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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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他害怕回到旧社会去，他和他的女儿们，全是能人，个个都有自己的性格——这就

构成了复杂的矛盾纠葛。

有女儿，就要女婿。女婿们加上女儿们，各家各户，就形成了一个“社会”。。

几乎没有提纲。只写了一些人物传记。这些人物传记，已完全不是生活
中某某人的了，有真的，也有想象的，真真假假，组成一个家庭、一个社会。
我是完完全全地参与了进去，我的感受在这些人们身上找到了寄托和归宿。
我把自己多年来对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的思考，比较集中地写在许茂老汉身
上。我把长期农村生活积累起来的感情倾注在四姑娘和别的人物的命运
中。。后来，拍电视、拍电影的同志来了，演员们要我给介绍小说人物的原
型是谁，以便他们去采访。我却无论如何也指不出这些人物的原型来。许茂
是谁？四姑娘是生活中的哪一个妇女？我说不出具体的生活中的人名来。

文学作品，即便不是自传体，也一定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前进的
脚步声，以及悲欢离合等等。它是时代风云、群众生活所给予作者感情影响
的形象见证，个人与时代的结合的一个最真实的证物。

对于有些作品，如果仅仅是批评它们的作者“表现自我”，我认为，不
如认真地倡导和帮助这些作者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参加实际工作、学习马
列主义，使自己结结实实地扎根在劳动群众之中，积累生活，积累感情，与
群众、与时代一同前进。这样，即使他在作品中：“表现自我”，恐怕也会
多少表现出一些人民的共通的思想感情来。鲁迅说得好：“我以为根本问题
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什么
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
血。”鲁迅和他的同志们的革命文学实践，不正是这样的么！

很难想象，一篇小说、一首诗，没有作者自己的情感，那会是一篇什么
样的小说、什么样的诗？

十年动乱，民不聊生，穷乡僻壤也难于幸免，真是“社不成社，家不像
家”。这时候，我早已不是一个仅能为自己编织故事以安慰自己寂寞心灵的
孩子了。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人生的磨练，我从青年进入中年，我既是
一个必须贯彻上级方针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又是一个必须从事劳作以供家
养口的农民，有时候我自己就是矛盾的，曾经有过徬徨，痛苦，尤其是当我
感到是我自己在伤害着包括我在内的农民群众的时候。我真是百思不得其
解。但是，更主要的不是这个。生活不允许一个人永远处于徬徨之中。我不
断地读书、学习、思考（所幸的是，在“文革”十年之中，我是一个真正的
“逍遥”派，既没有如何被人整，也从不整别人，真正的庄稼人都是这样的，
我除了当会计、干农活，就有许多的功夫读书，后期在公社、在区上工作，
我的任务是协助抓农业生产，因为当时叫做“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
抓革命的同志不管生产，而管生产的则可以不过问“革命”，我属于后者，
又得到许多时间读书），希望找到一个回答：生活为什么这样？可不可以不
至于这样。。与此同时，农民群众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生活），以
及坚韧不拔的斗争，为求生存、求发展，人们进行着多么艰难而巧妙的斗争


呵！庄稼人是不悲观丧气的，尤其是女人们，她们看去软弱一些，而实际是
很坚强的，在“抗灾”方面比许多男子汉更具备耐力，不论多么艰苦，那希
望之火在她们心里都不熄灭，总是能够直面人生，含辛茹苦地去重建自己的
生活。有的人背井离乡，逃荒去了，更多的人留下来辛勤度日，还把应该上
交的公粮如数背到国家粮站去。人民是不会绝望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
见一个并不认识的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在田间小路上挖野莱。她们打着赤
脚，衣衫破旧。我不知道她们是母女俩，还是姐妹俩。当她们看见山坡上有
一丛鲜红的刺梨儿花时，那女人立即放下手中的篮子，爬上山坡去摘下一朵
来，插在小女孩的头上。我看见她们黑而瘦的脸上同时绽出一个开心的笑
来。。。偶然的发现，说来也是极平常的小事，却使我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平时的感受、思考、悲欢、爱憎，一切一切，都涌上心来，那一天，我在
笔记本记下这件事，并写着：“人民是不会绝望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人人
都可能遭遇到可怕的灾难、打击、艰难和不幸，而重要的是热爱生活，直面
人生。。”一九五八年，我被认为是犯了“同情右派”的错误，从学校“贬”
回家乡当农民，那一霎那间，确曾有一种“牛劲”；不能向命运低头，不能
在人生的艰难中沉沦。但我之对于人生的认识、信念，却是后来与群众共同
生活以后，才真正确立的。许许多多的经历和见闻，失望和希望，痛苦和欣
慰，包括我亲眼见到的那个挖野菜的女人，戴野花的小姑娘。。使我懂得了
严峻的现实与充满着美好希望的人生。于是，四姑娘，作为艺术形象，在我
心中出现了。

四姑娘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她悲苦，却并不明白为什么悲苦，她的
苦难及其抗争，一开始，仅仅是个人的事，她不能把个人的命运与整个祖国
遭受的苦难联系起来思考，因此她曾感到过委屈。写至第十章，她与颜少春
有一段对话。颜少春告诉她，由于种种原因，金东水认为目前还不是办喜事
的时候，这时她说：

“我能等，这么些年都等过来了。”
颜：“秀云，你真是个好女人！。。”


到这里，四姑娘的性格大大地发展了一步，四姑娘成长了。和我们许许
多多普通人一样，经历了人生种种磨难之后，才懂得了人生，才把个人的命
运与党、与祖国的命运联结起来，从今以后，才不至于再是孤苦、寂寞的受
害者，而是一个战斗者了。

我以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噙着眼泪写四姑娘。我把自己自懂事以来的
二十余年艰苦岁月的磨炼所积累起来的感情，二十余年从劳动农民——我的
父母兄弟姐妹们——身上感受到的美，大部倾注给了四姑娘这一艺术形象。

写许茂，我则比较冷静一些，理智一些。常常要狠心地使用一把解剖刀。
一个曾在合作化时期顺畅地生活过来的庄稼汉，为什么又变得自私了呢？一
个正在抖落着身上的历史灰尘、解脱着因袭的重负的农民，为什么又再次背
起了那个沉重的负担呢？。。我解剖许茂老汉不是目的，我的目的是解剖历
史，为什么历史会在这样的年头停顿不前、甚至倒转？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
的农业国，农业问题、农民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在如何对待农民这样一
个重大的方针国策方面，是不是出了点什么问题？“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
力发展水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为什竟然被制定政策的人


们忽略？真的是疏忽大意呢，还是有一条早已露头的“左”的路线在阻碍着
历史的进程，在给我们的许茂们制造痛苦？

纵眼望去，葫芦坝是满目疮痍；然而置身于其中，却又使人感到葫芦坝
生机蓬勃。葫芦坝真是小得不能再小，但它是中国农村的一角，从这一小小
的角落，看看我们伟大祖国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面貌。

——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有点狂妄，而且事实上没有达到“窥斑见豹”
的目的。然而，我在写作之初确是有过这样的“预谋”的。

我的生活、学识以及驾御文字的功力都不够。在这之前，我只写过为数
不多、质量不高的短篇小说。

自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夜到二十三日晨一个通宵里决定了要写这
本书以后，人物一下子涌到心中来了，“人物传记”写得很顺利。我想，只
要把这些人物传记“拼”拢来，人物的不同的性格发展历史，一“碰”上必
然发生矛盾冲突，有了冲突，不就有了情节、有了故事么？

的确，人物一个个都是非常熟悉的。

可是写起来却是费力的。到了第二年春天快过完了，还没有写出第一章
来。

一九七八年春，我参加区委工作组，住在杨家公社的金星大队。我依然
是管生产，别的同志管路线教育。我从旁看路线教育。在繁忙的大春播种的
日子里，白天跑田坎，晚上在大队住房里守着一盏煤油灯苦苦地写作。整整
一个春天，写出第一章来了，但是。。

四月二十九日的笔记：

。。现在写成的初稿第一章，几乎全是交待和议论。如果把它们都变成直接描写，
那么已足够一个中篇所需要的情节和故事了，它们是几年的历史呵！

在结构上，落笔竟是如此之难！不仅如此，问题还出在自己的创作思想
上。这一点我醒悟得比较快。紧接着四月三十日深夜的笔记里写着：

问题还在于出发点。以“问题小说”为出发点，必然导致失败。提出新的问题，是
必要的，但这不应是出发点。出发点应是给生活的本质以满腔热情的肯定。。

这个第一章，我给工作组的两位青年人看。他们都是小说迷，看过不少
小说的。我问他们有何意见，他们只是对我很抱歉地一笑。那意思是：对不
起，不行。。

失败了。但我也从中摸索到了一点规律。

第一章，介绍人物，展开情节，容易写得枯燥、平直，尤其是出场一个
人物，就来一番“过去如何如何”，都得交待一番，这不成了写人头档案了
嘛！

七月，工作组回到区上。我有较多的业余时间用来读书和写作了。其间，
写了两三个短篇，读了十来本长篇小说，多半是过去读过的；这一次读，就
专门研究它们的结构，特别是研究它们第一章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
我发觉，长篇第一章有许多种写法，这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最难处，不是
在结构上考虑它与通篇的关系，而是在“基调”上与通篇感情基调的一致性。
当第一章、第一节、第一段、第一句落墨之时，全篇的情节细节不一定都布


置好了，但通篇的感情基调则早已规定好了。作者写出第一句第一节以后，
情绪就必须把握在这个总的基调之中，以后就只能在这个基本调调允许的范
围内“变调”。

这个第一章，是太重要了。当我把第一章写出来，在地区内部刊物《沱
江文艺》发表，以征求农村读者意见的时候，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已经来临了。
接下去就比较地顺利，八月二十六日深夜写到第十章，即现在这个样子。

一九八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夜


路遥

（1949—1992）


陕西清涧人。曾任农民，小学教师，一九七六年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任《延河》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作协陕西分会专业作家、副主席。
后因过度劳累而英年早逝。一九七三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惊心
动魄的一幕》、《人生》（分获全国第一、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长篇小
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中短篇小说集《当代纪事》及
《路遥小说选》、《路遥文集》等。

早晨从中午开始——《平凡的世界》诞生记

在我创作生活中几乎没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这
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在凌晨两点到三点左右入睡，有时甚至延伸到四点
五点。天亮以后才睡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在《平凡的世界》全部写作过程中，我的早晨都是这样从中午开始的。
对于我，对于这部书，这似乎也是一个象征。当生命进入正午的时候，却要
求我像早晨的太阳一般充满青春的朝气投身于其间。

一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
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了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
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
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
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

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
题。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要改编作品。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
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
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
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
在于那个结果。

我不能这样生活了。我必须从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解脱出来。当然，我绝
非圣人。我几十年在饥寒、失误、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长历程中，苦苦追寻
一种目标，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对我都至关重要。我为自己牛马般的劳动得到
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我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但是，真诚地说，我
绝不可能在这种过分戏剧化的生活中长期满足。我渴望重新投入一种沉重。
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

但是，我又能干些什么呢？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人生》是我
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我承认，对于一个人来说，一生中可能只会有一个


最为辉煌的瞬间——那就是事业的顶点，正如跳高运动员，一生中只有一个
高度是他的最高度。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人生》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跃
不过的横杆。

换一个角度看，尽管我接连两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小说
和电影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
取悦于当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待。

在无数个焦虑而失眠的夜晚，我为此而痛苦不已。在一种几乎是纯粹的
渺茫之中，我倏然间想起已被时间的尘上埋盖得很深很远的一个早年梦。也
许是二十岁左右，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
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四十岁之前。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我所面临的困难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我缺乏或者说根本没有写长卷作
品的经验。迄今为止，我最长的作品就是《人生》，也不过13　万字。即使这
样一部作品的写作，我也感到如同陷入茫茫沼泽地而长时间不能自拨。是的，
我已经有一些所谓的“写作经验”，但体会最深的倒不是欢乐，而是巨大的
艰难和痛苦；每一次走向写字台，就好像被绑赴刑场；每一部作品的完成都
像害了一场大病。人是有惰性属性的动物，一旦过多地沉而于温柔之乡，就
更削弱了重新投入风暴的勇气和力量。要从眼前《人生》所造成的暖融融的
气氛中，再一次踏进冰天雪地去进行一次看不见前途的远征，耳边就不时响
起退堂的鼓声。

我想起了沙漠。我要到那里去走一遭。

我对沙漠——确切地说，对故乡毛乌素那里的大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或者说特殊的缘分。那是一块进行人生惮悟的净土。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
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大
沙漠。

无边的苍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