄自美国。他说他穿行了整个美国，身边带了我的几本小说集。
他感到我的小说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一些。我完全同意他对我作品的批评。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一本写实的《走向混饨》——一本在文学低谷时期引起
了轰动效应的回忆录，九○年居然被一个“作家”挑出来近百处“不应该”。
她说：“这儿不应该这么写！”我说：“这是生活真实。”

她说：“真实是有阶级性的。”
我说：“我奉信小平同志的实事求是。”
她说：“你是个党员。”我说：“这本来就是我党性的最高表现。”她

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我说：“不行，你免我的职好了。”远在美利坚的黄继忠先生，对我小
说提出的希望，无可挑剔之处，但他怕是忘记了昔日黄土地上的泥性了。每
块泥土有每块泥土的个性，盐碱滩寸草不生，粘土地可捏泥人；要烧成景德
镇的陶瓷，需要有景德镇的泥土。

帆说：我要去大海。
礁说：你绕开我走，不然你会沉船。
这就是《帆》与“礁”的生命本源。。



邓友梅

（1933—。。　）


笔名右板、舒直。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二年在八路军渤海军
区任交通员。一九四五年在新四军任文工团员。一九五○年后，曾任北京市
文联编辑。一九五三年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后任北京市第四建筑公司党
史部书记，辽宁鞍山钟表厂工人，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党组成员、书记处
书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是中国作协四届理事，中国对外友协理事，中
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1946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短篇小说集《京城内
外》、《烟壶》、《那五》、《邓友梅短篇小说选》、《邓友梅中篇小说选》、
《别了，濑户内海》，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大门以里二门以外》等。
其中，《我们的军长》获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话说陶
然亭》获一九八○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
壶》分获全国第一、二、三届中篇小说奖。《寻访“画儿韩”》是其代表作
之一。

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寻访“画儿韩”》诞生记

《寻访“画儿韩”》在我的作品中，是较特殊的一篇。我一向不依靠采
访写小说，更没有使用现成故事作题材的先例。这篇却是在较完整的素材上，
加工改造移到纸上的。

我有位戏剧界的老友，北京旗人。他的岳父早年在北京一个当铺当经理，
退休之后又推荐他儿子继任他的职务，这位少经理目空一切，年轻气盛，得
罪了文物界同行。同行就拿假古董（一件铜器）去当，把他骗了。他收下这
东西后，左看右看，终于发现是个假的，急得想跳井，没办法，找到他的老
子，老子把他臭骂一顿，就想出“画儿韩”的办法，把面子找了回来（主要
是找回名誉，倒不在赔钱上）。这位少经理我有幸同桌吃过炸酱面。那时他
已改行拉三轮，已不年轻，但气仍盛。这故事，是“文革”之前，那朋友酒
后作为攻击他内兄的材料讲出来的。因为少经理刚刚把拉三轮攒的钱买了个
旧缝纫机，却又是个废品。可见他不仅鉴别古物本事有限，鉴别“今物”也
很二五眼。

我听了一笑，毫无要写它的念头。那时我尚不熟悉所要写的人物，对文
物行也缺乏知识，没有创作冲动。

“文化大革命”中，无书可读。我订了些“考古”、“文物”之类的书
刊，弄找些佛学和占董的闲趣。退休无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运气，结识了
几位文物界、戏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闲谈之中，我学了不少旧北京的风
习世故。有一位书画界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帮他把造
假画和鉴别书画的经验写成文字，以供后人借鉴。我答应了，可总以为闲功
夫有的是，没有急于行动。去年春天我外出半个月，回来后在陶然亭便见不
到他了。一打听说是回乡下看儿子，着了点急，得了脑溢血，死在乡下了。
我听后失悔不及。本来我对他被排挤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这一死更加惋借。
前两年我们群中还死了个钱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怀绝技而无处可使的戏曲界
老人。我就想写篇东西，引起对人才的重视和珍惜。


在构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讲的那个故事。这时与十几年前不同了，我有了
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物储备。拿这故事来表现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记忆中
的人物，梢加改造，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铜器。可是亡友教了我
些书画的知识。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儿，写来得心应手。
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谁是照着谁描下来的。

这表明了一点道理：生活是基础，人物是核心。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
人物记忆，只凭编一个或是听一个奇巧故事，难以写出像样的小说来。故事
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与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为了考验细节的真实性，一九八○年八月我在火车上，对画家范曾同志
讲了这个构思。他听后没找出破绽，可是说外国有部小说和这故事相似，但
那物件不是画，而是珍珠。哪一国的，什么年代的，他忘记了。这很扫我的
兴，一度想放下不写了。后来我又说给几个读书多的人听，问他们可曾知道
哪篇外国作品与此相似，谁也没说出来。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写：管什么写
没写过，我自信画儿韩、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独有的。故事或许有相似
处，人物，细节我决不会与人雷同，别人也绝对不会与我雷同。别人可以写
的比我好，但绝写不成我这个佯。好比卖豆汁，你的酸里带甜头，我的酸里
带苦味。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尽管爱喝苦汁的人少点儿。我如果在动笔前发
现有人写了或正在写类似的作品，题材再好我也放弃。我已构思成熟的东西，
只耳闻与人类似，并无实据，就没必要管他。但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即
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
格，这样才有作品的存在价值。我没有作到这一步，但在向这方面用劲儿。
由此又联想到第三条，采用较现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
型很好，但对我不合适，我就不写。两年前，有个作家讲了个故事，叫我写，
我说写不了。后来由王蒙同志写，写的十分精彩，原因是对了他的路。我要
勉强写，敷衍成篇或许也能发表，但勉强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来呢？白
糟蹋一个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为“画儿韩”写的好呢？那倒不。“画儿韩”是篇毛病满多
的小说。解放后的那一段不仅写得简略，一般，而且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
这里原因很复杂。一是出于某种心理，我极力避免写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
从简；二是当真仔细写来，以我的功力，未必会写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
是那样写下来，就不是个短篇可容纳的了。

从艺术结构上讲，应当是写到甘子千决心去找画儿韩就结束。既完整又
利落。可我觉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写够不可，又没多少办法，就成了现
在这样虎头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续的寒碜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报》
寄校样来，编辑曾劝我把这后一段改一改，再加强些。我略动了一动，觉得
意见虽好，而我确实已没力量改好，只好将就着这样发表。如何把思想意图
更好地比为形象，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难题。

孙犁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谈“画儿韩”，我很感动。基本
论点我赞成，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被他说中了。就一般写小说的技术讲，当然
是写近的易，写远的难，写直接观察体验易，写间接的难。但我以为，若从
社会学的角度来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烦处，远的是非少一些。当然，以我这
种舍近求远，见困难就躲的办法实在不可取，今后要改掉它。

最后要说一点，就是“画儿韩”与我的另外两个短篇（《话说陶然亭》、
《双猫图》），都是我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


《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作来很不容易，我准备继续试验下去。

附带说明一句，“那朋友”把这事当作自家实事讲给我听，没有说他是
否有所刨作加工。若有所创造、丰富，按理我应当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边。
此人姓赵，名岳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为鞍山话剧团演员。十几年前
讲他内兄这段事时，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


浩然

（1932——）


原名梁金广。天津人。中共党员，一九四九年后，历任《河北日报》、
北京《友好报》（俄文）记者，《红旗》杂志编辑，作协北京分会从事专业
作家、副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文学》主编。是中共十大代表，
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作协第四届理事。五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
小说集《喜鹊登枝》、《杏花雨》，儿童故事集《幼苗集》，中篇小说《西
河儿女》、《赵百万的人生片断》，长篇小说《艳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