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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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二卷获茅盾文学奖）。
青年早期的“滥觞”——《李自成》诞生记
—。。 我为什么要写历史小说？
据我看来，一般人对历史都感兴趣，不感兴趣的恐怕很少。我自己对历
史也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对曾经产生过辉煌灿烂文化和年代悠久的祖国历
史。我不仅常常以此为骄傲，也常常希望和鞭策自己能够做一点对得起祖国
历史的工作。在青年时候，我曾经希望做一个历史学家，但是这希望没法实
现。我幼年和少年大半在失学中，只读过三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的初中，一
九二九年从故乡到了开封，有在河南大学读书的同乡学生替我造了一张假文
凭考上了河大预科。入校后，因经常参加开封的学潮斗争，被捕了一次，又
被学校开除，从那以后就以当时的故都北平为生活地方，开始了穷困艰苦的
投稿生活。研究历史需要一个比较安定的读书条件，而我没有，除依靠图书
外也需要自己有一定能力购买书籍，这条件我也没有。我只好走写小说这条
道路，一年年下去，就成了所谓专业作家了。
但是我依然对祖国的历史有兴趣，也留心史学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和斗
争。这样，日积月累，就为我后来想写历史小说打定了基础。假若我对于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没有一点基本知识，临时孤立地抓到明末农民战
争这个大题材，要写出《李自成》这样的长篇小说，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
想搞好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那样，不搞好基础知识是不行的。
想写好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不具备相当广阔的历史知识，好比希望在沙滩上
建筑高楼。我看见过不少前例，人们为写一篇历史论文或一个剧本，临时看
几本书，抓点材料，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历史，以求古为今用，这
一类论文总是经不起科学检验，而这一类文学艺术作品也很难深刻地正确地
反映历史。至于像“四人帮”那样为达到反革命目的而在历史领域里大搞实
用主义，那是另外一种性质，我在此只须嗤之以鼻，不用谈它。
在抗日战争后期，即四十年代开始之后，我开始想到写历史长篇小说，
同时想到写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关于写明末农民战争的小说，暂时留作下
一个题目去谈，现在只泛谈我想写历史小说的问题。
虽然我当时对祖国历史长河的重大问题已经具备粗浅常识，有了写历史
小说的初步基础，但是要真正着手准备，谈何容易！撇开掌握历史题材的思
想武器不谈，单说生活条件，也不允许我去从事这样的创作。现在三十岁左
右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从抗日战争中期到全国解放这些年中，国民党统治区的
生活情况。那时候除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数不清的苛捐杂税之外，还有通货
膨胀，物价天天飞涨，给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和忧虑。在抗战
后期，我已经出版了几本小说，后来又在一个大学里教课，然而我的收入不
足以养家糊口。我们进行任何深大的工作计划，除需要精神条件外，还必须
有相应的物质条件作保证。在那些年头，我不得不为生活挣扎，正如龚定庵
诗中所说的：“著书多为稻粱谋”。我既没有余钱去收集历史资料（那时候
在重庆和成都卖古书的铺子真多），也没有余力去从事明末历史的专门研究
和艺术构想。
解放以后，条件大变。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中，我已经
谈过党和毛主席指引我进行思想改造，给我提供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
泽东思想的方便条件，使我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同时也使我不再为生活担
忧。这两个问题，我不须再谈了。总之一句话：我要写历史小说的宿愿只有
到解放后的新中国才能实现。
在五十年代之初，我要写历史小说的兴趣愈来愈强，决心愈来愈大。作
家应该无条件地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将现实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写
出能够“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好作品。这是毛主
席指示的方向道路。但是如果为强调写群众的现实斗争就排斥历史题材，那
就形成了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不符合毛泽东文艺思想，不符合马、恩、
列、斯和毛主席对于历史和历史题材的看法。文学作品永远应当以反映现实
生活为主流，为重心，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在重心之外，还有侧翼，反映
历史生活的作品不可偏废。我就抱着这样的见解，不声不响进行工作。
在五十年代，我经常下工厂，下农村，参加各种重大的阶级斗争，这对
我非常必要。没有这样，便不能改造我的立场、观点、思想和感情。也就是
在这些年头，我愈来愈希望将下半生的创作重心转移到历史小说方面，我认
为这是人民所需要的，祖国所需要的。我的这种决心是同准备写《李自成》
的工作一起成熟的。当时促使我这样打算的原因是：第一，我对历史题材的
“古为今用”问题有了自己的认识，正如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
中所谈的，所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为历史小说走出一条新的道路。
第二，我经过长期作自我分析，明白自己的短处和长处，写历史小说可能会
使我的长处得到发挥。第三，我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怀着强烈的责任心，
从全国解放以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的这点责任心不曾消沉。我在决定写
历史小说的开始阶段，具体说就是决定和积极进行写作《李自成》第一卷草
稿的几年中，所遇到的条件并不顺利。正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给我以信心和勇气，认识到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提高和加强了我
的责任心。
二《李自成》题材的形成
远在四十年前，大概是我二十三岁那一年，我因失业，短期在开封，经
常到河南省图书馆去看书。该馆设在二曾祠，紧傍龙亨湖的南岸。阅览室很
宽敞，但每日进去读书的人寥寥无几。有时只有两三个人在里边看书，甚至
只剩下我一个人，檐际小雀啾啾。越发显得阅览室中的空虚和寂静。我看书
很杂，但较多的是文学和历史方面的书。这时我偶然发现了记载李自成三次
进攻开封的两本书，一是李光壂的《守汴日志》，一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
记》。这两本书给我的印象很深，多年不能忘怀。这是我接触明末农民战争
史料之始。另外记载开封围城战的书如白愚《汴围湿襟录》我是抗战期间才
看见的。倘若我后来不想到写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守汴日志》等书
对我也不会有多大作用，不料后来它会成为我对明末农民战争史料发生兴趣
的引线之一。古人说：“夫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滥觞。”人们治学问，
中年以后重要成果往往起于青年早期的“滥觞”之微，这情形并不少见。
抗战期间，我又接触到一些明末史料，开始动念写明末农民战争的长篇
小说。但力与心违，徒怀虚愿。解放战争期间，我在上海教书，着手研究明
代以东厂和锦衣卫为镇压工具的“特务政治”，写了不少笔记，还发表了一
篇历史论文《明代的锦衣卫》。同时我研究崇祯及其家族的政治生活，从明
武宗研究起，写了不少笔记，曾经以《崇祯皇帝》的题目在刊物上发表了一
部分。以上两件工作虽然都没有做完，但是对写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题材说，
不是“闲笔”，应该说是有必要的。这一些工作为后来我在小说中刻画崇祯
皇帝的生活、性格、必然亡国的历史命运，打定了初步基础。
写历史小说，必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不应该靠随意空想构成题
材。有一种写小说的办法比较自由和省力，就是抓取古人古事的一点资料，
随意编造，以古喻今，借古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让古人说今人的话，想
今人之所想。这一种办法我决不采取。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订本《前言》
中我曾经谈了我的道理，这里不多絮叨。简言之，我的主张是：作家必须对
众多的历史事实进行严肃、认真、细致、全面地分析研究，看清众多历史现
象之间的相互联系，互相作用，进而认识历史现象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
关系。孤立地考察一种历史现象，容易以偏代全。过分强调历史进程中的偶
然性，便无法弄清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不真正费力气收集和研究文献资料，
而贪图省力，以论代史或者用贴标签的办法对待历史，都不能正确地认识和
反映历史。随着我们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和不断地分析研究，我们的认识才会
不断深入，才会透过历史事变的错综复杂的现象，认识事变的本质及其规律。
只有当我们对于想写的重大历史斗争、参与的主要人物、事件的主要脉络，
大体认识之后，才能正确形成这一部历史小说的题材。
我们的史学领域中之所以能够胜过前人，是由于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倘若丢掉这个武器，我们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也可以
做出成绩，但是如果问题关系着阶级斗争，社会的运动发展，以及从错综复
杂的现象中分析出本质和规律，就会感到茫然，或不能识破前人论断之非，
盲信盲从，随波逐流。从另一方面说，史学是一门科学，对待任何问题都必
须态度老实，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特别是在对待史料上，不应该割裂一点，
不顾整体；只看对自己有用，不辨真伪；随心曲解，以证实自己的“新鲜”
见解。凡此种种不老实的态度和学风，都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作为科学武器使用，而只能作为论文中的装点词句，实际贩卖的是唯心主
义和形而上学。因为我主张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科学与小说艺术的有机结
合，所以我不能不重视作家在形成题材和进行创作的全部过程对待历史的态
度、学风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不去辛苦地占有大量资料，便不能对历史问题
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不采取科学的态度考订史料真伪，按照史料的本来真
面目进行分析研究，便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摆脱认识上的主观片面之失。不
时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便不能看清楚历史事变的深刻内
容、本质、运动规律，总而言之，一个作家能不能首先将历史作为一门科学
对待，关系着他所酝酿成熟的题材是否正确地、深刻地反映历史，关系着这
一题材的思想性，最后还关系着在创作过程中是否能正确地运用革命现实主
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随意对待历史，不惜曲解历史以宣传某种意
图，名之曰“古为今用”，首先违背历史科学的基本态度，决不能在创作过
程中体现革命现实主义，也不能有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在历史小说作家的劳动中，关于历史事变的科学研究，题材的形成，主
题思想的逐渐明确和深化，由简略到比较细密的艺术构思，原是互相伴随着
进展的，是辩证统一的，过去有人将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绝对分开，从而只
承认逻辑思维，否定形象思维，这个论断不符合众多文学艺术家的创作实践，
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逻辑思维只能够指导形象思维，不能代替形象思维。
形象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客观世界在头脑中能动的反映，决不是来源于逻辑
思维。没有形象思维，连最简单最原始的艺术也不会产生。而在整个艺术领
域中，各种艺术既有共同的规律，也有特殊的规律，即同中有异。以形象思
维活动说，写长篇小说和写短篇小说也是同中有异。善于写短篇小说的人未
必善于写长篇小说，善于写散文的人未必善于写小说，善写新体诗的人未必
会写旧诗。这是因为除共同的艺术规律外，还有各自的特殊规律。不承认不
同事物之间的差异，便是形而上学。
企图用逻辑思维代替形象思维，其结果必然不利于艺术创作，而只会促
使作品流于简单化、概念化，干巴巴的、千篇一律、以图解主题思想为完成
任务。如果逻辑思维可以代替形象思想，那么所有的理论家都可以创作出优
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用不着提倡独特的艺术修养了。另外，我们也必须看到，
不仅逻辑思想能够指导形象思维，而且伴随着创作实践过程的形象思维也能
够反过来影响逻辑思维，由于二者存在辩证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在一部长篇
小说的写作过程中会不断修改提纲，会不断地改变原来设计的故事情节、人
物活动甚至性格，也不断地修改、丰富和深化主题思想。
正如以上所说，狭义上的《李自成》的小说题材是通过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阅读和研究了相当多的历史文献，伴随着艺术构思
的草图，逐渐成熟。通过理论分析，我认为这一历史题材是值得写的；通过
艺术酝酿即构思，我感到自己可以写好这部小说，会探索我自己所追求的艺
术风格和美学要求。最近有人向我提出来一个问题，问我是不是在幼年和少
年时代在河南家乡常听到一些关于李自成起义的英雄故事，引起我三十岁以
后动了写《李自成》的念头。我回答说绝对不是。我在幼年时听到的李闯王
故事都是诬蔑李闯王的，说他在河南杀得十字路上搁元宝没有人拾。大顺朝
迅速灭亡，统治阶级把他当“流贼”看待，在野史和戏曲中充满颠倒黑白的
侮辱之词，影响了广大人民。起初我只是有一个写作的动念，或者说一种愿
望。解放后，我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为指导，阅读和
研究了相当多的史料，才将《李自成》的题材形成。虽然题材的形成必须依
靠阅读明、清之际的大量史料，但是写小说毕竟不同于写历史书，也需要我
有其他多方面的历史知识，包括书本知识以及亲身阅历和耳闻目睹的生活知
识。至于我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时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或错误，
那是我的能力所限，无碍于我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愿望和决心。正因为我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所以敢于将前人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敢于摆脱
流行的历史见解，敢于顶住李自成是反孔英雄和没有帝王思想的无稽之谈。
我如果没有这种坚持精神和勇气，盲目地随着前人的脚印走，或在复杂的意
识形态战线上随风转舵，《李自成》这题材就不会有多“大意义。那样，我
将既对不起古人，也对不起今人，我的小说将遭到读者惋惜、嘲笑、甚至唾
骂。
三内容和结构
决定写明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战争，这只是一个抽象的想法，并不能
指明小说的具体内容。确定具体内容，是我开始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必须首先
解决的问题。同是这个历史题材，不同的作家由于对历史题材的不同理解和
要求，具有不同的历史知识修养，不同的创作才能和创作习惯，会有各种不
同的处理方法，产生的作品决不会雷同，不会有近些年文艺界常说的“撞车”
现象。关于这部小说，在开始动笔之前，曾经有各种写法摆在我的面前，供
我选择。我可以从李自成幼年写起，也可以从他当驿卒的生活写起，或从他
当兵和起义写起，或从他一生中任何一个较有意义的时期写起。拿结尾说，
可以写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为止，也可以写到他失败了，仓皇地退出北京为
止，还可以写到他在九宫山牺牲为
